[转帖]“胡万林事件”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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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万林事件”大事记
1971年，胡参加“一贯道”封建会道门组织，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80年被释放；
1981年，胡万林因经济纠纷在家中将朋友杀害，胡因犯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1997年5月从新疆和静县监狱被释放；
1997年5月开始，在西安终南山、太原晋祠两地同时草草开办两家医院，开始了“神医”生涯；
1998年1月出版的《发现黄帝内经》，以洋洋70万言把胡万林包装为“神医”；
1998年2月底，西安警方出动大批警力、警车，突然包围、取缔了由胡主持坐诊、号称“天下最后一座医院”的终南山医院，胡从此逃匿数月；
1998年6月在商丘卫达医院再次“崛起”，直到在9月底惹出命案来。
1999年的“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发出3个提案涉及胡万林及其同伙，打头的是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委员。提案提出的明确要求有三：
一、查处胡万林谋财害命；
二、查处胡万林的“医托”；
三、查处纵容胡在新疆监狱非法行医和无故释放的有关人员。
1999年10月5日，商丘市公安局抽派睢阳分局部分民警成立专案组；
1999年1月16日，商丘检察机关在经请示省高级人民检察院后签发了逮捕令，办案刑警于当天下午（最后期限）火速赶到看守所执行逮捕；
1999年3月8日，商丘警方完成胡案预审终结报告、胡案提请起诉意见书，宣告胡案全部侦查终结，正式移送睢阳区人民检察院。
1999年4月，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停售、封存〈发现黄帝内经〉的通知》，正式封杀了该书；
1999年8月20日，胡万林被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检察院以非法行医罪提起公诉，睢阳区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胡案牵涉死伤者众，案情复杂，经提出申请，将此案移送中院审理；
1999年11月中旬，经商丘市人民检察院再次补充侦查、完善证据，将胡万林非法行医案起诉至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指控胡万林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经商丘市中院审查后，胡万林终于于12月29日走上法庭。
2#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2-11-7 21:05 只看该作者
与胡万林的狱中对话
1999年3月19日、4月2日、4月16日，记者三访狱中胡万林，以下为对话实录。
微笑：“我已经突破了‘R定律’”
提审室里，隔着一道冰冷的铸铁栅栏，记者与胡面对面站定。这是自胡在商丘入狱百天以来，新闻媒体对他的首次采访。
记：看起来照顾得不错，你对生活还比较满意。
胡：我在这里边，规章制度上还允许我不断学习。我现在，对于我研究了几十年的关于生命的速度、物质生命的速度，这是世界上难以突破的困难，在看守所里面突破了，也就是突破了“R定律”。
记：“R定律”？是英文字母“R”吗？
胡：是的，（眯眼会心地微笑）我研究了几十年的生命科学，总算把“R定律”发现了，发现了水的程序和我们生命的程序。
记：你现在有纸和笔，你写了有多少字了？
胡：大概可能有10多万字。入狱前我的书稿有一大屋子啊（挥动戴铐的双手示意体积有提审室的大小）。
记：有传媒说，商丘教师何素云、漯河市长刘法民等患者，在你收治期间死去，对这个问题请你谈谈看法。
眯眼微笑的面容消失了。胡万林瞪着眼，张开嘴，直视记者。唔，这张惊鄂、震怒、变形的脸。顷刻间，两位民警挟带着他，风样地转身离去。
自白：“我没有治死人”
记：没有取得行医资格的人不能行医，你明白吗？
胡：我知道，没有取得行医资格的人行医是非法行医。
记：行医资格应该如何取得，你知道吗？
胡：……
记：你治愈病人的具体数字是怎样统计出来的？
胡：我平均每天治疗500多人次，现在算来有百万人次。
记：你怎样判断病人是否康复？治愈的标准是什么？
病人治疗好不好，不是专家、医生说了算，也不是国家说了算，而是病人自己说了算，病人是直接的受益者和评判人。
记：据了解，你被捕后，执法部门收到了大量举报你治死人命的材料，但至今没有人站出来说是被你治好了的，你怎么解释？
胡：这不可能吧，这绝对不可能。“运动疗法”是不可能出现医疗事故、是不会治死人的。
记：可事实却是这样。
胡：绝对不可能。
记：商丘何素云死了以后，法医为签定她是死于大量失水，电解质紊乱，血浓度上升，导致血栓形成，你是怎样对她进行诊治的？
胡：我给病人下药是根据病人的身体情况下的，给何素云下药不存在剂量大小的问题。什么是硭硝，现在医学界好多专家都不知道。硭硝的矿物质太多，太优秀，这药是非常好的，我个人已吃了将近百斤，何素云的死和医院医生无关。
暴怒：“别以为你是记者我不敢揍你”
1999年4月16日上午，胡被叫到监狱大门口的值班室，随行的专案工作人员给他上了一副锃亮的手铐。
胡答记者问与柯云路关系：“我没看过他写的那本书，我没那么神，柯云路胡吹。我前后总共就见过他20分钟，我很忙，要看病人没时间会见他。”记者问：“你只见过他（柯云路）20分钟，柯怎么写得出那两大本几十万字书？”胡说：“那可能是他搜集了一些病友的材料弄的。柯云路净胡闹。卫达医院在商丘开业的那天，我还骂过他跟罗雪柯（柯云路夫人）。”
记：“老胡，你一共治了多少病人？”
胡：“100多万吧！”
记：“那你的非法所得就算每人（病人）100元，也有一个多亿，这些巨额财产哪里去了？”
胡（勃然大怒）：“放屁，啥叫非法所得，我行医是合格的，有各级政府发的证件。”
记：“都有哪些政府？”
胡：“国家、国际的政府都有。”
记：“国际有政府吗？”
胡一时想不清楚，答：“唔，国际当然有国际的政府，我的钱我自己没有，我只管研究我的科学。我是个对钱、家庭没概念的人。”
记：“‘胡大师’，以前你那么多锦旗，感谢信成百上千，怎么到现在警方找不到一个作证的？相反倒是有几百封来信和材料证明你非法行医治死多人。”
胡第二次暴怒：“放你妈的屁，狗日的，那是公安局的人只搜集对我不利的材料。我没非法行医，是搞错了。”
记：“那你对你治死多人怎么看？”
胡：“你是个坏东西，我的生命科学是对的，不会治死人。”
记：“比如何素云，她喝你的硭硝水喝死了，怎么解释？”
胡破口大骂：“何素云死得活该，还应该追究她家人的责任。她自己本来有高血压多种疾病，跑来找我医，我没医过，她又不信我，又不按我的要求服药，死了我不负责。”胡万林提到何素云双目冒火，他是因为这个事件闹开而断送“神医”生涯并入狱的。胡骂：“你个狗东西，你以为你是记者我就不敢揍你，我就揍你！”旁边干警喝斥，胡老实下来。
记：“秘密在哪儿呢？你看病不诊脉不问疗，眼睛扫一扫就让人喝硭硝水？这不是在行骗吗？”
这问话触到了胡万林的痛处，“神医”破口大骂：“你个狗东西，我揍你，说我行骗？我这一辈子搞研究行啥骗？我这是我的研究，硭硝水有几十种矿物质，是非常好的东西，我就吃过上百斤。人70％是水，人最大的功能就是吸水和排泄功能，从人体组织把病水排泄了，补充新的水，人就恢复了正常，这也可以治病，我把这个叫复苏定律，以前叫R定律叫错了，那是200多年前外国人发明的……”
记：“你医死那么多人，你的这个成果今后谁还敢要呢？
谁还信你的呢？你当年学医的那个农村医生，有记者采访过他，水平很一般，他又怎么可能培养得出你这样的神医呢？”
“神医”暴跳如雷，胡指着记者骂：“你个狗东西，你和司马南一样的坏，你不是好人，你××。我师傅水平差，我不可以自学？连《本草纲目》我都发现很多地方错了。我告诉你，《本草纲目》错就错在不敢用药、不敢使劲上，后来那叫宫庭疗法，那么多皇帝就死在这上面。”
记者插话：“那就你太敢用药了。”
胡骂道：“妈×××，你个狗东西，谁说我医死了人？我一个都没有，全是冤枉我。”
记：“是现在吗？”
胡神情顿挫：“那是以前。”
摘自: 北京青年周刊
作者：李卫华 刘伟亚
3#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2-11-7 21:05 只看该作者
科学家眼里的“神医”胡万林
作者 金振蓉
曾经有一阵，一个四川的农民胡万林被吹成了“神医”、“现代
华佗”，他在河南还开办了号称“天下最后一座医院”的“终南山医
院”，欺骗患者说什么疑难病都能治，现在，这场闹剧终于收场了，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审判。那么，胡万林是怎样治病的呢？在中国科
协的一次座谈会上，与会科学家们，特别是中西医医学家们，揭露了
胡万林治病法的伪科学本质。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北京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李乾构说，我是北
京中医医院一位中医大夫，学习中医40年了，我认为胡万林治病不是
按照中医的治病方法，而是巫医的治疗方法，中医治病讲究望、闻、
问、切四诊进行，一般来说，一个大夫半天里能看20个左右的病人，
而胡万林一天能看五六百人，这只能是巫医的看法。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胡亚美说，胡万林吹嘘
自己39天就治疗了29名白血病人。如果是这样，我要拜他为师了。胡
亚美是我国治疗儿童白血病的专家，经过她和医务工作者20多年的共
同努力，她们已使180名患白血病的孩子活过了10年以上，这已经是达
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了。胡亚美说，我们治疗一个白血病人，至少要3年，
而胡万林吹嘘39天就能治愈，简直是太荒谬了。她说，什么叫治愈，
我的病人，2个星期至4个星期就能得到缓解，表面上挺好，但如果不
继续治，仍可复发，这不叫治愈。
中科院院士、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教授王夔说，一种药是怎么产
生的？它要经过科学研究的过程，经过长期研究，经过多少次实验，
才能搞出一种药。而现在我们报纸上经常这样宣传，一个人受到一个
感触，他就下决心攻克什么什么病，于是他就翻阅“大量资料”，得
到了启示，尝了多少药，甚至拿自己做实验，一下子药就出来了。在
做广告时很多都是这么说的。报纸上是连篇累牍地来宣传某某人就是
这样成了一个神医。这样的情况是完全违背卫生部规定的医疗方法和
新药产生过程的。胡万林说他年轻的时候熟读《本草纲目》，我不知
道他怎么熟读的，是背下来了还是怎么样，说他的医术是长年钻入深
山老林修养得来的。不管中医、西医都承认一点，就是一定要实践。
你不接触病人，到深山老林里，自己没有这个病，居然就能悟出了治
病的道理？出来就能给人看病了？这是违背我们医学教育、培养医生
和医学发展原则的。
解放军总医院的主任医师俞森洋说，医学发展到今天，对一种病
的有效率、显效率、治愈率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
外都有很严格的一套标准，有一套检查评价疗效的方法。比如说癌症，
我们一般讲缓解率，5年生存率，不轻易说治愈率，因为临床上我们曾
看到癌症过了10年还有复发转移的。胡万林从开始行医到统计疗效，
一共是4年多时间，他吹嘘治愈率是多少多少，这个数字根本经不起医
学上的推敲。
中国中医药学会教授李致重说，缺乏科学的地方，愚昧就自称为
科学。出现胡万林的土壤，就是愚昧。40年代初，在世界上颇有影响
的农业经济学家晏阳初先生在河北定县一带推行的平民教育，其核心
是四疗，即疗愚、疗私、疗贫、疗疾。我国人口中文盲有一亿多人，
如果把不懂科学常识的“科盲”也算进去，恐怕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所以，要把科学知识的普及作为当代强国富民的重大战略任务。他的
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4#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2-11-7 21:06 只看该作者
胡万林涉嫌犯罪事实
事实一：被告人胡万林在陕西省长安县终南山医院非法行医期间，于１９９７年
１２月１６日对郑州７１３研究所工程师王宝然诊治，王连续多次服用胡发给的
加有大量硭硝的中药水后，反复呕吐、腹泻，１９９８年１月９日昏迷后被其妻
送往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次日抢救无效死亡。
事实二：１９９８年初，终南山医院因非法行医被依法取缔后，胡万林又接受商
丘市卫达医院院长刘文春（因涉嫌非法行医被批准逮捕，现在逃）的聘请，于１
９９８年６月２３日在商丘市卫达医院进行非法诊疗活动，并于当年９月２１日
对河南省漯河市市长刘法民进行诊治，刘法民在连续３日服用了胡发给的加有大
量硭硝的中药水后，出现抽搐、昏迷、呕吐、腹泻症状，经医院抢救无效，于９
月２６日死亡。
事实三：同年９月２８日，商丘市退休女教师何素云接受胡诊治，连续３日服用
胡万林开的含有大量硭硝的中药水后，第４日死在卫达医院。上述３名患者经法
医鉴定，证明为硭硝药物引发其它病症导致死亡。本报辑
解放日报
1999/12/30
5#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2-11-7 21:06 只看该作者
胡万林案相关人物
反伪科学斗士司马南
司马南说：这次胡万林是以非法行医罪被提请公诉的。但是我要说的是，胡万林不仅是非法行医，其犯罪的本质是故意杀人。据法学家的解释，所谓故意杀人就是一个人在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时，他仍然故意放纵自己的行为。胡万林正是这样，他知道自己一把一把的硭硝给那些危重的病人施用，是一定会导致一些人死亡的。
胡万林的律师楼献
在全国新闻媒体一片对胡万林批判声讨的声浪中，楼献律师声称要无偿为胡万林做无罪辩护。楼献认为，从律师的职业角度看，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每个公民都应该维护来之不易的法治精神。对于胡万林治死人命的事，楼律师称，胡万林受聘的卫达医院多收治危重癌症与疑难病患者，若包治不死一人，他胡万林岂不成了完人？
《发现黄帝内经》作者柯云路
何素云之子傅磊来说，“胡万林被定罪后我将起诉柯云路，以告慰母亲。”
傅磊认为母亲何素云的死与柯云路的《发现黄帝内经》一书有直接关系。傅说：“我母亲的死，可以说是文化的悲哀、识字的悲哀。我只有起诉柯云路，才能对母亲有个交待，才能告慰母亲……。”
然而有关专家分析说，柯云路写作《发现黄帝内经》显然不能成为胡万林案的共同犯罪人。在胡万林诈骗罪成立的前提下，还需要足够的证据证明柯云路的《发现黄帝内经》对胡万林捏造“神医”这一虚假事实起了重要作用；证明柯云路在出版此书之前已知道胡万林不像他书中所描写的“神医”，否则柯云路也只是一个受骗者。与此同时，还需要有证据证明柯云路出版此书的目的是骗取他人财物。上述各条件如不同时具备，就不可能给柯云路定罪。本报辑
解放日报
1999/12/30
6#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2-11-7 21:07 只看该作者
商丘法官付磊的讨胡历程
今年８月２０日，曾被媒体广为关注，让人们山呼“大师”、“神医”的胡万林终于被检察机关起诉。在胡万林“神话”即将破灭的时候，人们不禁想起了在“讨胡”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人———付磊。
付磊现年３５岁，系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的一名普通法官。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日傍晚，其母何素云吃了胡万林带有大量硭硝的“汤药”后，惨死于商丘卫达医院。作为付家兄妹四人中的老大，付磊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为冤死的母亲讨取说法的责任。
天降噩耗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日一大早，在上班必经的一个菜市场里，付磊和多日不见的母亲相遇了。母亲何素云正忙着买菜，看见赶着上班的儿子，忙说：“今天国庆节，晚上你带上孩子回家里吃饭。”平日里忙于公务而难得与父母团圆的付磊怕母亲过于劳累，他在答应母亲的同时，还叮嘱母亲说：“晚上回去我来做菜，你就不要再忙了。”说完，他便匆匆上班去了。
付磊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这街头偶尔相遇竟成了母子的永别。
晚上７时左右，付磊接到家人的传呼：母亲出事，父亲被打。
当他心急火燎地赶到母亲治病的卫达医院时，只见已经绝气的母亲被放置在医院一间空房地上的凉席上，而被打伤的父亲已被送往医院。
飞来的横祸，让付磊欲哭无泪！他忍着悲伤问明了母亲突然死亡的原因后，决定找医院负责人和“主治医师”胡万林讨个说法。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付磊和他的家人们除了知道卫达医院是卫生局所属的医院，胡万林是医院聘请的医生外，对胡万林此前的“威名”和不断的是非还一无所知。
当天晚上，当地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分别找付磊及其家人谈话，征求付磊家人们对“这次医疗事故”的处理意见，同时劝说他们尽快将尸体移走。已经对医院和胡万林有了初步了解的付磊对调查组的人说：对我母亲突然死亡应正确认定，首先应查清胡万林这个人的背景，他是不是合法的医生，不查清胡万林的身份，怎么能说仅仅是医疗事故？你们应该尽快找出胡万林。
北京寻找司马南
何素云突然死亡，胡万林“神秘”失踪，闻讯的记者聚集商丘，一时间“胡万林商丘事件”爆发了。媒体揭露胡万林的报道传开后，１０月９日晚，警方开始传讯胡万林。卫达医院院内马上出现了“我们要活命，我们要健康，我们需要胡万林老师，坚决强烈要求立即释放人民的好医生———胡万林”的大字报。
不久，付磊在记者的建议下悄悄地来到了北京面见反伪斗士司马南。当付磊对反伪科学斗士司马南、全国政协委员郭正谊讲完母亲被治身亡的经过后，郭正谊震惊不已，他们马上将消息通知何祚庥，决定召开“胡万林非法行医”的“新闻通气会”，“再不能让这个骗子跑掉了”。
１０月１６日，在北京的科技会堂，付磊和其他几位死于胡万林“汤药”之下的死者家属们带着“生死协议”和胡万林签名的《发现黄帝内经》等证据材料，向参加“新闻通气会”的数十家报纸、电台、电视台记者、法律专家、科技界知名人士讲述了亲人上当受骗后被治死的经过。
１０月１７日，首都和外地的几十家媒体开始连载“胡万林坐镇商丘又‘杀人’”的报道。这天晚上，付磊返回商丘后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胡万林又逃跑了。
四面楚歌
北京“胡万林事件新闻通气会”后，许多新闻单位的记者赶到了商丘，追踪采访胡万林。
与此同时，胡的支持者们开始站出来公开辱骂正当讨取说法的付磊。一些人传言对他的人身安全进行威吓，一些人公然利用传媒侮辱他的人格。
１０月间，一篇署名“阿迪”的《重重迷雾锁商丘》一文在《中国气功科学》杂志上公然发表，文中披露“胡万林商丘事件”的所谓真相，以大量的篇幅把因服用 “胡大师”三服药后死亡的受害者、小学教师何素云之子付磊说成是打砸抢的违法分子；把商丘市政府形容成一个狡诈的、言而无信的政府；将商丘警方从上到下描绘成一个只管要支票，吃喝玩乐，不讲法律的警方；将一个草菅人命的“中国巨骗”胡万林渲染成一个内心光明磊落，处处为病人负责的好医生。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１日下午，付磊专程前往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一纸诉状将《中国气功科学》杂志社、社长管谦、作者“阿迪”告上法庭，要求“立即停止侵害，刊文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精神、经济损失１００００元。”
这期间，各地媒体对胡万林“出山”后各种恶行的揭露也渐成高潮，付磊也掌握了大量的受骗于胡万林的患者的信息。从这些信息中，付磊知道了此前之所以没有人站出来与胡较量，一是由于胡在各地的医院从不为病人建病历，不少人死在医院时也没有医疗鉴定，他们苦于没有证据；二是大多数人感到要告倒胡太艰难，这些人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追究胡；三是胡及其同伙为逃避法律责任，设计策划了许多误导病人的方案，比如让病人签“生死文书”和含糊其词的广告等。
对付磊而言，不幸中的大幸是，在母亲死亡时保留了现场，而且有权威部门的专家对尸体做了解剖鉴定，其结果与胡万林的“硭硝”有直接关系。
打世纪官司
应该说，是付磊无畏的勇气，为母亲讨取公道的韧劲，还有众多媒体的广泛揭露报道及公安部门的全力办案，最终将曾经横行几个省市都安然无恙的胡万林抓捕归案。
去年１２月１０日，当付磊得知胡万林在上海落网被押回商丘的消息后，他疲惫了两个多月的心第一次感到欣慰。他高兴地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一直等待胡万林信息的外地死者家属们和关注胡万林的记者们。
今年元月１６日，胡万林因非法行医罪名成立，被当地公安机关执行逮捕。
今年３月２日，一份由河南商丘死者家属付磊联合山西太原张丙详、郑州陈芙蓉、商丘睢阳区农民张令合等联合签名的《非法行医 胡万林团伙乱神州 人命关天 敬请中央领导关注》的举报材料传送到北京，分送至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国家公安部。
７月底，随着胡万林案的进一步发展，当地检察机关征求付磊对胡刑事附带民事的意见时，付磊提出要追加柯云路等人为被告的要求。由于柯的所在地不属商丘管辖，加上当地也想尽快了结胡案，就劝付磊不要在胡案中涉及太多的人员。
“但是，胡万林的活动确实与柯云路等人有关，即便此次你们顾及不上柯云路，等胡案审结后，我也要另行起诉柯云路、作家出版社等，我要与那些为虎作伥的人们打一场世纪官司。”付磊说。
摘自：南京服务导报
2000/01/21
7#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2-11-8 08:15 只看该作者
胡万林商丘事件质疑？
禾 象
98年10月以来,胡万林商丘事件被媒体炒的沸沸扬扬,开始是晚报、生活周刊类参于，以后又发展到大报大台参与，把这种炒作推向了高潮。笔者作为目击事件开始情况的记者、胡万林商丘事件的目击人，有许多疑问，说出来请各界人士评说。
一些炒作胡万林事件的媒体，观点极端，题目很大。如：“科学向胡大师宣战”，“胡万林非法行医又欠人命案”，“中央批准逮捕胡万林”，“胡万林案开庭指日可待”等，而且多是一家之言，观点一边倒，只是到了99年9月《大河报》才开始发表两方面的观点，发表了记者采访柯云路夫人罗雪珂的文章。99年底胡万林案开庭公审，来自全国各地的160多名记者云集商丘。据有关人士透露：原定开庭后判胡万林14年有期徒刑，但因众多记者目击庭审后，多数记者尊重事实，发稿质疑胡万林在商丘行医是政府行为，所以拖了8个多月未下一审判决。严重违反了按审级定案的基本司法原则。据有关人士透露：商丘中院逐级请示到最高法院提出此案“五个方面的基本事实不清楚”，让商丘中院调查清楚，商丘中院提出“上级法院拨给我们足够的经费后才能开展调查”……2000年8月下旬商丘中院再次将此案请示到最高法院，目前尚不知最高法院作何答复？
为胡万林提供法律援助的一审辩护律师楼献认为：一审程序已经走完，商丘中院必须作出胡万林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罪”的一审判决；未经开庭，法院做案件补充调查是违反法律程序的；如因证据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定案，也应该变更“强制措施”，不能无限期关押“犯罪嫌疑人”。楼献律师已于近日再次正式向法院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意见书。
胡万林究竟是神医还是神骗，“运动疗法”是科学研究成果还是伪科学骗人的把戏？已经争论了近６年，因为一个门诊病人何素云在家突发心脏病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这一事件，这种争论、讨论就几乎变成了一种声音：对胡万林全盘否定。这是否公正？几个“专家”就能代表“科学”判定“运动疗法”是伪科学吗？对此案件，商丘已立案，进入了法律程序，案件正在侦查、补充侦查、检查院未起诉、法院未判决，个别人根据什么判定胡万林“非法行医”“治死人命”？在强调以法治国的今天，逮捕嫌疑人需要中央批准吗？起诉、开庭是检察院、法院做出决定、还是个别媒体记者作出决定？
读者有理由怀疑，个别记者是受人指使，所以并未实事求是地认真深入采访，带着极片面的观点，事先认定胡万林已构成非法行医罪，有选择地报道事件真相，舆论干涉司法独立办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能确定有罪”。《人民公安报》99年4月23日载：“1993年 10月8日经新疆农二师第三劳改支队申请，和静县卫生局给服刑中的胡万林发了行医许可证，有效期从1993年11月4日至1994年4月10日。” “1998年6月15日胡万林到商丘市卫达医院。同年8月9日,
该市卫生局下达文件，允许胡万林在卫达医院坐诊，9月26日该医院正式开业。”“胡万林听说有重病号，就到医院东门外看了看何素云，说：‘是心肌梗塞，抬下来输氧。’说完转身离去。”商丘“给胡万林办了行医资格证书，职称是‘中医内科主治医师，加盖了市卫生局人事科的公章”，“按有关规定，商丘市卫生部门不具发行医资格证书的权限，因而，他们为胡万林办理的证书不具法律效力。”“在卫达医院试业时，刘锡鉴（笔者注：原副局长，现任正处级调研员；同时还有副主任医师、副局长赵文立，现调卫生部工作；还有中医副主任医师刘文春、刘斌）等19人对胡万林进行了长达两个月、考察了182例病人的临床疗效考察，这份报告提交给了商丘市卫生局，也在某刊物上公开发表了。其文字严谨、内容翔实，还附有胡万林的十余个药方，看上去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因崔桂云和刘法民尸体已火化，无法进行法医鉴定，故起诉书中只提到何素云一人。”“由此看，要认定胡万林到底医死了多少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有证据，而许多证据现在已经无法取到了。”
人民公安报报道的事实部分是权威的，但其文中观点有些不敢苟同。胡案专案组向媒体宣布，已有充分证据认定胡万林非法行医，但为什么经检察院审查认为：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两次退回公安补查呢？试问：取到的证据尚不足起诉，“无法取到”的证据怎么能判定是有效的法律证据呢？《羊城晚报》99年8月23 日报道：“对胡案的正式起诉书已于20日送到当地法院，法院将在1个半月的有限期限内开庭审理。”可时至11月份仍在做“有罪追诉”补查，仍未开庭，定不了罪名仍在超期羁押，符合“疑罪从无”的法律规定吗？以法办案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重证据不重口供，更不应该受“强大舆论”的左右。胡万林93 年初作为服刑犯人被允许开始行医，7月23日在223团正式挂牌坐诊至97年7月15日无罪释放后离开新疆，97年7月至98年10月12日又受当地政府批准在山西太原、陕西长安、河南商丘三地行医，前后近６年时间，收治各类疑难绝症患者百万以上人次，为什么不调查一下治愈了多少？缓解症状延长生命及无效的各是多少？有的记者说，“胡万林治好了多少人我不管，只要他治死一个，就必须治他的罪！”这是科学的公正的观点吗？卫达医院根本不存在“东门”，可见记者并没有进行深入采访。请问天下人：有卫生局发文件批准的“非法行医”吗？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是宪法的规定，ＣＣＴＶ今日说法栏目“胡万林话题”连续报道（8月14日-17日），在年龄、身世上纠缠，这与定罪有何关系？导视语突出介绍：胡万林说“母亲是我认的”；杨素珍说：“是我亲生的”；谁说的正确？被专案组特许独家报道胡案的《大河报》８月14日发表的文章中，记者转述专案人员调查情况说：四川绵阳“当地派出所所长经办过胡万林杀人案，用浓重的方言介绍说：胡万林从小父母双亡，小学没有毕业，具体年龄现在约摸也就50来岁。”说法者和记者谁说的是真话？
请问99年1月31日ＣＣＴＶ《今日说法》栏目主持人，根据什么说“胡万林非法行医治死人命”，“崔桂云吃到第７副药后就死了”，采访镜头跨度４个月，记者应该是深入了解了事件的过程，但为什么隐瞒真相？崔桂云８月初吃７副药后向病友说：“胡大师的药太难吃了，我情愿病死也不吃了！”９月15日果然死了，这与一个多月前吃胡万林的汤剂中药有什么直接关系？崔是不是晚期食道癌？
《今日说法》主持人张绍刚先生：您一贯主持正义，今日说法，法断事理，关于胡万林的话题为什么这样不公正？四次节目连续报道80分钟，99％以上的说话权力都给了倾向于认定胡万林构成非法行医罪的人？患者肯定胡万林医术讲话的镜头只有三四秒钟两句话：胡万林“这药神了，才两副药啊！”为什么不播放患者肯定胡万林医术疗效谈话的实况？对于一个热点现象的讨论话题，这公正吗？你为什么不借鉴一下97年《焦点访谈》栏目记者到223团监狱采访胡万林的专题片？你们的记者是不采访了胡万林治愈的癌症患者，如二炮某部后勤部长、大校孙树升，奎屯农七师教育中心教授陈肇亨，北京的吴信哲、陈梅〔电话010- 80493699〕、吴先丽〔010-62187851〕，天津河西区的辛凤仙、吉林的魏铁雷〔0431-8738200〕，上海的张帆春〔021- 56623160〕乌鲁木齐的汤传英、太原的赵怀亮、哈尔滨的乔学勤、杭州空军干休所的金慧〔0571-6457831〕、商丘的耿华〔0371- 2212171〕、陈兰萍〔0371-2520102、李绍仁〔0370-2213688转李涛〕……是否采访了千千万万各界吃过胡万林中药的患者……例如上海的周武英、浙江的章皆平、北方交通大学的陈在、天津的郗志琴、商丘的陈玉安〔0370-7212159〕、练运先〔宣传部副部长〕……等人？你们是否采访了肯定胡万林“运动疗法”的医学专家、各界人士：如原国家中医药局领导吕炳奎、301医院主任医师孟宪臣〔为中央领导做保健医生40年〕，南京中国药科大学教授李枝，医学专家李志超、安志、焦玄、徐迎新；全国政协常委冯理达、陕西省副省长巩德顺、姜倍真、齐邦显，原省委副书记董继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会长金珠德，中国工程院院士关君尉；江泽民主席的堂弟江泽恩；外交部前大使周贤觉、彭增九、龚西；原解放军总后卫生部长石生才，还有……
请问《今日说法》的嘉宾袁钟博士：你根据什么说胡万林制造神秘崇拜？胡万林何时何地说过他可以包治白病？千千万万求医者都只听胡万林说过：“我不能包治百病、包人不死、运动疗法还是初创阶段、还需要不断完善、现在因药物、水质、病人医护人员配合等条件限制，对很多病的治愈率只能达到５０％左右。”胡万林在很多场合对患者说：“世界上没有超自然的神。你们为什么喊我大师，为什么不叫我医生？”患者称他“大师”，记者、作家报道中说患者称他为“神医”“华佗”，这与他本人有什么关系？
《工人日报》99年9月4日载《胡万林新疆“发迹”内幕》一文说：“……监狱请来县卫生局和州药检所有关人员前来对胡万林进行鉴定。鉴定方法是，将一些中药材磨成粉，让胡万林辨认是什么药，说明药理及收获时的形态。专家们认为，就胡万林对一些中药药理的了解，他的确是可以治一些病的。……癌症病人情急之中来到胡万林这里，其中一个曾被大医院判定，最多再活一个星期。吃了胡万林的药后，这个人活了三个月。……便一传十，十传百。终于，胡万林被病患者造就成为胡大师……胡万林对所有病人统一用药是：朱砂、冰片、芒硝。……当地有不少人证实，看到胡万林多次将病人送的‘红包’扔出门外。他还为一些贫穷的患者垫付医药费。”患者崇拜胡万林的医术，这与胡万林本人有什么关系？
袁博士根据什么说10秒钟诊断一个人的病情不可能？任何一个少具常识的正常成年人，一秒钟就可以从气色、形体表情上看出一个人是否有病！袁博士的专业是中医药学和生命科学吗？请问袁博士、何院士是否研究过生物信息场、信息波？“望而知之者神，闻而知之者亚”，现今中医药院校教材《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讲：“师曰：病人语声寂然喜警呼者，骨节间病；语声喑然不徹者，心隔间病；语声啾啾然细而长，头中病”。《金匮发微》：“无病之人，语声如平时，虽高下疾徐不同，决无特异之处。寒湿在骨节间，发为酸痛，故怠于语言而声寂寂，转则剧痛，故喜惊呼。心隔间为肺，湿痰阻于肺窍，故语声喑然不澈。头痛者，出言大则痛欲裂，故语喑喑然细而长，不敢高声语也。”“老师说：病人呼吸时两肩耸动，这是心胸有痰浊壅阻，肺气不宣。病人呼吸时引动肺气上逆，则为咳嗽。病人张口呼吸，上气不接不气，这是肺瘘病，常伴咳嗽唾涎沫。”中医诊病须望闻问切同时用吗？《药典》一般规定芒硝一次用量不超过９克，没有突破，何来的创新？几百年前的人生活在大气严重污染的环境中吗？今人古人致病因差别多大？你对大气科学、环境学研究到哪个层次？去年我国雅鲁芷布江大峡谷科考队证实了传说中的大瀑布，未被证实的传说就一定是迷信吗？江泽民主席说：“中国的医药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早在公元前二五ＯＯ年，中国人就开始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活动，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从春秋战国到清代的名医介子推、祖义、麻知己、张子和等都用泄法治病，他们所用的芒硝、冰片、一次量是几克？华夏出版社95版《药王全书》载：芒硝可治60多种病，朴消可治120多种病，胡万林用的是玄明粉还是芒硝，你验证过没有？胡万林在商丘卫达医院所用的中药是八百种还是一千种，你实地验看没有？鉴定疗效最权威的是病人，还是书本规定，专家评说？
中国中医出版社96年5月版《神农本草经中药彩色图谱》第202页载：“朴消，味苦，寒，无毒。治百病，除寒热邪气，逐六腑积聚，结固，留癖，能化七十二种石。炼饵服之，轻身，神仙。生山谷，有咸水之阳（本经原文）……朴消，芒消，马牙消，玄明粉等，其基原相同，主要成份是硫酸钠，因提炼纯度以及结晶形态不同，而有不同品类。[功能主治]泻热通便，润燥软坚，清火消肿。用于实热便秘，大便燥结，积滞腹痛；外治咽喉肿痛，口舌生疮，牙龈肿痛，目赤，痈肿，丹毒。”河北科技出版社94年6月版《中国名医名著名方》中的名医篇介绍了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从正（字子和），用汗吐泄三法治病，被称为“攻下派”；名著篇主要介绍“内经难经类”和“伤寒金匮类”；名方篇介绍的“大陷胸汤”，来源于《伤寒论•辨太阳病脉并治下》，组成为“大黄六两，芒硝一升，甘遂一钱七。
以上例举万分之一的中医经典、名医、名方说明：芒硝是很好的一味中药，只是今人对其知之甚少而已。笔者多次吃胡万林加元明粉的汤药体验，多次听胡万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背诵《汉本经》、《道源经》两部古书中的部分章节和加减汤头，据此判断，胡万林在习承上古世界四大医学之一的中华医学精华，并结合当今现实发展创造方面，可能是中华第一人，世界第一人。不知袁钟博士对中华医典、名医、名方有没有象胡万林
一样亲身验证？吃过加芒硝的汤剂中药没有？对芒硝的成分、医用史考察验证过没有 ？对胡万林收治的百万人次的病例是否有全面的调查验证？
袁博士“说法”：“胡万林无证行医，看100个人治好100个也还是非法行医。”袁博士把“无证行医”和“非法行医”混为一谈的错误，象司马南死口咬定的“无证行医就象无照上路开车一样是非法的”一样幼稚可笑！学员无证驾车上路，老师在旁监视，而后才能取得驾照，这是合法程序，胡万林应邀坐诊行医接受考察，有考察组成员副主任医师多名在旁监视，胡万林没有参与医院的管理、财务等行政工作，仅仅是医院的一名雇工，是一个接受政府专家组考察的民间医生，何谓非法行医？说“无证行医”，根据什么认定的？胡万林在商丘行医接受考察有证在先，公安机关行程10万里调查取证5个月后认定“资格证”无法律效力在后，而且这种认定尚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一个刚刚结束20多年冤狱的普通公民，怎么能怀疑和意识到盖着人民政府卫生局红印章的证是假的呢？假如政府发了假证，让老百姓个人承担责任符合哪一条法律？退一万步说成发证是个人行为，那么批准成立19人考察组，发了商卫医［1998］13号、45号、46号、47号文件，在98年9日26日卫达医院正式开诊典礼大会上，卫生局、卫达医院聘请的嘉宾：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赵宗鼐、国家科协副主席高潮等肯定考察结论、肯定“运动疗法”的讲话可以说是个人行为，但是：商丘市卫生局长郑炳钦的讲话〔宣读《胡万林生命医学运动疗法临床疗效观察报告》部分章节〕也是个人行为吗？陕西省长安县卫生局97年7月22日发的16号文件“同意设立分支机构，名称为终南山医院”；副省长巩德顺三次暗访终南山医院后，决定成立的20人胡万林医术考察组进驻终南山医院考察18天〔因终南山医院被查封而终止〕、长安县卫生局等单位向终南山医院收取管理费的行为也都是个人行为吗？
胡万林商丘事件的基本事实是：98年3月开始，商丘卫生局批准卫达医院聘请胡万林并进行临床疗效考察，考察结论是“运动疗法”非常优秀，随着医院正式开诊此疗法也正式实施并继续考察、完善。市卫生局对这一切情况，开过局长办公会，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进行了详细汇报，市委、市政府经研究发了指示：对胡万林坐诊“不支持、不反对、不宣传”。市卫生局接到“胡万林生命医学运动疗法临床疗效观察报告”及“补充说明”后，向市领导反映，按规定应给胡万林颁布发相应的医生资格证，有位领导说：“胡万林是一个有争论的人物，他能治好全世界的癌症，我们商丘也不给他发证，其他地方谁愿发谁发！”这一切都是个人行为吗？
胡万林商丘“10•1”事件后，胡万林被指责为“无证行医，治死人命”，进而被立案关押至今。立案的唯一依据是门诊病人何素云的死亡。何素云10月1日当天有没吃胡万林的３号方剂汤药，10月1日18时许死亡距9月30日晚吃药至少有20个小时，法医鉴定，何突发心脏病死亡，与20个小时前吃的一副中药 “可能有一定联系”，中药无毒，尸体无中毒现象。这20个小时内，何素云是否吃过别的什么药、什么违禁品？“脱水”以至于致死的重病人，为什么10月1日上午可以自己走进胡万林的诊室排队求诊、中午还可以到亲戚家吃午饭？98年12月4日，商丘市公安局给上级领导机关写的“胡万林案件调查报告”中说：“调查中绝大多数患者对胡万林的医术非常信服、崇拜，”“对胡万林是否构成非法行医有两种意见”“我们认为两种意见都有道理”，一种认为可构成，一种认为不能构成：卫生局发了证，发了文件，组织了考察......法医鉴定说“可能”造成，那么也可以说“可能不造成”，“可能是不能作为定罪的法律依据的”。此报告市领导不满意，此后公安局就有了新的报告，新的观点，还有了新的法医鉴定结论，这中间是否有外来因素干涉独立办案，局外人不得而知。
何素云之子付磊法官，你为什么串通个别记者编造谎言，诬陷胡万林？你母亲主要不是看了《发现黄帝内经》才决定求胡万林治病的，主要是你妹付春梅“先天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症”，双眼均0.1, 吃胡万林几副药很见效, 逐渐上升到双眼0.4，你母亲还做了大量调查才决定决吃胡万林汤药的。你母亲不单单是“血压有点高”，还有10年的脑栓塞，心脏病住院病史。你在昧着良心说谎！你妹的孩子翟苑喆和你母、你妹三人同时吃胡万林的药，同时向院方写了“承诺书”，按了指印，承诺自愿在家不住院吃胡万林医生的药，如发生意外不可救药，决不追究院方和胡医生的责任。作为法官你当然知道，这个承诺书同上手术台前的签字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因为它符合人类社会通行的国际惯例：“知情同意” 原则 。50年前《纽伦堡宣言》确立了“知情同意”原则，强调了病人的知情权，医生应该尊重病人的权利。
付磊法官，你母亲的死以及你诬陷医院和胡万林医生的罪责是逃不脱的。你作为长子，你母亲吃胡万林的“虎狼”之药，你漠不关心，不遵医嘱让你母亲住院治疗观察、而是住在你妹付春梅家里，不是为省几个钱是什么？10月1日下午，为什么让你母亲几个小时期间一个人在家？退一万步说成你母前一天吃药造成吐泄，继而脱水，你们做儿女的亲属为什么不给老人提供大量钦水或输水？门诊病人的家属应承担医护人员护理、急救的责任，20个小时的脱水，为什么不补水？请问医学专家和法医，“脱水”是必然造成死亡的病症吗？脱水必然诱发心脏病吗？如果说是20个小时脱水得不到救护致死，是否构成了虐待罪？可怜的老人，你几个小时一个人在家突发心脏病，没有亲人守护救助，多么无奈啊！您九泉下的冤魂，是怨恨儿女不孝，还是怨恨在您离开人世时的最后那一刻用力为你做心脏按摩的胡万林医师？您可知道胡医生为你的不幸国庆节晚上没有吃饭？！也没有如约陪新疆的陈教授（肝癌治愈者）喝酒？您可知道听清你女儿说“俺妈在家犯病不行了”后，胡医生从三楼飞奔到拉你的红色夏利出租车后座上为你急诊，他跑在最前面，刘文春等人跑在他身后，你可知道胡医生转身离去２分钟跑上三楼拿了一瓶冰镇矿泉水，泼在你胸口处立即为你做心脏按压术？
付磊法官，你失去了母亲，值得同情，言辞过激一点也可以理解。但作为长子你们的家人强行停尸合法医院门诊大厅内近８０个小时，迫使医院停诊，违犯了卫生部、公安部关于“尸体不准停放在医院太平间以外任何地方”的公告，罪责难逃！因停诊而死去的住院病员：洛杉矶华侨史洋女士、韩梅的母亲任少荣、四川绵阳第九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的孩子林泉源......还有被你父亲付文彩打流产的女青年胡芳损失的一个未见世面的生命，面对这些怨魂，你有何感想？尽管你是法官、你不伏法，法理不容！天理不容！司马南策划付磊98年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新闻通气会编造谎言欺骗舆论，是在明知卫达医院有数百世界各地患者正在接受胡万林治疗的情况下采取的行为，为一己私利置数百人的生命安危于不顾，司马南付磊是否都涉嫌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大河报》99年8月27日消息：“记者24日从卫生部了解到……卫生部在卫办医发［1999]第20号文件中指出：……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卫生局、河南省商丘市卫生局在明知胡万林没有行医资格的情况下，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理》，批准其行医，使其非法行医‘合法化’，致使更多的患者上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试问：当地政府发了红头文件，“非法行医”“合法化”了，还叫非法行医吗？
请问个别记者：胡万林用一千多种中药治病，诊病速度快一点、方式独特一点，这与迷信有何牵扯？揭批法轮功，全国人心大快，但中央强调严格掌握政策界限，你为什么说“中央电视台8月16日起的今日说法‘胡万林非法行医系列报道’，拉开了揭批胡万林非法行医的序幕”？请问个别记者：凭什么说中央领导已给胡万林定性为非法行医罪？案件未移送法院起诉开庭依法判决，中央领导怎么会事先给案件定性，这是对中央领导人的污蔑！这是在干扰揭批法轮功斗争大方向！这是不是在舆论诱导让批法轮功斗争扩大化，让我们党重犯历史上已犯过的各类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今日说法”的报道明明是14－－17日，这个“16日起”是你们事先给“今日说法”下达的指令吗？胡万林案卷7月7日移送检察院，8月23日法定程序检察院必须做出“不起诉”或“起诉”的决定，此时此刻搞倾向于认定构成非法行医的连续报道，加上大河报、文汇报的配合，什么意思？是否有逼迫检察院做出“起诉”决定的嫌疑？这是正常的新闻监督还是“媒体逼供”行为？
什么叫“非法行医罪”？《刑法》336条有明确规定，胡万林从未私设诊所，私自挂牌行医，数百医学专家认为他懂药能治病，数十万疑难绝症患者求医后信服他的医术，胡万林有数百万字的“生命科学”、“运动疗法”学术论著，胡万林坐诊六年从未收过病人的钱，在卫达医院接受考查期间连工资都没有，医院只管吃住和技术资料、论文打印费。显然认定构成“非法行医罪”证据不足。受片面舆论影响，一些吃过胡万林汤药后死亡（吃过药多长时间后？）的家属乘机起诉胡万林，但尸体已火化，证据取不到，胡万林有证行医在先，公安机关认定证件无效在后，所以才有检察院的两次退卷补查，才有睢阳区人民法院8月27日将案卷退回检察院补查的结果。若是没有补查到足够的证据，迫于舆论炒作，还要起诉，这是否涉嫌商丘睢阳区检察机关“恶意诉讼”？
胡万林创造的“运动疗法”是科学还是伪科学，是法律和行政长官能判定的吗？全国有多少胡万林治愈的癌症患者３至５年未复发，调查一下，这应该是最科学的判定！为什么专案组没调查？
法庭既然认为是复杂案件，为什么不用实验验证的方法判定的胡万林的运动疗法是科学还是伪科学？采取自愿原则，按照“知情同意”的国际惯例，选100-- 300名各类癌症、肿瘤、白血病等患者，让“运动疗法”在专家监视下亮一下相，应该一切就都清楚了。无数中晚期绝症患者祁盼这一时刻的到来。如果剥夺一批绝症患者求医的权力，是不人道的。如果哪家大医院愿意
与胡万林的运动疗法对比一下疗效则更好，可以按如上原则选同样的患者，用现代医学最先进的化、放疗等手段治疗，与“运动疗法”对比一下疗效、疗期（程）、医疗费用、治愈率、有效率、无效率、显效率。
如果实验检验证实（可以定3个月为限）胡万林的运动疗法是无效的、骗人的，那就可以定为伪科学，就可以从此剥夺他行医的权力，按法律治他的罪。如果验证了运动医学的换水、净化疗法是最优秀的疗法之一，那么则是中国幸甚！中华民族幸甚！全人类幸甚！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瑰宝--中医药学的骄傲，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又一大贡献！
2000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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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万林到底治死了多少人呢？
文/司徒北
1、“终南山治死146人”
许多小报都登过这样一条消息：“胡万林在终南山治死146人”。
这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最初见诸报端时用了这样的表述：“据一位民警透露，胡万林在终南山治死了146人”。那么这个消息究竟是不是真的？究竟是不是客观事实？没有进一步的证据，甚至连一份死亡者名单也没有，但这是由一个“民警”透露的，至于为什么一定要由一个“民警”来透露，而不是由一个老农民来透露呢？为的是这样可以增加这条消息的权威性和可信性，足见媒体用心良苦。在另一些小报上，还有说是据“办案人员透露”的，但是，凡是真正做过司法工作的同志都知道，案件在侦查期间是不允许随便向外“透露”的，报纸上公开散布这样的消息，似乎是公开鼓励办案人员违反纪律，宣传司法腐败。
我们知道，“据某某透露------”这种句式，已经成为某些媒体炒做的惯用的手法，例如《科技日报》有篇文章在谈到卫达医院死人情况时说：“‘这医院里每天晚上都往外运尸体’一长久在此居住的老大爷这样讲。”喔噻，如果卫达医院真的每天晚上都“往外运尸体”，那就不是医院而简直成了屠宰场啦。这问题就严重了。然而据我们调查，1998年6月至9月，卫达医院运营期间，因救治无效而死亡的一共只有9人，这都是有据可查的。
那么究竟是不是真有位“办案的民警”透露消息呢？警方又是如何侦查的呢？据悉，商丘警方办案人员到终南山侦查时，有一位“积极协助办案”的退休记者李某提供情况说：“胡万林在终南山治死了146人”，只是当办案人员进一步追问时，此公交代：“我也是听说的”。没有死亡证明、尸检报告，甚至连死亡者名单也没有。可是商丘警方还真的把这样一份“证言”放进了胡万林案件的卷宗。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条消息真有可能是办案的民警透露给报界的，虽然警方透露的只是一个“传说”，但通过警方的“转口”，这则消息就一下子就升值了，变的煞有介事啦，并且为媒体炒做提供了想象的空间。“146人”，不多不少，非常精确，有零有整，给人一种经过精心统计过的印象，而且一定是“民警”、“办案人员”认真调查核实过的。
据了解，这位透露“胡万林在终南山治死146人”消息的退休记者，是司马南的老朋友了，几年前就与司马南进行过合作，当时他们利用媒体炒做制造舆论，通过北京的某院士、政协委员在政协大会上搞了一个“‘国气联’非法组织”的提案，然后动用警力，使西安的某人受到刑事拘留，后经有关部门调查，这个提案正象这位院士的其他提案一样，所依据的事实是虚构的和编造的，是一个伪提案，“国气联”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并不是非法组织，现在这个组织还在正常活动。这位退休记者因侵犯名誉权现在已经成为被告。制造伪提案的那位院士、委员没有得到追究，这些年也没闲着，每年都在制造新的伪提案。
在终南山医院期间，的确死过一些人，一些人经过救治没有能救活，我们不清楚没有救活、死了人是否就等于治死人？我们给国家的政策建议至今还没有批复。终南山医院被广大群众称之为“天下最后一座医院”，找胡万林求治的病人，多是各大医院医治无效的危重绝症病人，其中有许多人抬到终南山就已经没气了。只是，在医院死的人，都有严格的统计数字，所有签发的死亡证明书都有存根，有据可查，商丘警方办案人员为什么不透露一下终南山死亡者的真实数字呢？据我们掌握的数字来看，根本不是146人，这146人的说法完全是那位司马南的朋友编造出来的，真实的数字大约只相当于这个数字的零头还不到，陕西省副省长巩德顺在考察终南山医院时，认为终南山医院这样多的危重病人，死亡人员数字是很低的，对胡万林生命医学运动疗法的疗效十分满意。
媒体们起初在报道“146”这个数字时还使用“据某某透露------”的句式，后来由于警方出面否认，干脆就改为直接说：“胡万林在终南山治死146 人”，这倒更省事了。只是这是一个编的数字，想来在编这个数字时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现在都讲究保护知识产权，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消息的创编人。
2、总共治死“200”或“300”人
除了终南山，还有新疆和商丘，一定还有别的死人，胡万林总共治死了多少人呢？需要进一步挖掘和计算。
于是就有了“胡万林治死200人”的消息，这个消息是司先生向报界发布的，司先生是怎么得出“200”这个数字的？他大抵是这样估算的：终南山的146 人为基数，加上新疆胡万林行医5年死亡者有23人（商丘警方提供），商丘卫达医院“每天晚上往外拉尸体”，按开业3个月计，就算每天拉一具尸体，就是90 人，三者相加为259人，司先生或许觉得这种估算方法底气不足，再打个折，怎么少说也得有200人吧？！
至于“胡万林治死300人”的消息，则出自那位院士、政协委员，他是怎么算出“300”这个数字的？我们不得而知，想必一定是用一种更加高深的科学的方法统计出来的，或许有个复杂的方程式，或者微积分什么的，咱们也不会运算，只有他能算，因为人家是院士嘛。
据报载，商丘警方为侦查胡万林到底治死了多少人，办案人员不辞辛苦到新疆、陕西、山西、河北等许多省份进行调查取证，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那么，商丘警方能否告诉公众，通过这样大规模的侦查有什么收获呢？胡万林到底治死了多少人呢？
可惜，商丘警方口风很严。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真正有名有姓的死亡者不多，在商丘卫达医院期间，被媒体挖掘出来加以炒做的死亡者只有三个人，让我们看看这些有名有姓的人的情况。
3、漯河市长刘法民之死
刘法民，河南漯河市市长，怀疑患肝癌晚期（未确诊），多家大医院常规治疗无效，听说有个神医胡万林，便打了无数的电话，四处寻找胡万林的下落，后来终于得知胡万林在商丘卫达医院，遂派他弟弟先行抵达卫达医院实地考察，他弟弟顺便住院治疗胃病，同时每天都用手机汇报情况，手机是公费报销的，当时不少病友都借用他的手机。
经一周考察体验认为胡万林疗法效果确实不错，上吐下泻没有什么危险。这样，刘法民于9月20日抵达商丘，在商丘市的一家宾馆下榻，他的弟弟也随即出院，住到这家宾馆中。从此病友也借不到手机用了。
在接受胡万林初诊时，刘法民问：“我这个病两天能走吗？”因为刘法民市长听到许多神奇的传说，认为这个胡万林很神，把治愈疾病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胡万林身上，另外市长的工作也很忙，希望能很快治好病。但胡万林说：“两天？10天也走不了，保命要紧”。胡万林的说法给刘法民打击很大，令刘法民感到失望，刘法民的精神防线垮了。按照胡万林的诊断，刘法民的病情是非常严重的，已经到了肝癌晚期，必须起码连续治疗10天才能保命。
从9月20日到9月23日，刘法民在卫达医院领取过两副药，回到宾馆服后产生上吐下泻现象，市长的贵体就是尊贵，不能忍受强烈的药物反应。9月23日晚，刘法民被家人送到商丘市中心医院，后又转到郑州省人民医院。9月27日，刘法民市长死于郑州。
刘法民究竟是怎么死的？从医学上说是个十分复杂难以确定的问题，以后两家医院的抢救措施是否得法？如果刘法民坚持接受胡万林的治疗也许不一定会死呢？这些都已经成为不解的疑点。刘法民之死与胡万林有关系吗？也许有，也许没有。按照胡万林的治疗思想，“是要摧毁旧的生命力，然后再培植新的生命力”，也许，旧的生命力被摧毁了，由于转院，新的生命力却没有培植起来。死者家属没有指控胡万林，但市长之死被一些媒体当作了炒做的题材。好家伙，把市长都给治死了！
在商丘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移送的起诉意见书中，没有把刘法民之死列为案件事实。
4、商丘农民崔桂云之死
崔桂云患食道癌晚期，吞咽困难，无法进食，1998年8月初到卫达医院住院治疗，因嫌胡万林的药难喝，只吃7副药，对病友说：“这药太难吃了，我这个病反正是死，就是病死也不吃药了，”。后随即出院，过了一个半月以后，9月15日，崔桂云死于家中。
媒体把崔桂云之死作为胡万林治死人命的罪证之一，因为崔桂云曾经吃过胡万林的7副药，结果把个好端端的人愣给治死了，一些媒体在报道中故意隐去了崔桂云接受治疗的时间是在8月初，隐去了死者是在自愿放弃治疗1个半月之后才在家中死亡的事实，这似乎表明，就连这些媒体其实也是明知道把崔桂云之死挂在胡万林头上不太硬气，否则为什么要隐瞒事实呢。“管他呢，娘西皮，炒一把再说”，小报记者们常常这样说的，也是这样作的。
为了制造卖点，媒体常常要对事实进行加工，然后从加工过的事实中再升华出惊人的观点，这是小报的拿手好戏，长此以往，小报新闻的可信度也就大打折扣了，可信不可信并不重要，问题是要有人爱看，这是小报的哲学。小报不可信也不要紧，可以请大报，请电视台，这年头只要有钱，搞掂。于是，有人请动了中央电视台，这似乎也是中国的最高媒体了吧，1月31日中午，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播出的“胡万林非法行医治死人命”节目中，其中就有一个崔桂云老公哭坟的镜头，看来电视的手段就是高明，把要紧的事实都隐去了，只用一个镜头就形象化地证明了胡万林治死了崔桂云。
按照我国法律，只有法院才能给人定罪，媒体是不能给人定罪的。中央电视台虽然带有“中央”两个字，也还是不行。不过，法院恐怕也根本不会去审理和认定胡万林治死崔桂云这件事，因为就连商丘警方的起诉意见书中，也没有把崔桂云之死列为案件事实。
5、何素云之死
何素云，商丘市的一位退休小学教师，患高血压伴发心脏病多年，曾两次在商丘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于1998年9月27日在卫达医院门诊接受胡万林诊治，服过两副药，后于10月1日突发心肌梗死，家属将何素云急送卫达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商丘警方指控胡万林涉嫌非法行医治死人命的唯一事实也就是何素云之死。且慢，那“146人”呢？“200人”呢？“300人”呢？谁来为这些亡灵复仇呢？难道警方就不追究了这些了吗？一定是商丘警方在包庇胡万林呀。
何素云到底是怎么死的？请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细节：
何素云的女儿付春梅因患视网膜变性，曾花费巨资到北京多家大医院求治无效，双眼视力持续下降到0、1，几近失明，1998年9月22日到卫达医院就诊，服7副药后双眼视力已恢复到0、4，由于治疗效果非常好，便介绍其母何素云也前来治疗。
10月28日何素云首次到卫达医院求诊时，病情十分危重，根据当时病历记载：患者患高血压多年，曾中风住院，今日病情加重，一般情况如下：“体温37 度，心率92次/分，血压：180/110mmHg，诊断：高血压心脏病”。由于患者病情严重，院方要求其住院治疗，以便随时观察，这样的病情随时都可能产生意外，但患者执意不肯住院，也许是不舍得花钱，好在何素云女儿付春梅家离医院不远，在医院领取一副药回女儿家服用。
9月29日，患者再次来院门诊，病情依然严重，由于患者执意不肯住院，在这种情况下，院方要求患者填写了一份“承诺书”，内容如下：
承诺书
我本人自愿接受胡万林医生治疗，在治疗期间，如果因病情恶化而发生意外不可救药者，本人及家属决不追究医生及院方的责任，更不无理取闹。
何素云 付春梅 翟苑哲（指印）1998年9月29日
院方之所以要求患者填写这个“承诺书”，就是因为患者病情危重，且不愿住院，随时都可能发生以意外。10月1日上午，何素云自感病重，找胡万林求治，服用胡万林的“救命水”后立感症状消失，遂回家。整个下午何素云孤独一人在女儿傅春梅家中，下午5时许付春梅回家后发现其母发病，不能说话，找人帮忙把何素云拖搬上出租汽车送卫达医院，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何素云死亡原因后经司法医学检验有三条意见，大意是：1、心肌梗死；2、无中毒现象；3、可能与服食胡万林药物有关。其中第三条是后来加上的。造成心肌梗死的原因很多，比如打麻将胡了一把大牌，摔了一跤，炒股票跟上一匹黑马，等等，都可能引起心肌梗死。心肌梗死发作常常具有突然性，按照对于心肌梗死的急救学常识，当患者发病时应立即就地躺下，舌下服硝酸甘油，待病情缓解后再送医院抢救，有条件的要吸氧，在病情未能缓解之前，切忌剧烈搬动，搬动时必须平缓。由于何素云心肌梗死突然发作，而其女傅春梅缺少急救常识，抢救不当，将患者强行拖搬上出租车上，在用出租车把何素云送到卫达医院的途中，很可能何素云就已经死了。尸检报告中认为可能与服食胡万林的药有关，而且这一条是后来加上的，这颇值得玩味，通常在司法医学检验报告中是不允许有“可能”的字眼的。根据这份司法医学检验报告，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胡万林可能治死了何素云。
10月1日下午6时许，何素云把被送到卫达医院后，医院方面还是进行了必要的抢救。当时，胡万林正在三楼与曾身患肝癌晚期绝症经胡万林救治痊愈的新疆某学院陈肇亨教授谈话，正在这时，付春梅推门而入，泣不成声地跪到胡万林面前：“俺妈在家犯病不行了，求求大师快救救俺妈”，说着胡万林就出门随付春梅飞跑下楼。胡万林跑下楼到当院，在出租车后坐上审视一番后，说：“看来不行了，来晚了”。随即又说“赶快给氧，抢救”。
业务院长立即组织医护人员对其进行抢救，虽经医院奋力抢救，采用多种措施，终未能如愿。以下是卫达医院的抢救记录：
98．10．1．6 pm 抢救记录
约6点病人来我院门诊抢救，查体：心脏听诊无心音，肺部听诊无呼吸音，脉搏消失，双侧瞳孔散大固定，急查心电图提示，心脏停搏，经吸氧、胸外按摩针刺等抢救措施10分钟无效，病人因抢救无效死亡。
记录人：洪长江98/10/1
以上便是何素云死亡的经过。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不想作出什么结论。还是留给商丘司法当局去作结论吧。
胡万林到底治死了多少人呢？看来，这实在是一个谜，“146人”是编的，“200人”是估的，“300人”是吹的，虽有三个有名有姓的死亡者，有两个没有尸检报告，而且都是不听医嘱，在离开医院很长时间以后才死亡的，唯一一个有尸检报告的，还是“可能”。
我们不禁怀疑，商丘警方到底是怎么办案的？
毕竟从司法上认定案件事实是十分严格的，必须要有证据证明死者的死亡与行为人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不象媒体炒做那样对事实的处理十分自由灵活，可以展开天高任鸟飞的想象。嗨！要是由那些媒体来当法官该多好啊，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罪大恶极的胡万林枪毙100次！1000次！10000次！
9#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2-11-8 08:27 只看该作者
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局干警王世芬谈
“终南山事件”真相
[１９９８年３月，作家出版社根据作者提供的材料，对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局干警王世芬进行了采访与资料核实，终南山医院被查封时，王世芬在丈夫徐国林的陪同下正在那里治病。徐国林现为空军直属工程总队第五工程大队书记。]
王世芬：我的病是右肺上叶中分化腺癌，９６年１月１２日做了手术，做了三个疗程的化疗，两个疗程的放疗，两年用了１６万，这是国家的，我个人花钱２万余元。从去年９７年６月下旬，癌细胞转移到淋巴，做了一个切片，是肺转移过来的，又是放疗。我现在是纵隔压迫喉突神经，所以说话声音这么哑。在北京做的ＣＴ结果出来以后，医院已经感觉到无能为力了。打听到胡万林的医术，人家让我赶快去那儿，２月１８号飞到终南山医院。
问：你今年多大？
王世芬：４４岁。
问：那儿的情况怎么样？
王世芬：我那天到的时候，胡万林去上海了，我没有看见他，当胡万林回来时，我们就去飞机场接他。
他一回来，病人们对他特别崇拜，气氛非常热烈，有那么多人欢迎他，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面。我在公安局搞预审，我认为我的心是很冷漠的。但我当时很动情。
我在那儿看了三天病，那儿住院的就有千八百人，我们就住当地农民房。我问一个山东来的人，现在你的情况怎么样？他是肺癌，吃了两个半月药，已经好了，做ＣＴ已经看不到病灶，只剩了一些气泡，医生都不理解怎么会这样，就剩气泡了。他说，我不走，我在大师这再吃几副药，等完全好了再走。我说真的看好了？他说，是。
我最关心我的肺的情况，我问熬药的老师，他姓邓，他说肺的治愈率差一点，因为肺不直接接触药，不像胃似的，可能效果小一点。我说那怎么办？他说虽然这样，也值得看一看。
我一直是在北京的大医院看的，化疗打得死去活来，花了那么多钱，也没有治好。对于胡大夫本人，我是很尊重的。别的先不谈，他的敬业精神非常可贵，早７点看病，下午发药，每日看病人近５００人，工作量非常大，一直要忙到晚上六七点钟。
那天，司马南去了。当时的现场我不知道，我吃完药又吐又泻。后来过去一看，人们已经把司马南围在屋里，我问常师傅，为什么？他说这个人是个混蛋。
司马南说听说胡万林会写洛文，就说，你写一个给我看看？
后来大家把他给弄出来，推了他几下，把他的衣服给撕了，一直围到晚上，让他把照相机、摄相机都曝了光才放他。
问：他们一共去了几个人？
王世芬：三个人，一个是司马南，两个是梅地亚的。我当时问他们，我说你是哪儿的？他说我是梅地亚的。他问我现在情况怎么样？我说咱们都是北京来的，我没有别的，我就是来看病的，我和你们的目的不同，但我希望新闻界能够实事求是的报道这件事，你可以找病人，问问他们，胡万林看的究竟有没有效，说别的没有用。他说你要相信我，我会实事求是的。我说记者应该有良心，做人应该有职业道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直接问病人。那个小伙子还挺好，说，你相信我们一定会实事求是的报道的。
当时司马南又说，我理解，我理解，病人就是要治病，他有求生的权力，你要是反对他的医生给他看病，这些病人就会要你的命。他说完，这些病人就给他鼓掌。当时司马南还写了保证书，保证实事求是的写，决不做虚假报道，签了字。;当时答应第二天上午十点半钟来，结果第二天他再也没来，据说他跑到省市公安局，说那个地方有政治色彩，有黑社会背景，这是病人回来讲的。
徐国林：人多的时候我过去了，当时司马南他们在胡万林看病的医院里、院子里到处拍照，人家不让他照，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记者。人家说你照这个东西，你也得打一个招呼呀。早些日子来过的人声称是《华商报》的记者，《华商报》前一段时间做了反面报道，病人对《华商报》的人非常反感。病人千里迢迢去了就是想安静下来看病，所以来了记者就比较反感。
问：你看病的效果怎么样？
王世芬：刚吃了３副药，不太明显，但现在后背不太疼了。
徐国林：那天晚上睡觉睡得比较晚，吃药吃到夜里１点多钟，睡觉以后我就不太清楚了。２７号凌晨３点钟，他们说来了一千多个武警，是公安、武警联合行动。上午１０点钟街上派出所还停了几十辆警车，办公室的门都给踹下来了。
探照灯照来照去。大家都说这么多病人，来一千个武警、公安，他们都是手无寸铁的病人呀，就是要生存，来找人看病呀。再者看病是一种民间的东西，大医院看不了，就到民间。民间这个东西，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谁也骗不了谁，你治得了，我就治，治不了，我就不治。中国这么多医院我怎么不去看，谁也骗不了谁，能到那个地方看病，病人也都是费了很多周折的。
徐国林：现在人们的头脑都比较冷静，如果说那个医院有背景，纯粹是胡说八道，我们拿着孟大夫的条子，胡万林都顾不上管。他是什么病只看一眼，你就得出来，那么多病人，他根本不跟你讲话，我们通过办公室约大师见面，约了四五次才见了１分钟，确实他是一心一意在治病。
他的收费比较合理，而且有些偏低，他挂一个号是一块五，他给你四瓶药，我看了一下，一瓶药是５００ＣＣ，四瓶药就是２０００ＣＣ，花４０块钱。我们在北京拿的药是一百元１副药，做化疗打针很贵，都打了几万块了。在他那儿看病，四五个月不过几千块钱。
王世芬：我不明白新闻界为什么不能实事实是，为什么要这样炒作新闻？为什么不管病人的死活？我不管胡万林是五十岁还是七十岁，只要能给我治病，昨天出生的我也拥护。讲到学历，有会五国语言的，但是治不了我的病。现在的人不像那些年了，都是有头脑的。胡万林那里那么多锦旗，如果没有治好病，病人不会给他送的。
病人为什么要给他当托儿？能得着什么好处？谁没有病会说自己有病？这些都是基本的常识。
我希望新闻媒介能实事求事报导胡万林，给他一方天地，派出专家组进行考察。如果胡万林的“运动疗法”能够解除这些癌症、绝症、疑难杂症病人的痛苦，不要说５０％，就是２０％，也是一件了不起的造福百姓的大好事，也是医学史上了不起的进步。
(按：终南山事件后，王世芬同志不得不回到正规医院治疗，结果治疗无效，现已不幸去世。）
10#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2-11-8 08:31 只看该作者
如果逃避的是事实，留下的就将是良心的谴责！
——谈对胡万林案庭审的新闻报道
阿迪
胡案的新闻报道，可谓雷声大雨点小，前期炒做如狂风骤雨，各路记者蝗虫般云集商丘，然而，胡万林案件庭审结束，记者们已经旁听了庭审，应当说，本案的真相已经现山露水，可是，包括CCTV的新闻报道倒玩起捉迷藏的游戏来了，不敢直面案件事实，不是去触及本案直接相关的犯罪构成要件问题，而热中于去炒做胡万林腿在发抖之类的玩意儿，娘西皮，如果换做你们，恐怕屎尿都拉裤裆里了。
在胡万林案件上，中国新闻界应当负什么责任呢？这个问题并不要求现在回答，这是留给历史去思考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把这道题留给所有的记者，作为家庭作业，记者们将带着这沉重的难题，离开商丘，踏上回家的路。慢慢去思考吧！
鉴于记者的特权，法律上当然是不会追究什么责任的，但是，作为记者，在亲历了这样一起由少数人一手策划制造进行诬告陷害的、有大量小报媒体卷入的、严重嘲弄生命尊严、践踏法制精神、强奸司法的怨案之后，当你们已经了解了事实真相的时候，你们还想回避事实吗？你们的内心还能逃避道德与良心的责任吗？这起怨案发生在我们这个文明社会里，难道不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和反省吗？
虽然这是一起明显不构成犯罪的案件，但是商丘当局为了维护他的可怜的一点面子，是不会轻易承认和改正错误的，如果他们可以在一审做无罪判决，他们仍就还是人，并且将是值得尊敬的人，但基于我对他们太多的了解，他们是没有那种有错必纠的博大胸怀的，否则胡万林案件决不会搞到今天这种地步的。
事实上商丘的检察官、法官们也没有人认为胡万林构成犯罪，但是他们缺少的是与邪恶作斗争的铮铮铁骨，他们不仅受到小报媒体的强奸，而且也受到权力的强奸。
现在是需要新闻界说真话的时候了！这也是拯救中国新闻界良心，洗刷新闻界耻辱的最后机会了，如果这个时候再逃避事实，当你们在不久的以后，看见这样一位人民的医生被判处徒刑的时候，你们就将被押上道德法庭的被告席，受到历史的审判，你们将永久性地承受着良心的谴责。
亲爱的记者们，请支持一下良心吧，你们的出手拯救的将不是一个胡万林，而是中国人的良心！请不要羞羞答答的，现在不是玩婉约派的时候，现在需要的是豪放，需要直抒胸臆，我们需要你们大声的疾呼啊！
当然，我们预料还会有一些嫡系铁杆小报妓者，由于肤浅与无知，由于已经被买单了，他们愿意做司马南之流的陪葬品，他们将做最后的抵抗，这当然也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历史是要前进的，大盘就要反转了，就让那些小报妓者做最后的表演吧。而历史的前进是要由人来推动的，不要再等待了，就让我们一起来推动历史的前进吧！
11#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2-11-8 08:32 只看该作者
河南商丘：要把胡万林案办成铁案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12月28日 20:48 重庆晚报
本报商丘专电：(记者郭忠泉)胡万林非法行医案开庭在即，商丘市极为重视，专门制定了《公开审理“胡万林非法行医案”实施方案》。
该《方案》确定的指导思想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运用刑法武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把此案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把这次公开开庭开成示范庭，以体现商丘市政法队伍的良好形象和较高的执法水平。
该《方案》说：各有关单位要加强领导，周密计划，精心组织，实行岗位责任制，既要确保万无一失，又要达到良好的庭审效果，充分揭露犯罪和伪科学，宣传法制，促进社会稳定。
为保证庭审顺利进行，商丘方面还专门成立了领导协调组、审判组、宣传组、警力组及后勤组等。将投入警力50人，其中法警12人、武警18人、公安干警20人，梁园区公安分局还将组织16名干警作为机动力量待命，随时准备处置突发事件。要求所有参审干警一律全副武装，着装整齐，门卫武警战士带冲锋枪，其他干警一律佩戴手枪。
12#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2-11-8 08:47 只看该作者
朴素就是健康
文/胡万林
人类前进的步伐越快，从另一方面来看倒退就越快。因为人类进步的步伐偏极了。在这一百多年里，人类几乎被实证主义占据了思想阵地。化学生产核实验生产几乎把人类诱惑到了忘我的境界。人类完全完全掌握了毁灭人类的残忍技术。所以，创造文明的是人，毁灭人类的也是人。
当前，人们对高标准、高档次的生活冲刺铸成了灵魂上的巨大灾难，奢望越大，花样越多，灵魂就越堕落，追求总统包间、高楼大厦、花天酒地，忘记了生命与自然，一味寻求精神刺激，忘记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人类只看到了成功的一面，忘记了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的另一面。
人类生存环境的污染，如大气污染，城市污染等以及人类灵魂的污染，形成了一个内外全面倒退的重要原因。
落后的区域，人们正在热气腾腾地高价引进化工先进技术。发达地区的人们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又产生十分恐惧的心态。
各种化学产品大量使用，提高产量增长数量，却大大降低了质量。化学催肥剂和农药的大量使用，使人们看到了一时的丰收喜悦，其实，它彻底地破坏了土壤、水质、食粮质量。
追求高蛋白、高营养的人减弱了自生生命力，花钱买来了不尽的疾病与痛苦。
讲卫生增加了精神的恐惧与压抑，破坏了心态自然，增添了无尽的虚情假意和烦恼。表面光华，“无菌”大量地占据了人们的时间与金钱；强调外在美又削弱了内在功能；高消费、高档次使人心愈来愈扭曲，灰色的灵魂、灰色的大气污染，朦住了人们的视线。
破坏自然大气的高科技研究，忘记了世界的起源是生命力这个主要的因果。
迷恋高楼大厦、总统包间的人失去了朴素才是健康的根本。
学禽兽不学教授，语言刺耳，但却阐明了自然相生、相克才是矫健之本源。
高价买面子，回家饿肚子，健康不能脱离粗茶淡饭，金钱再多，最终还得流进医院，劳“名”伤财已经成为眼前定局。
市场经济使人们已经顾不上明天的疾病与死亡。全球气温上升，已给人们敲响了危险的警钟。渴望健康的人们往往为健康保养太甚而适得其反。
近年来，在我超过二百五十万人次的临床治疗中，可以确诊百分之四十的疾病属于保养过甚，属于吃出来的疾病，特别是当今人类疾病辐度最大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病、血液病，绝大多数都是一味追求精神刺激、物质刺激造成的恶果。所以，我大声疾呼，再不能把健康一味寄托于高脂肪、高蛋白、高消费的幻想之中了，朴素才是健康之本源。
六十年代，人类的温饱得不到解决，贫困、饥寒给人类带来过不少的病魔灾难。今天，人们的思想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一个属于饿死，一个属于吃死。要想解决当今人类最大的灾难——污染与疾病，人类只有向往朴素!我这一生过的是乞丐、野人、贫民、囚犯的生活，谈不上什么营养丰富，甚至常常食不果腹，但如今我的身体愈来愈轻灵，愈来愈矫健，精力、体力、敏感力愈来愈好，其原因只有三条，第一就是朴素；第二不与生态自然划鸿沟，四时相合，四时相依，生命的力量来自相生相克，从而掌握到自然属性；第三才是调节，修炼内外运动。所以，我的人生实践写出了“朴素就是健康”的生活经历，特别撰写了：认识生命力，捕捉生命力，培植生命力的专著——《生命世界万岁》一书，书中猛烈地怦击了讲卫生而失去生态平衡的伪君子。
当前人类燃眉之急的大事，就是立即转变观点，把经济大量用于生命科学、生命世界的研讨中去，绝不用于有害于人类、有害于健康的无聊之事中去。保护人类、保护自然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事。社会发展必须是在保护人类、保护自然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就是灾难性的发展，不论如何先进，破坏人类，破坏自然的技术都将造成灾难的现实。不论什么宣传，不论什么诱惑力，有害于健康的都是错误的，只有维护人类健康的发展才是正确的发展，才是进步的发展。
做小偷一时的快乐，享受谁都能办到，但那不是生命力，是薄弱的。培植人的自然生态，培植人自生生命力是十分重要的大事。归纳起来只有两点：一是自然；二是朴素。
人类越是朝着生活的高标准冲刺，就越是脱离自然。什么总统间、大包间，不就是把人关进小房子里封闭起来玩嘛!不就是减弱生命力的去处嘛!所以我主张在自然生态上学习禽兽，自然地生活，健康地工作。所以，运动疗法医院不建立于城市，而是选择原野。运动疗法医院内外十分重视气素(大致等于现在人们说的“气氛”)，它首先是给人民大众创造一个好的心境，轻松愉快的场所，强调心健身健的要素。因此，它提倡修炼健心术法，并坚决地批判那些无聊的人们对生命探索者的诽谤攻击！
打破千年禁忌，人人归复自然，这是我院的一贯方针政策。人们除了在饮食上的调节外，更重要的是心身的调节，内外的运动，即生命运动。人应尽量去争取心态自然，身心自然，尽力取消来自各方面的束缚压抑。我们要知道，人类是从自然走向了禁固，从自然走进了束缚。我们更要认清，当今世界依然是在禁固之中，除了政治束缚，纪律束缚，制度束缚外，还有经济的束缚，生活中无边无际的束缚，即然有了这么多的束缚，我们就应争取精神上的自然、宽松、不能再有心态上的自我困惑，为了人类的健康，我们首先要解决心态束缚，思想束缚、意识束缚以及生活上的不自然，去掉精神负债，多学自我解脱的本领，健心的本领，这才是健康长寿的根源：我认为，自己与众人不同的一点就是自然，学会了自我解脱，所以，在工作学习中毫无拘束，自然自在，得心应手，在治疗上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所以，我总结了几句话：“空空而来，苦苦而过，了了而去，空空了了方可浩浩实实”。有人问，苦苦而过怎么是自我解脱呢?我认为，学习工作的辛苦正是自我充实的自然重要因素之一，我虽然这一生学得很苦，劳动得很苦，但是，我在学习与劳动中写出了豪放的诗篇，我学到了东西，苦出了成绩，所以活得很充实、自然、自在。
我有一套学习与劳动的自我调节的习惯本领，培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力，形成了一种愉快的学习与工作乐趣。一旦繁忙的学习、劳动完毕，马上又回到幻童岁月，象儿童一样地快活，象勇士一样地豪放。我的心自始至终荡漾在浩阔、清闲的山谷之中，从不忧愁生活烦事，从不被人群是非所困惑，我做到了彻底与世无争，所以，我写下了：“心底无私天地宽，有钱更比无钱难。身若凌燕山空境，飘飘已出白云间。”的诗句，所以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劳动二十个钟头而无烦无累，始终保持着甜蜜的学习工作状态。有人问我，奇峰幽润悟大道……，究竟悟出了什么大道?我答：悟出了自然之大道!别人把快乐寄托在金钱上，没有钱就困惑，我把快乐寄托在自悟学习中。别人把物质价值看得很重要，处处讲价值、价钱，我这一生不懂价值、价钱，但是，我给社会创造的价值又不比别人少，我认为只有不懂价值、不计较价值的人才会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
著名华人中医师陈少业问我，你不要钱有人给你吃，给你穿，别人就不行，不要钱就会饿死，就会家破人亡，请你答复这个现实问题!我答：你没钱就会饿死，说明你不如禽兽，禽兽无钱怎么没有饿死呢?禽兽的很多再生本领自生功能人也应该学习，这就是从不自然走向自然的自由大道。人不会吃生食跟深山老林的动物不会吃熟食是一个道理，所以，我曾经说过一些过份的话，“我要学禽兽，不学教授……”等。请问陈少业大教授，你有钱我无钱，你比我吃的好几十倍，你享受了人间的精真美味，但是你的身体怎么没我好?请你答复一下!他说：“我没有你自然，没有你野蛮，我们追求的不同”。我是受生活所逼，走进了山林，开始也是极不习惯，但是，很快就习惯了，因为，我有一个习惯的思路，禽兽能吃生食，我也能吃，这构成了我尝百药的条件，加之人在山中可以取火，经常还可以吃上熟食，深山中盐、甜、蔬、果应有尽有，如果我们没有禽兽的寻找、实践本领，就会必然会饿死而无疑，高级的人进了深山还寄托于高级生活就必然饿死而无疑。
我这一生从不计较，好坏都能过，生熟都能吃。因为，我把无限的快乐寄托在自然之中，矫健之中，而不是寄托在享受之中。所以，我在实践中成功地写过很多健康知识的警名，诸如：自然还我童心童体，自然取缔了厄运，自然开阔了胸襟。健康长寿在于生熟饮食调节，心健才能身健，自然中有无尽乐趣，炼心炼体方获自然之门，自然之子能获自然之体，四时相依四时相合能通自然之灵，万能归自然，自然生万灵。奇峰幽涧换来自然自在之魂。长寿之术，自然之妙，不矫健的长寿我不要，不自然的知识我不学。高营养维持的生命叫病人。只有自然才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勇敢自然才能培植生命力，弱夫会造成浑身疾病，万病都从情绪来，万病都从情绪去，我是一个真正懂健康的人，懂得健康知识的人。我是从困境中走向自然、从病体中走向健康的人。我这一生有十六大精典，也就是创造了十六大食谱，这些食谱都是违反常规的自然生态食谱，至今还未公布也无法公布，因为它们还难以被人们承认，甚至难以被相信，我准备把这十六大食谱推出国门，到国际上去闯荡一番。
有人问我最大的本领是什么?我最大的本领就是吃苦、吃亏。近十多年来我们许多人也在吃亏。不是吗?外国人把很多污染严重的工厂建立在我们的国土上，使国人忍受着困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疾病。那些所谓先进的化工生产，大部分都建立在西欧和东亚国家，所以，很多疾病的高发率都在东亚和西欧一些国家。根据近年来各种统计数字显示，心脑血管发病率，死亡率大幅上升，这一事实显著表明，人民富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疾病增长率也在猛长。所以说：很多疾病是吃出来的，是属于保养过盛造成的。
心血管发病率高，因此造成残废率高，给患者及社会带来的负担也高，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美国1981年统计，每年因脑血管病致死或致残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74亿美元。今天，美国的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下降，而我国心脏血管疾病大幅上升，在一百人中竟出现21人，再加上其它各类疾病，在我国的土地上疾病高达51、6%。目前，糖尿病、乙肝、综合症又超过了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国家大小医院病员暴满，不治之症铺于盖地，人类周围充满着疾病，为了解决这一重大灾难，我强烈提出了，朴素就是健康这一口号。
冠心病：我国城市1960—1963年以血液病引起的冠心病36、05—52、01/10万，而1974年—1978年上升为113、13—130、 67/10万，到1996年冠心病上升的数据和死亡的数据达到了令人恐惧的高潮。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则恰恰相反，如美国1976—1978年平均下降为2、 5%，1981年死亡率下降为31、8%，但每年仍有55万人死于冠心病。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菲律宾等国也在连年下降。
按地区分布，冠心病高发区有中国、芬兰、荷兰、美国、日本、低发区有希腊，在我国，北方高于南方。
恶性肿瘤：近年来，全世界每年平均死于恶性肿瘤的人为1846—2104万，新发病例为2968—3667万，现有病例为3710万—4126万。 1980年以来，我国恶性肿瘤发病人数为160万，死亡人数为130万，已占总死亡率的18、63%万，在各类病死亡率中已占第四位。据1996年国家报道，恶性肿瘤已突破246万，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速度数字!根据目前统计艾滋病、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更是惊人、可怕!
我临床收治的二万一千多例恶性肿瘤疾病，90%都是与大气污染有关，也就是水坏了。其中，直接造成肿瘤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化学药物和农用药剂，由于大气污染，农用化学药物造成的土质严重破坏而直接引起农作物质变、性变、体内的水坏了，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命与健康。
当前疾病发展的趋势也是西方医学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因为过去的疾病以“三原”为主，即母原、子原、体原，人们完全可以采取一些认识形体，解剖形体，维修形体的方法去缓解、治疗一些疾病，可是目前的疾病远远超出“三原”的范畴，疾病大幅度朝着传染病、综合性、系统性发展。
为什么传染病越来越多?为什么传染病对“条件优越”地区的儿童几乎到了普及的程度?为什么有害细菌繁殖得越来越凶猛?为什么现代化的抗菌素越抗细菌越多?为什么现代化科学、医学解决不了生命、健康的根本问题?因为，现代化科学不懂生命，单一的物质科学研究造成了生态不平衡，造成了人们习惯于从直观现象看世界。
今天，我再次大声疾呼，把世界上所谓的先进技术诸如核军工生产、化学生产等抛出地球，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我们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我们要清楚地看到：化学、核工业生产一份成果，将会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和灾难，请看清楚，一些发达国家的污染性生产慢慢都转移到了西欧一些小国家和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土地上去了。随之他们的疾病发病率也降了下来，但是因生活造成的传染病又在发达的地区猛增，人们应该知道，保护人类、保护自然、保护生态才是最伟大的科学，人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人类的健康，没有自然的健康，没有生态的健康就等于没有一切，再先进的科学也等于废物，所以，只顾眼前的聪明是小聪明。
我再次大声疾呼，还我生态发展!还我肥沃的土壤!还我优质的食粮!
人类为什么要拼命地生产军工化学产品?因为，地域观念太重!越是落后的国家，他们的地域观念越严重，他们打着保卫国家的招牌，鼓励老百姓发展化学、军工生产。人类社会把最宝贵的精力、最大量的金钱用于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制造出毁灭性武器去杀伤自己，杀伤破坏自然。地域观念不仅仅造成了人类纷争，更重要的是造成整个人类禁固的因素，人们的思想越禁固便越自私、越狭隘，地域观念越强，军工生产、化学生产的意识越严重，战争的因素就越大，和平与健康所受到的威胁也越大。所以，我呼吁人们正确认识先进科技，正确认识地域区分所带来的人类矛盾。以长远观念郑重考虑引进先进科技，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只有保护人类的科学才是先进的发展的科学。
面对当前大气严重污染和人类疾病的严重威胁，我们搞生命医学，搞运动疗法是非常重要的事业，我们提倡培植大自然的生命力和培植人的生命力，提倡保护人类与健康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反对毒菌生产，因为发展有害生命力的技术是对人类犯罪的行为。
最后，我严肃而迫切地提醒医学界：
面对疾病成倍地增长，面对95%的绝症患者前仆后继地死亡，面对大量的黄金滚滚流进医院，面对医学界无数张骄傲自满的面孔，所以，我提议先治一治医学界的病。
只研究形体不研究生命的人是蠢人，只承认形体否认生命的人是罪人。只研究物质世界不研究生命世界的人是不合格的人。
方向对了都是明医，方向错了都是庸医!
一九九八年九月一日
13#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2-11-9 09:52 只看该作者
如果要以此批判中医，请把你自己转来的这段话好好看一下
引用:
以下是引用dawenti在2002-11-7 21:05:48的发言：
科学家眼里的“神医”胡万林
作者 金振蓉
曾经有一阵，一个四川的农民胡万林被吹成了“神医”、“现代
华佗”，他在河南还开办了号称“天下最后一座医院”的“终南山医
院”，欺骗患者说什么疑难病都能治，现在，这场闹剧终于收场了，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审判。那么，胡万林是怎样治病的呢？在中国科
协的一次座谈会上，与会科学家们，特别是中西医医学家们，揭露了
胡万林治病法的伪科学本质。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北京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李乾构说，我是北
京中医医院一位中医大夫，学习中医40年了，我认为胡万林治病不是
按照中医的治病方法，而是巫医的治疗方法，中医治病讲究望、闻、
问、切四诊进行，一般来说，一个大夫半天里能看20个左右的病人，
而胡万林一天能看五六百人，这只能是巫医的看法。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胡亚美说，胡万林吹嘘
自己39天就治疗了29名白血病人。如果是这样，我要拜他为师了。胡
亚美是我国治疗儿童白血病的专家，经过她和医务工作者20多年的共
同努力，她们已使180名患白血病的孩子活过了10年以上，这已经是达
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了。胡亚美说，我们治疗一个白血病人，至少要3年，
而胡万林吹嘘39天就能治愈，简直是太荒谬了。她说，什么叫治愈，
我的病人，2个星期至4个星期就能得到缓解，表面上挺好，但如果不
继续治，仍可复发，这不叫治愈。
中科院院士、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教授王夔说，一种药是怎么产
生的？它要经过科学研究的过程，经过长期研究，经过多少次实验，
才能搞出一种药。而现在我们报纸上经常这样宣传，一个人受到一个
感触，他就下决心攻克什么什么病，于是他就翻阅“大量资料”，得
到了启示，尝了多少药，甚至拿自己做实验，一下子药就出来了。在
做广告时很多都是这么说的。报纸上是连篇累牍地来宣传某某人就是
这样成了一个神医。这样的情况是完全违背卫生部规定的医疗方法和
新药产生过程的。胡万林说他年轻的时候熟读《本草纲目》，我不知
道他怎么熟读的，是背下来了还是怎么样，说他的医术是长年钻入深
山老林修养得来的。不管中医、西医都承认一点，就是一定要实践。
你不接触病人，到深山老林里，自己没有这个病，居然就能悟出了治
病的道理？出来就能给人看病了？这是违背我们医学教育、培养医生
和医学发展原则的。
解放军总医院的主任医师俞森洋说，医学发展到今天，对一种病
的有效率、显效率、治愈率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
外都有很严格的一套标准，有一套检查评价疗效的方法。比如说癌症，
我们一般讲缓解率，5年生存率，不轻易说治愈率，因为临床上我们曾
看到癌症过了10年还有复发转移的。胡万林从开始行医到统计疗效，
一共是4年多时间，他吹嘘治愈率是多少多少，这个数字根本经不起医
学上的推敲。
中国中医药学会教授李致重说，缺乏科学的地方，愚昧就自称为
科学。出现胡万林的土壤，就是愚昧。40年代初，在世界上颇有影响
的农业经济学家晏阳初先生在河北定县一带推行的平民教育，其核心
是四疗，即疗愚、疗私、疗贫、疗疾。我国人口中文盲有一亿多人，
如果把不懂科学常识的“科盲”也算进去，恐怕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所以，要把科学知识的普及作为当代强国富民的重大战略任务。他的
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如果要以此
14#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2-11-11 09:10 只看该作者
这种正面吹捧胡万林的贴子应该封掉!胡万林是假借中医进行行骗!
引用:
5、何素云之死
何素云，商丘市的一位退休小学教师，患高血压伴发心脏病多年，曾两次在商丘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于1998年9月27日在卫达医院门诊接受胡万林诊治，服过两副药，后于10月1日突发心肌梗死，家属将何素云急送卫达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商丘警方指控胡万林涉嫌非法行医治死人命的唯一事实也就是何素云之死。且慢，那“146人”呢？“200人”呢？“300人”呢？谁来为这些亡灵复仇呢？难道警方就不追究了这些了吗？一定是商丘警方在包庇胡万林呀。
何素云到底是怎么死的？请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细节：
何素云的女儿付春梅因患视网膜变性，曾花费巨资到北京多家大医院求治无效，双眼视力持续下降到0、1，几近失明，1998年9月22日到卫达医院就诊，服7副药后双眼视力已恢复到0、4，由于治疗效果非常好，便介绍其母何素云也前来治疗。
10月28日何素云首次到卫达医院求诊时，病情十分危重，根据当时病历记载：患者患高血压多年，曾中风住院，今日病情加重，一般情况如下：“体温37度，心率92次/分，血压：180/110mmHg，诊断：高血压心脏病”。由于患者病情严重，院方要求其住院治疗，以便随时观察，这样的病情随时都可能产生意外，但患者执意不肯住院，也许是不舍得花钱，好在何素云女儿付春梅家离医院不远，在医院领取一副药回女儿家服用。
9月29日，患者再次来院门诊，病情依然严重，由于患者执意不肯住院，在这种情况下，院方要求患者填写了一份“承诺书”，内容如下：
承诺书
我本人自愿接受胡万林医生治疗，在治疗期间，如果因病情恶化而发生意外不可救药者，本人及家属决不追究医生及院方的责任，更不无理取闹。
何素云 付春梅 翟苑哲（指印）1998年9月29日
院方之所以要求患者填写这个“承诺书”，就是因为患者病情危重，且不愿住院，随时都可能发生以意外。10月1日上午，何素云自感病重，找胡万林求治，服用胡万林的“救命水”后立感症状消失，遂回家。整个下午何素云孤独一人在女儿傅春梅家中，下午5时许付春梅回家后发现其母发病，不能说话，找人帮忙把何素云拖搬上出租汽车送卫达医院，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何素云死亡原因后经司法医学检验有三条意见，大意是：1、心肌梗死；2、无中毒现象；3、可能与服食胡万林药物有关。其中第三条是后来加上的。造成心肌梗死的原因很多，比如打麻将胡了一把大牌，摔了一跤，炒股票跟上一匹黑马，等等，都可能引起心肌梗死。心肌梗死发作常常具有突然性，按照对于心肌梗死的急救学常识，当患者发病时应立即就地躺下，舌下服硝酸甘油，待病情缓解后再送医院抢救，有条件的要吸氧，在病情未能缓解之前，切忌剧烈搬动，搬动时必须平缓。由于何素云心肌梗死突然发作，而其女傅春梅缺少急救常识，抢救不当，将患者强行拖搬上出租车上，在用出租车把何素云送到卫达医院的途中，很可能何素云就已经死了。尸检报告中认为可能与服食胡万林的药有关，而且这一条是后来加上的，这颇值得玩味，通常在司法医学检验报告中是不允许有“可能”的字眼的。根据这份司法医学检验报告，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胡万林可能治死了何素云。
10月1日下午6时许，何素云把被送到卫达医院后，医院方面还是进行了必要的抢救。当时，胡万林正在三楼与曾身患肝癌晚期绝症经胡万林救治痊愈的新疆某学院陈肇亨教授谈话，正在这时，付春梅推门而入，泣不成声地跪到胡万林面前：“俺妈在家犯病不行了，求求大师快救救俺妈”，说着胡万林就出门随付春梅飞跑下楼。胡万林跑下楼到当院，在出租车后坐上审视一番后，说：“看来不行了，来晚了”。随即又说“赶快给氧，抢救”。
业务院长立即组织医护人员对其进行抢救，虽经医院奋力抢救，采用多种措施，终未能如愿。以下是卫达医院的抢救记录：
98．10．1．6 pm 抢救记录
约6点病人来我院门诊抢救，查体：心脏听诊无心音，肺部听诊无呼吸音，脉搏消失，双侧瞳孔散大固定，急查心电图提示，心脏停搏，经吸氧、胸外按摩针刺等抢救措施10分钟无效，病人因抢救无效死亡。
记录人：洪长江98/10/1
以上便是何素云死亡的经过。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不想作出什么结论。还是留给商丘司法当局去作结论吧。
没有必要为胡万林叫屈!
[此贴子已经被华南虎于2002-11-11 9:10:50编辑过]
Thursday, June 12, 2008
Tuesday, May 20, 2008
ZT-地震专家欲哭无泪：今天的强震有人预报
地震专家欲哭无泪：今天的强震有人预报
作者：李世辉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5-14
地震专家欲哭无泪：今天的强震有人预报
中国科学院工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 李世辉
原载：http://www.sohoxiaobao.com/chinese/bbs/blog_view.php?id=1013377
在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主导下，破坏性地震（5级以上）的预报，特别是临震预报是不可能的。这是国内外地震界主流的共识。从这个角度看，42年前的唐山地震和今天的汶川地震都是不能准确预报的。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提到：有的报纸说唐山地震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时事辩论会主持人说：如果唐山地震时不拒绝外援，不会死几十万人。这些是看法不符合实际。实际情况是，如果尊重中西文化优势互补的科学家的意见，这些灾难倒是可以避免的。请参阅本人博客上转载的有关文章。
在中国，一批（1970年代）年轻的中国地震工作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包括充分利用历史文献记载和“取象比类”的方法等），取得遥遥领先国际的科研成果。例如，耿庆国根据历代(包括1956-1970年)大旱与地震关系的统计，发现“6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1-3.5年往往是旱区。旱区越大，干旱时间越长，相应的震级越高”的统计规律（公元512年-1879年中国大旱后2-3.5年,发生了7次7.5-8级大地震）。1972年耿庆国提出“旱震关系大地震中期预报方法”，根据这一规律，耿庆国预报了1975年的海城地震，特别是1976年的唐山地震。在1980年代出版了专著《中国旱震关系》（科学出版社）。这些成果触犯了地震界当权者的利益，耿庆国被调出预报队伍，去了地震报社。
今天，2008年5月12日，听到四川汶川发生7.8级强震，中国的地震科学家耿庆国欲哭无泪，心里在流血。2006年他根据旱震关系提出中期预报，近年阿坝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4月26日和27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下属的“天灾预测委员会”上，以委员会的名义，作出“在一年内（2008.5-2009.4）仍应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发生6-7级地震”的预报（文字报告已报中国地震局等，4月30日密件发出），而且，根据强磁暴组合，明确提出“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以上地震预报三要素均已明确）。明明是国宝，却受到当权的主流地震科学家的排斥，只能靠微薄的退休费坚持搞科研。可惜这位退休的地震科学家的话，没有起到作用。
我的感觉是满腔悲愤。什么时候耿庆国、汪成民、任振球、王迪兴等一批国宝才能不受排挤，放开手脚为振兴中华效力呢？
附图:摄于12006年12月17日“从海诚地震到青龙奇迹研讨会（第20次天地生人学术会议）”会前，左为耿庆国，右为汪成民，中为李世煇。
ZT-孙中山秘书之孙怒斥国家地震局局长——中国地震预报监督机制严重缺失亟待建立健全
孙中山秘书之孙怒斥国家地震局局长——中国地震预报监督机制严重缺失亟待建立健全
作者： 朱健国 | 2006年10月16日15时16分 | 【内容提要】10月6日陈一文在深圳透露消息为确保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自然灾害预测的准确率，孙中山的秘书陈友仁之孙陈一文先生，于2006年8月10日专函中国地震局陈建民局长，严厉斥责“他排斥与压制中国地震局内外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自主创新地震预测成果，同时公开宣扬地震预报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解脱自己作为中国地震局局长及地震局的当代责任，对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安全极端不负责任！”
10月6日陈一文在深圳透露消息
为确保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自然灾害预测的准确率，孙中山的秘书陈友仁之孙陈一文先生，于2006年8月10日专函中国地震局陈建民局长，严厉斥责“他排斥与压制中国地震局内外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自主创新地震预测成果，同时公开宣扬地震预报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解脱自己作为中国地震局局长及地震局的当代责任，对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安全极端不负责任！”——国家地震局长期压制民间地震预测专家正确建议和公众监督，拒用其卓有成效的最新地震预测科技成果，将使唐山大地震悲剧可能在国家地震局公开宣布的中国第五次地震活跃期（现在已进入）重演！认真总结唐山大地震悲剧中国家地震局的失职渎职责任，建立科学民主的地震预测监督和问责机制，是事关今日中国能否建立“和谐社会”的又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2006年10月6日，陈一文先生在深圳向记者透露了这一消息，并提供了相关证据文本。
身高一米八六，满头银发，目光坚毅的陈一文，指着一张老照片——祖父陈友仁1927年 与毛泽东、宋庆龄等人在汉口开会的合影——自我介绍说：祖父陈友仁既是孙中山先生亲密的外事秘书、顾问，也是杰出的爱国外交家，曾于1926-1927年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自己是一个母亲为犹太人的英籍华人，1942年出生于英国，1950年因父亲陈依范（英籍新闻工作者、1938年与1946年访问过延安，1947年协助新华社创办伦敦分社）应邀来新中国帮助新华社开展对外宣传工作，随父从英国伦敦定居北京；1968年毕业于北京机械学院后，在原一机部抚顺挖掘机厂从事生产劳动、技术革新工作、技术情报研究工作；1979调回北京安排在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工作；1980年代初担任全国青联一机部系统特邀委员；1981年至2000年，担任〔美国〕嘉利华公司驻北京联络处首席代表，后为北京市凯利华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自1990年以来开始跟踪调查研究中国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自主创新科技成果的发展及其遭遇的困难与阻力，2002年被聘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2004年又被聘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现为义务扶持中国被压制的科学新技术发明者的社会活动家和科技先锋思想探索家。
熟悉陈一文的科技界人士说，陈一文先生发表多篇关于中国科技创新发展、能源与环境、大气污染、强子力学等问题的重要论文，在海内外产生积极反响，特别是其2004年以来多次被权威报刊文库转载的《中国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健康发展呼唤向传统科学技术基本理论提出挑战的科技创新成果》、《中国必须走世界任何国家从未走过的新型能源环境发展道路！》等论文的核心观点，深受科技界关注。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信息网》〔www.chinainfo.gov.cn〕主页下边专门开辟《陈一文先生就解决中国能源与环境问题》专栏，发表有陈一文160多篇文章。定于2006年10月30日至31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第三届(上海)环保与新能源国际论坛”接受了陈一文的两篇论文《大气“氧气枯竭”是比“全球温室效应”对人类持续健康生存造成更为严重危害的恶果》与《对传统能源以及新型替代能源进行综合分析科学评价的十八项评价指标》。据陈一文介绍，这两篇极具超前创新理论的科技论文在中国环境与能源领域可能形成轰动。
八年三上书——国家地震局始终拒绝公众建议与监督
1998年以来，陈一文先后三次上书批评国家地震局，呼吁最大限度地调动专业和民间群测群防地震的积极性，建立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与民间专家共生的中国地震预测多元化监督机制，迅速启用被压制的地震预测科学新技术发明者自主创新的“土仪器”及其卓有成效的最新地震预测科技成果，以防范唐山大地震悲剧在中国重演。但这些重要建议八年来始终未能得到任何答复。值此中国今日进入第五次地震活跃期，2008年北京奥运会日益迫近的严峻局面，国家地震局却一再压制公众的科学建议和合法监督，以坚持“地震不可预测论”的谬论来推卸有效防范地震灾难的责任，实属严重不作为与渎职。
第一次是1998年12月15日，在国家地震局地震预测专家汪成民、黄湘宁以及孙威等民间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的支持下，陈一文向北京市长贾庆林呈交了一份《关于加强首都圈地震预测预报工作的紧急建议》的信函和建议书，强调中国有一批非主流的地震预测专家已突破了地震预测的关键科学技术，希望尽快采用。论证了最大限度调动群测群防的积极性是搞好首都圈地震工作的关键。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是能预报的。不能因为专业部门因私心所坚持地震不可预测的错误观点而把非专业部门地震专家们的地震预测视为“干扰”。国家地震局垄断地震预测信息、拒绝监督的局面必须迅速改变。
此信估计转到地震局后被压制，陈一文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第二次是2003年11月12日，了解到地震领域外新调来的宋瑞祥局长对于地震预测的基本态度与前任领导明显不同，陈一文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的身份，直接给宋瑞祥局长写信，谈《张铁铮预测地震“三要素”的“磁暴二倍法”及其“应用地磁对地壳构造运动的研究”对我们的启发》，希望宋瑞祥局长能改变国家地震局坚持“地震不可预测论”以及手握大权的“主流专家”们对地震局坚持“地震能够预测”非主流学者以及民间“地震预测”专家的无理压制；建议局长以身作则主动访问、请教、抢救已八十高龄并体弱多病的中国著名地震预测学专家张铁铮与北京理工大学地震预测专家郑联达教授的地震预测研究成果；建议破除国家地震局大部分权威人士的“地震在当代不可预测论”，承认“地震在当代中国已有人有新方法新技术进行预测”和“中国目前已经具备实现地震准确可靠预测的基本条件”的事实，并树立全面突破“更上一层楼”的信心。
对于中国当代能否实现准确可靠地震预测及其主要阻力问题，陈一文在信中坦率地写道，“根据我从1990年逐渐开始的对中国地震预测技术发展的跟踪、调查和研究，我的基本看法可以打一比喻”∶
数名非主力登山运动员已经分别探测清楚通往顶峰的所有途径，包括通的和不通的，个别人也曾经登上顶峰。因此，这些队员，尽管始终是非主力队员，他们对登山队整体登顶有信心。尽管多数主力队员从来没有登上顶峰，始终认为爬不上去，只要队长重新组织队伍，以有实践经验有信心的非主力队员为主，登山队肯定能够实现整体登顶。
现在的关键是看宋局长愿不愿意亲自领头担任中国支登山队的队长？”
陈一文认为，多年来国家地震局的工作重心本末倒置：国家地震局一直以“地震监测”救灾为第一位任务，而将实现“准确、可靠地震预测”防灾为次要工作，这是必将导致唐山大地震悲剧再次发生的根本原因。
信中，陈一文毛遂自荐∶“如果国家地震局领导有兴趣的话，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诸多专家群体的支持配合下，我可以在以下领域向中国地震局领导提供咨询意见和评估意见∶
以实现“准确、可靠地震预测”防灾为首要任务、以“地震监测”救灾为第二位任务建立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原始创新的多种地球物理手段基础上的全国地震监测、地震预测系统的总体规划与实施方面、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地区性国际合作〔中亚地区性合作、远东地区性合作、东南亚地区性合作〕的规划与实施方面提供咨询性意见。
对于通过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地震预测科学实践已经证明有效的多位地震预测技术专家及其地震监测仪器配套系统和地震预测方法提供咨询性意见。
对于中国地震局的政府采购建立以以实现“准确、可靠地震预测”防灾为首要任务、以“地震监测”救灾为第二位任务的采购规划、评标标准和评标提供咨询性意见。
对于通过地震预测科学实践已经证明有效的实现“准确可靠地震预测”的中国创新科学思路提供咨询性意见。
对于中国地震预测科学与日俱进实现更多重大突破与发展发挥促进作用，而不是阻碍作用更加科学有效的地震预测评价标准的建立提供咨询意见。
“对于通过地震预测科学实践已经证明有效的某些适合引入中国的国外地震预测科学技术成果提供咨询意见。”
此信依然“泥牛入海无消息”。
第三次是2006年8月10日，陈一文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名义又专函新一届国家地震局领导陈建民局长，力荐因多次地震预测准确，被实践证明是中国最杰出的民间地震预测专家孙威高级工程师，希望陈建民局长细读孙威三十年地震预测实践研究工作的实录《为唐山的悲剧不再重演》书稿；由此迅速改变中国地震部门长期以来对被实践证明已经正确的民间地震预测专家的无理压制，尽快恢复1974年国务院69号文件确立的“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群测群防”之路！
预计到再次发生前一封信的遭遇，陈一文的这封信不仅寄给陈建民局长本人，写给国家地震局系统多位院士，写给中国地震局地震分析预报研究所所长与多位骨干，同时写给国家减灾委专家组的多位专家等三十多位人士。现在已得到数位专家私下的赞同，但陈建民局长却在两个月过去的至今仍然没有任何答复。有鉴于此，陈一文只好诉诸媒体求援公众。如读者要求，陈一文对本报公开披露该信全文不予反对。
孙威的铁证——国家地震局无理压制民间地震预测专家30年
陈一文随信向中国地震局陈建民局长、多位院士、研究员推荐的24万字长篇纪实《为唐山的悲剧不再重演》，实际上是一部控诉国家地震局“地震当代不能预测专家”无理压制“民间地震预测专家”的血泪史，它以近乎“工作日志”的再现原始资料方式，披露了国家地震局自1976年以来，三十年中，一再漏报唐山大地震等十多次地震大灾惊心动魄的事实，而这些漏报地震大灾（包括唐山大地震），都曾被多位“民间地震预测专家”及时预测、及时报告，然而却一次又一次被国家地震局压制了，并且连报告预测的原始纪录资料也被隐藏或销毁。国家地震局某些人一再向国家领导汇报说，唐山大地震等地震大灾，属于事前毫无前兆，无人可预报的不可预报之天灾，但事实上，唐山大地震等地震大灾的悲剧升级，多与无理压制“民间地震预测专家”的人祸相关。——
原包头钢铁设计院计算站计算机硬件技术员孙威，其30年的“民间地震专家”生涯开始于1975年2月9日成立的包头钢铁设计院地震观测点，自1975年6月被评为包头市“优秀地震测报员”后，他多次纠正国家地震局的错误预报，多次补正国家地震局的漏报，多次应邀向全国地震预报会议介绍成功经验。因为1975年6月起，孙威就在包头钢铁设计院的支持下，自行研制了比国家地震局设备先进的地倾仪、地重仪、地应力、土地电、磁偏角等5种连续可见地震信息自动记录仪器，并探索出挑战传统地震理论的“孙氏地震预测新方法”，受到国际地震预测研究者的高度评价。
试看孙威1976年前后受到国家地震局的多次无理压制，即可见一斑：
1、反驳国家地震局的不实预报被压制
1975年8月，国家地震局一位副局长带头到内蒙古检查群测群防工作，宣布包头——五原地区可能会发生六级地震。孙威根据自己的观测资料反驳说：在一个月内不会有波及包头的有感地震。结果，直到1975年底，在包头——五原一带，连一个四级地震也没有发生，孙威地震观测点因为预报“没有地震”而出了名，受到包头市地震办和包头钢铁公司地震办的表扬。
2、震前向地震部门预报唐山大地震被压制
1976年6月26日到7月27日，孙威向包头市地震办赵兴黄主任预报：根据包头钢铁设计院地震观测点观测和自动记录图显示，7月底8月初，在包头市东部偏南地区可能发生很大的地震。7月14日至7月27日，又多次电话预报给赵兴黄主任。结果在7月28日早晨6点多钟，得到包头市地震办的通知，唐山市7月28日零晨3点42分发生了7.8级大地震！当天早上，孙威又向包头市地震办和包钢地震办预报，今天还可能有7级左右地震发生。果然当天18点45分，唐山真的又来了一次7.1级地震。
从唐山大地震的空前悲剧来看，孙威的这些报告的预测意见都未被国家地震局采纳。不仅如此，连孙威这些预报的原始纪录也被人刻意销毁——在包头市地震办和包钢地震办，到处都找不到1976年6月26日到7月27日的值班电话记录本了，青山小宾馆“准备会”的记录也不翼而飞。赵兴黄和郝荣更是一问三不知，再追问就装腔作势地说，是吗？有这回事吗？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好在纸包不住火，包头市地震办的一位值班员终于找到了电话记录本，但已经撕掉了7月7日到7月15日的有关页次。好在孙威自己留下了连续完整的记录和资料。
3、向地震部门预报四川的松潘—平武7.2级地震被压制
1976年8月16日22点06分，在四川的松潘——平武地区发生了7.2级地震。孙威在在8月14日就断定两三天之内会发生7级左右的地震，用电话向包头市地震办和包钢地震办预报了，结果未被采纳。
4、向地震部门预报宁夏的巴音木仁地区6.2级地震被压制。
1976年的9月22日8时，孙威和观测点同事一起乘火车从包头赶到呼和浩特市向内蒙自治区地震办汪丹主任预报： 1976年的9月23日，包头东部偏南200-500公里范围内，可能发生5.5-6.0级地震，震中列度约为8度。此预报从1976年的9月3日就向包头有关部门预报了，但一直不被采纳。结果，1976年的9月23日04时07分3.8秒，在宁夏的巴音木仁地区，真的发生了6.2级地震，震中列度约为8度。
5、在地震局会议上预报天津宁河发生6.9级地震被压制。
1976年10月21日，孙威在赴京向国家地震局预报新震情报受阻后，给国务院写了一封预报地震的信：党中央、国务院、华国锋主席，从我们包头钢铁设计院地震观测点得到的观测资料表明，在11月上中旬，华北地区还有可能发生破坏性强震，望能予以重视。
六天后的10月27日，孙威又在冶金部科技大会上代表和在京直属单位地震观测点负责人的汇报会上，准确预报：在11月7日到17日的10天内，中国可能发生两次7级左右的地震，一次可能在京津唐地震老区，天津钢厂要做好防震准备。
1976年10月30日，国家地震局刘英勇、卫一清等局级领导在木犀地河边木板棚召开“京津唐地区震情分析会商会”，孙威在会上再次预报上述震情。但是会议结束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负责人否定了孙威的再次预报，宣布上报国务院的“会议记要”是：京津唐地区今冬明春没有大于6级地震，京东南天津、宝坻一带没有大于5级地震。然而事实恰恰相反：1976年11月7日02点04分，四川盐源泉西北川滇藏交界一带发生了6.9级地震；11月15日21点53分，天津宁河发生6.9级地震，天津市第二毛纺厂正在交接班的工人全部遇难！老百姓气愤地喊着，明明知道有地震还对老百姓保密，一气之下砸了天津市地震局的牌子，还把砸坏的牌子倒挂在原地示众。
更可愤的是，一如唐山大地震后，国家地震局没有在任何文字材料上留下有多人曾预报过这次地震的痕迹，此次，国家地震局再次向上级和公众隐藏了许多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曾准确预报过这次地震的资料。国家地震局每一次漏报地震致灾后，甚至在地震系统内部坚持“地震当代能够预测”的地震预测专家或民间地震预测专家提出了正确的预测而且被新发生的地震所证实后，仍多次向公众隐瞒真实的情况，使“地震当代无法预测”的谬论能够维持下去,以便保护他们能免受受问责。
。
6、国家地震局曾肯定孙威研制发明的地震前兆监测仪器的先进性，后却因私利而拒绝推广应用。
1977年2月16日，国家地震局下达005号文件称∶“今年一月我局在山东省济宁市召开土地电、土地应力测报地震经验交流会，在这次会上包钢设计院地震组介绍了地应力测报地震的经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会议建议建议在重点地震监视区扩大试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为此组建试验小组，并邀你单位孙威同志参加此项工作……。”
1977年3月28日，国家地震局下达052号文件进一步称∶“今年一月我局在山东省济宁市召开土地电、土地应力测报地震经验交流会。会议认为包钢设计院研制的简易地应力仪通过前阶段实践有预报大震临震的苗头，有必要选择一些重点地区〔京津唐渤张、苏鲁皖、冀蒙晋交界地区〕进行观测试验。……试验费用……，由局群测群防经费中开支。”并明确规定，筹建29个试验点，以国家地震局文件的形式，正式立项。
在书稿中，孙威强调指出∶“这是对我发明的‘包头应力’的肯定，是对我们1976年多次成功预报地震的肯定。”
然而，不久，国家地震局在人事变动后，突然将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群测群防”地震防范方针视为“文革遗产”，内幕却因一些主流权威认为鼓励 “群测群防”会给漏报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带来问责之灾甚至有致命威胁，于是制造由头将多年辛辛苦苦建立的全国地震群测点全部砍杀和“清理”，致使被实践证明确实“有预报大震临震的苗头”的孙威地震预测仪器“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因包头钢铁设计院地震观测点属于“群测点”被砍掉，海内外尊重的中国最杰出的民间地震预测专家孙威“下岗”待业，失去地震前兆监测试验点17年。直到1995年，辽宁省地震局两位尊重孙威的地震预测专家升任有关职务，有权请孙威到辽宁合作继续“孙氏地震预测法”试验，“孙氏地震预测法”才重获为民为国分忧的机遇。后来孙威得以在北京电业中学再建群测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又聘请孙威作为“客座教授”与长期合作共同实验研究探索孙威仪器神奇性能的物理机制。孙威还将“群测点”建到美国，在加州建了多个地震前兆监测点。近年来新的科学实践证明，孙威的仪器能够在不同大陆〔亚洲与美洲〕、不同地质条件下的不同地区皆有较高灵敏度和实用性（即他的仪器1975-1978年期间曾经多次抓住过的地震前兆），可不断重复对多次新的地震再次抓住 “确定性地震前兆”〔即“地震不可预测”专家们承认他们始终未能抓住的可以用来预测地震的地震前兆〕：如1999年11月29日12时10分辽宁省岫岩5.6级地震；2000年1月12日7时辽宁省岫岩（偏岭）5.1级地震；2003年5月28日19时09分21.6秒美国5.0级地震；2003年8月16日18时56分43.2秒内蒙古巴林5.9级地震；2004年3月24日09时53分45.0秒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5.9级地震；2004年12月26日08时58分55.2秒印尼苏门答腊西北近海6.7级地震等。
三十年来，国家地震局一直对国内坚持“当代能够实现地震预测”的所有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进行排斥与压制。陈一文先生举出20多个采用不同仪器、技术、方法实践检验证明成就卓著的非主流地震预测专家。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张铁铮、沈宗丕、李均之教授、郑联达教授、吕大炯研究员〔旅美华人〕、寿仲浩〔旅美中国人〕、韩延本研究员、任振球研究员、孙威客座教授、王文祥研究员、杨武洋博士研究生、徐秀登教授、陶守正教授、、宋松、刘承昌、李阶法、高发金、郭宝昌，王斌、马未宇等。不仅如此，国家地震局系统内所有坚持“当代能够实现地震预测”具有创新精神的专家也都一再受到打击与冷遇，代表人物包括：汪成民教授、耿庆国教授、黄相宁副研究员、徐道一研究员、徐好民研究员、张网厚研究员、强祖基教授、曾小苹研究员、钱复业研究员、赵玉林研究员等。
为何孙威等许多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一再胜过了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
陈一文认为，国家地震局从1966年邢台地震中总结出的“小震闹，大震到”经验，对震前有前震的许多地震的预测来讲确是成功的经验。但是，辽宁省地震局以此成功地预报了1975年2月14日辽宁海城至营口7.3级地震后，国家地震局某些权威人士误认为它是预测一切地震的经典模式。然而地震的发生模式是多元化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以及1978年再次发生的海城地震前就没有前震。1976年唐山地震前，虽然唐山地区许多群测点利用自己研制开发的“土仪器”监测记录到清楚的地震前兆、其它地方张铁铮、孙威等不少民间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根据自己抓住的地震前兆分析也报告自己的预测意见，皆因为不符合“小震闹，大震到”模式，特别是不符合国家地震局地震分析预报负责人梅世荣等人当时坚持“华北不再有强震”的判断，因而受到坚决否定。唐山大地震悲剧发生之后，国家地震局梅世荣等权威一方面上骗中央，谎称“唐山大地震前毫无前兆，因而无法预测”，由此拒不检查自己背离“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群测群防”地震工作方针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不可原谅的悲剧后果之责任。国家地震局几十年来一再搬出“地震不可预测是近几代人也无法克服的世界性难题”陈词，蒙哄公众。
其实，1976-1978年期间，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专家的预测一再胜过国家地震局专业权威的地震预测，首先是因为他们研究开发的“土仪器”优于国家地震局专业队伍的“洋仪器”：“洋仪器”在1975年海城地震前、在1976年唐山地震前、在1978年再次海城地震前未能够监测到可以作为地震预测可靠依据的地震前兆信号，因而声称“没有前兆”，而孙威等许多群测点开发的高灵敏度仪器却能够监测记录到专业“洋仪器”根本监测不到的确定性的地震前兆，并且非常清楚，完全可作为地震预测的可靠依据。
此外，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专家的监测方法先进——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当时对许多地球物理信号采取的是“一天定时记录几个数据”的时点观察法，而孙威等某些群测点的监测记录方法则比其先进——采用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连续记录。远远胜过专业“洋仪器”的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土仪器”，以及不会遗漏任何地震前兆信息的新方法，缘于孙威等敢于怀疑和挑战传统地震成因理论——现行的、传统的构造地震理论，是以板块学说为基础，以观测断裂带活动为目标，认为断裂活动是地震的成因；方法是以监测地震活动性为重点，用前震序列及统计规律“以震报震”（小震闹，大震到）；指导思想是长期观测地形变，认为地下能量需要很长时间的聚积，应力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使地壳发生形变直到被压坏，能量突然释放。有了这种片面的指导思想，就会认为一天只要定时记录几个数据就足够了，用不着连续可视的自动记录。殊不知这种长时间守株待兔的办法，丢掉了对地震预测非常重要的许多前兆信息。
近十多年来，国家地震局尽管把卫星遥感、数字化遥测台网……等最先进的常规技术都用上，还是事倍功半，因为他们沿用的地震孕育触发基本理论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局限性和错误……。而且，采用更先进的数字化时，如果方法不得当，就会像国家地震局已经造成的恶果那样，投资了数千万元的数字化设备，某些重要的地震前兆信息却已经严重失真，成为“垃圾信息”。国家地震局如果继续迷信这些错误理论或过时观念，即使再多引进现代化技术设备，也只会南辕北辙，事与愿违。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地震监测先进的国家，半个世纪的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点。
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专家采用的地震前兆监测仪器，大多是根据自己探索的新地震预测理论——追踪前兆信息，循序渐进地逼近“龙头”——自行新研制的，而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权威们则采用的是进口的或者仿制的传统地震活动监测仪器。理论的保守，方法的因循守旧，形式虽洋但是实际上相对落后的仪器，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学权威们一再败阵于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专家。
从1976年到2006年，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专家继续遭到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权威们的排斥与压制的状态，竟然毫无改善！当年的壮年小伙孙威而今已成为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孙威的《为唐山的悲剧不再重演》书稿，从2005年开始寻求有胆识的出版社，但至今因国家地震局无形压力而被重重关口压制难以问世！
陈一文获得国内外众多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的支持
鉴于国家地震局今日对公众监督的打压，已从早期的只压制不同意见者扩大到所有支持创新地震预测理论和实践的网络媒体，鉴于近期新地震不断出现，不断漏报，陈一文对国家地震局的严厉批评和对建立科学民主的中国地震预测监督和问责机制的深切呼唤，更显得切中时弊，极其可贵，得到了国内外众多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的支持与尊敬。据悉，已经有人认真考虑，要依法状告国家地震局，提出不作为渎职行政诉讼，追究其长期压制地震局系统内以及民间业余地震专家、逃避公众合法监督的法律责任。
对于陈一文的工作，唐山大地震悲剧的研究者、知名作家张庆洲先生（著有畅销书《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高度评价道：陈一文对中国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跟踪调查研究与社会活动工作的意义不亚于中国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群体的地震预测研究工作本身！
我们可以说，科学民主的中国地震预测监督和问责机制建立健全之日，就是中国人民彻底控制地震之灾之时。
(本文已经陈一文先生审定)
2006年 10 月 14 日三稿于深圳“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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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朱健国 | 2006年10月16日15时16分 | 【内容提要】10月6日陈一文在深圳透露消息为确保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自然灾害预测的准确率，孙中山的秘书陈友仁之孙陈一文先生，于2006年8月10日专函中国地震局陈建民局长，严厉斥责“他排斥与压制中国地震局内外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自主创新地震预测成果，同时公开宣扬地震预报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解脱自己作为中国地震局局长及地震局的当代责任，对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安全极端不负责任！”
10月6日陈一文在深圳透露消息
为确保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自然灾害预测的准确率，孙中山的秘书陈友仁之孙陈一文先生，于2006年8月10日专函中国地震局陈建民局长，严厉斥责“他排斥与压制中国地震局内外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自主创新地震预测成果，同时公开宣扬地震预报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解脱自己作为中国地震局局长及地震局的当代责任，对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安全极端不负责任！”——国家地震局长期压制民间地震预测专家正确建议和公众监督，拒用其卓有成效的最新地震预测科技成果，将使唐山大地震悲剧可能在国家地震局公开宣布的中国第五次地震活跃期（现在已进入）重演！认真总结唐山大地震悲剧中国家地震局的失职渎职责任，建立科学民主的地震预测监督和问责机制，是事关今日中国能否建立“和谐社会”的又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2006年10月6日，陈一文先生在深圳向记者透露了这一消息，并提供了相关证据文本。
身高一米八六，满头银发，目光坚毅的陈一文，指着一张老照片——祖父陈友仁1927年 与毛泽东、宋庆龄等人在汉口开会的合影——自我介绍说：祖父陈友仁既是孙中山先生亲密的外事秘书、顾问，也是杰出的爱国外交家，曾于1926-1927年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自己是一个母亲为犹太人的英籍华人，1942年出生于英国，1950年因父亲陈依范（英籍新闻工作者、1938年与1946年访问过延安，1947年协助新华社创办伦敦分社）应邀来新中国帮助新华社开展对外宣传工作，随父从英国伦敦定居北京；1968年毕业于北京机械学院后，在原一机部抚顺挖掘机厂从事生产劳动、技术革新工作、技术情报研究工作；1979调回北京安排在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工作；1980年代初担任全国青联一机部系统特邀委员；1981年至2000年，担任〔美国〕嘉利华公司驻北京联络处首席代表，后为北京市凯利华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自1990年以来开始跟踪调查研究中国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自主创新科技成果的发展及其遭遇的困难与阻力，2002年被聘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2004年又被聘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现为义务扶持中国被压制的科学新技术发明者的社会活动家和科技先锋思想探索家。
熟悉陈一文的科技界人士说，陈一文先生发表多篇关于中国科技创新发展、能源与环境、大气污染、强子力学等问题的重要论文，在海内外产生积极反响，特别是其2004年以来多次被权威报刊文库转载的《中国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健康发展呼唤向传统科学技术基本理论提出挑战的科技创新成果》、《中国必须走世界任何国家从未走过的新型能源环境发展道路！》等论文的核心观点，深受科技界关注。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信息网》〔www.chinainfo.gov.cn〕主页下边专门开辟《陈一文先生就解决中国能源与环境问题》专栏，发表有陈一文160多篇文章。定于2006年10月30日至31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第三届(上海)环保与新能源国际论坛”接受了陈一文的两篇论文《大气“氧气枯竭”是比“全球温室效应”对人类持续健康生存造成更为严重危害的恶果》与《对传统能源以及新型替代能源进行综合分析科学评价的十八项评价指标》。据陈一文介绍，这两篇极具超前创新理论的科技论文在中国环境与能源领域可能形成轰动。
八年三上书——国家地震局始终拒绝公众建议与监督
1998年以来，陈一文先后三次上书批评国家地震局，呼吁最大限度地调动专业和民间群测群防地震的积极性，建立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与民间专家共生的中国地震预测多元化监督机制，迅速启用被压制的地震预测科学新技术发明者自主创新的“土仪器”及其卓有成效的最新地震预测科技成果，以防范唐山大地震悲剧在中国重演。但这些重要建议八年来始终未能得到任何答复。值此中国今日进入第五次地震活跃期，2008年北京奥运会日益迫近的严峻局面，国家地震局却一再压制公众的科学建议和合法监督，以坚持“地震不可预测论”的谬论来推卸有效防范地震灾难的责任，实属严重不作为与渎职。
第一次是1998年12月15日，在国家地震局地震预测专家汪成民、黄湘宁以及孙威等民间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的支持下，陈一文向北京市长贾庆林呈交了一份《关于加强首都圈地震预测预报工作的紧急建议》的信函和建议书，强调中国有一批非主流的地震预测专家已突破了地震预测的关键科学技术，希望尽快采用。论证了最大限度调动群测群防的积极性是搞好首都圈地震工作的关键。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是能预报的。不能因为专业部门因私心所坚持地震不可预测的错误观点而把非专业部门地震专家们的地震预测视为“干扰”。国家地震局垄断地震预测信息、拒绝监督的局面必须迅速改变。
此信估计转到地震局后被压制，陈一文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第二次是2003年11月12日，了解到地震领域外新调来的宋瑞祥局长对于地震预测的基本态度与前任领导明显不同，陈一文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的身份，直接给宋瑞祥局长写信，谈《张铁铮预测地震“三要素”的“磁暴二倍法”及其“应用地磁对地壳构造运动的研究”对我们的启发》，希望宋瑞祥局长能改变国家地震局坚持“地震不可预测论”以及手握大权的“主流专家”们对地震局坚持“地震能够预测”非主流学者以及民间“地震预测”专家的无理压制；建议局长以身作则主动访问、请教、抢救已八十高龄并体弱多病的中国著名地震预测学专家张铁铮与北京理工大学地震预测专家郑联达教授的地震预测研究成果；建议破除国家地震局大部分权威人士的“地震在当代不可预测论”，承认“地震在当代中国已有人有新方法新技术进行预测”和“中国目前已经具备实现地震准确可靠预测的基本条件”的事实，并树立全面突破“更上一层楼”的信心。
对于中国当代能否实现准确可靠地震预测及其主要阻力问题，陈一文在信中坦率地写道，“根据我从1990年逐渐开始的对中国地震预测技术发展的跟踪、调查和研究，我的基本看法可以打一比喻”∶
数名非主力登山运动员已经分别探测清楚通往顶峰的所有途径，包括通的和不通的，个别人也曾经登上顶峰。因此，这些队员，尽管始终是非主力队员，他们对登山队整体登顶有信心。尽管多数主力队员从来没有登上顶峰，始终认为爬不上去，只要队长重新组织队伍，以有实践经验有信心的非主力队员为主，登山队肯定能够实现整体登顶。
现在的关键是看宋局长愿不愿意亲自领头担任中国支登山队的队长？”
陈一文认为，多年来国家地震局的工作重心本末倒置：国家地震局一直以“地震监测”救灾为第一位任务，而将实现“准确、可靠地震预测”防灾为次要工作，这是必将导致唐山大地震悲剧再次发生的根本原因。
信中，陈一文毛遂自荐∶“如果国家地震局领导有兴趣的话，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诸多专家群体的支持配合下，我可以在以下领域向中国地震局领导提供咨询意见和评估意见∶
以实现“准确、可靠地震预测”防灾为首要任务、以“地震监测”救灾为第二位任务建立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原始创新的多种地球物理手段基础上的全国地震监测、地震预测系统的总体规划与实施方面、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地区性国际合作〔中亚地区性合作、远东地区性合作、东南亚地区性合作〕的规划与实施方面提供咨询性意见。
对于通过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地震预测科学实践已经证明有效的多位地震预测技术专家及其地震监测仪器配套系统和地震预测方法提供咨询性意见。
对于中国地震局的政府采购建立以以实现“准确、可靠地震预测”防灾为首要任务、以“地震监测”救灾为第二位任务的采购规划、评标标准和评标提供咨询性意见。
对于通过地震预测科学实践已经证明有效的实现“准确可靠地震预测”的中国创新科学思路提供咨询性意见。
对于中国地震预测科学与日俱进实现更多重大突破与发展发挥促进作用，而不是阻碍作用更加科学有效的地震预测评价标准的建立提供咨询意见。
“对于通过地震预测科学实践已经证明有效的某些适合引入中国的国外地震预测科学技术成果提供咨询意见。”
此信依然“泥牛入海无消息”。
第三次是2006年8月10日，陈一文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名义又专函新一届国家地震局领导陈建民局长，力荐因多次地震预测准确，被实践证明是中国最杰出的民间地震预测专家孙威高级工程师，希望陈建民局长细读孙威三十年地震预测实践研究工作的实录《为唐山的悲剧不再重演》书稿；由此迅速改变中国地震部门长期以来对被实践证明已经正确的民间地震预测专家的无理压制，尽快恢复1974年国务院69号文件确立的“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群测群防”之路！
预计到再次发生前一封信的遭遇，陈一文的这封信不仅寄给陈建民局长本人，写给国家地震局系统多位院士，写给中国地震局地震分析预报研究所所长与多位骨干，同时写给国家减灾委专家组的多位专家等三十多位人士。现在已得到数位专家私下的赞同，但陈建民局长却在两个月过去的至今仍然没有任何答复。有鉴于此，陈一文只好诉诸媒体求援公众。如读者要求，陈一文对本报公开披露该信全文不予反对。
孙威的铁证——国家地震局无理压制民间地震预测专家30年
陈一文随信向中国地震局陈建民局长、多位院士、研究员推荐的24万字长篇纪实《为唐山的悲剧不再重演》，实际上是一部控诉国家地震局“地震当代不能预测专家”无理压制“民间地震预测专家”的血泪史，它以近乎“工作日志”的再现原始资料方式，披露了国家地震局自1976年以来，三十年中，一再漏报唐山大地震等十多次地震大灾惊心动魄的事实，而这些漏报地震大灾（包括唐山大地震），都曾被多位“民间地震预测专家”及时预测、及时报告，然而却一次又一次被国家地震局压制了，并且连报告预测的原始纪录资料也被隐藏或销毁。国家地震局某些人一再向国家领导汇报说，唐山大地震等地震大灾，属于事前毫无前兆，无人可预报的不可预报之天灾，但事实上，唐山大地震等地震大灾的悲剧升级，多与无理压制“民间地震预测专家”的人祸相关。——
原包头钢铁设计院计算站计算机硬件技术员孙威，其30年的“民间地震专家”生涯开始于1975年2月9日成立的包头钢铁设计院地震观测点，自1975年6月被评为包头市“优秀地震测报员”后，他多次纠正国家地震局的错误预报，多次补正国家地震局的漏报，多次应邀向全国地震预报会议介绍成功经验。因为1975年6月起，孙威就在包头钢铁设计院的支持下，自行研制了比国家地震局设备先进的地倾仪、地重仪、地应力、土地电、磁偏角等5种连续可见地震信息自动记录仪器，并探索出挑战传统地震理论的“孙氏地震预测新方法”，受到国际地震预测研究者的高度评价。
试看孙威1976年前后受到国家地震局的多次无理压制，即可见一斑：
1、反驳国家地震局的不实预报被压制
1975年8月，国家地震局一位副局长带头到内蒙古检查群测群防工作，宣布包头——五原地区可能会发生六级地震。孙威根据自己的观测资料反驳说：在一个月内不会有波及包头的有感地震。结果，直到1975年底，在包头——五原一带，连一个四级地震也没有发生，孙威地震观测点因为预报“没有地震”而出了名，受到包头市地震办和包头钢铁公司地震办的表扬。
2、震前向地震部门预报唐山大地震被压制
1976年6月26日到7月27日，孙威向包头市地震办赵兴黄主任预报：根据包头钢铁设计院地震观测点观测和自动记录图显示，7月底8月初，在包头市东部偏南地区可能发生很大的地震。7月14日至7月27日，又多次电话预报给赵兴黄主任。结果在7月28日早晨6点多钟，得到包头市地震办的通知，唐山市7月28日零晨3点42分发生了7.8级大地震！当天早上，孙威又向包头市地震办和包钢地震办预报，今天还可能有7级左右地震发生。果然当天18点45分，唐山真的又来了一次7.1级地震。
从唐山大地震的空前悲剧来看，孙威的这些报告的预测意见都未被国家地震局采纳。不仅如此，连孙威这些预报的原始纪录也被人刻意销毁——在包头市地震办和包钢地震办，到处都找不到1976年6月26日到7月27日的值班电话记录本了，青山小宾馆“准备会”的记录也不翼而飞。赵兴黄和郝荣更是一问三不知，再追问就装腔作势地说，是吗？有这回事吗？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好在纸包不住火，包头市地震办的一位值班员终于找到了电话记录本，但已经撕掉了7月7日到7月15日的有关页次。好在孙威自己留下了连续完整的记录和资料。
3、向地震部门预报四川的松潘—平武7.2级地震被压制
1976年8月16日22点06分，在四川的松潘——平武地区发生了7.2级地震。孙威在在8月14日就断定两三天之内会发生7级左右的地震，用电话向包头市地震办和包钢地震办预报了，结果未被采纳。
4、向地震部门预报宁夏的巴音木仁地区6.2级地震被压制。
1976年的9月22日8时，孙威和观测点同事一起乘火车从包头赶到呼和浩特市向内蒙自治区地震办汪丹主任预报： 1976年的9月23日，包头东部偏南200-500公里范围内，可能发生5.5-6.0级地震，震中列度约为8度。此预报从1976年的9月3日就向包头有关部门预报了，但一直不被采纳。结果，1976年的9月23日04时07分3.8秒，在宁夏的巴音木仁地区，真的发生了6.2级地震，震中列度约为8度。
5、在地震局会议上预报天津宁河发生6.9级地震被压制。
1976年10月21日，孙威在赴京向国家地震局预报新震情报受阻后，给国务院写了一封预报地震的信：党中央、国务院、华国锋主席，从我们包头钢铁设计院地震观测点得到的观测资料表明，在11月上中旬，华北地区还有可能发生破坏性强震，望能予以重视。
六天后的10月27日，孙威又在冶金部科技大会上代表和在京直属单位地震观测点负责人的汇报会上，准确预报：在11月7日到17日的10天内，中国可能发生两次7级左右的地震，一次可能在京津唐地震老区，天津钢厂要做好防震准备。
1976年10月30日，国家地震局刘英勇、卫一清等局级领导在木犀地河边木板棚召开“京津唐地区震情分析会商会”，孙威在会上再次预报上述震情。但是会议结束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负责人否定了孙威的再次预报，宣布上报国务院的“会议记要”是：京津唐地区今冬明春没有大于6级地震，京东南天津、宝坻一带没有大于5级地震。然而事实恰恰相反：1976年11月7日02点04分，四川盐源泉西北川滇藏交界一带发生了6.9级地震；11月15日21点53分，天津宁河发生6.9级地震，天津市第二毛纺厂正在交接班的工人全部遇难！老百姓气愤地喊着，明明知道有地震还对老百姓保密，一气之下砸了天津市地震局的牌子，还把砸坏的牌子倒挂在原地示众。
更可愤的是，一如唐山大地震后，国家地震局没有在任何文字材料上留下有多人曾预报过这次地震的痕迹，此次，国家地震局再次向上级和公众隐藏了许多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曾准确预报过这次地震的资料。国家地震局每一次漏报地震致灾后，甚至在地震系统内部坚持“地震当代能够预测”的地震预测专家或民间地震预测专家提出了正确的预测而且被新发生的地震所证实后，仍多次向公众隐瞒真实的情况，使“地震当代无法预测”的谬论能够维持下去,以便保护他们能免受受问责。
。
6、国家地震局曾肯定孙威研制发明的地震前兆监测仪器的先进性，后却因私利而拒绝推广应用。
1977年2月16日，国家地震局下达005号文件称∶“今年一月我局在山东省济宁市召开土地电、土地应力测报地震经验交流会，在这次会上包钢设计院地震组介绍了地应力测报地震的经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会议建议建议在重点地震监视区扩大试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为此组建试验小组，并邀你单位孙威同志参加此项工作……。”
1977年3月28日，国家地震局下达052号文件进一步称∶“今年一月我局在山东省济宁市召开土地电、土地应力测报地震经验交流会。会议认为包钢设计院研制的简易地应力仪通过前阶段实践有预报大震临震的苗头，有必要选择一些重点地区〔京津唐渤张、苏鲁皖、冀蒙晋交界地区〕进行观测试验。……试验费用……，由局群测群防经费中开支。”并明确规定，筹建29个试验点，以国家地震局文件的形式，正式立项。
在书稿中，孙威强调指出∶“这是对我发明的‘包头应力’的肯定，是对我们1976年多次成功预报地震的肯定。”
然而，不久，国家地震局在人事变动后，突然将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群测群防”地震防范方针视为“文革遗产”，内幕却因一些主流权威认为鼓励 “群测群防”会给漏报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带来问责之灾甚至有致命威胁，于是制造由头将多年辛辛苦苦建立的全国地震群测点全部砍杀和“清理”，致使被实践证明确实“有预报大震临震的苗头”的孙威地震预测仪器“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因包头钢铁设计院地震观测点属于“群测点”被砍掉，海内外尊重的中国最杰出的民间地震预测专家孙威“下岗”待业，失去地震前兆监测试验点17年。直到1995年，辽宁省地震局两位尊重孙威的地震预测专家升任有关职务，有权请孙威到辽宁合作继续“孙氏地震预测法”试验，“孙氏地震预测法”才重获为民为国分忧的机遇。后来孙威得以在北京电业中学再建群测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又聘请孙威作为“客座教授”与长期合作共同实验研究探索孙威仪器神奇性能的物理机制。孙威还将“群测点”建到美国，在加州建了多个地震前兆监测点。近年来新的科学实践证明，孙威的仪器能够在不同大陆〔亚洲与美洲〕、不同地质条件下的不同地区皆有较高灵敏度和实用性（即他的仪器1975-1978年期间曾经多次抓住过的地震前兆），可不断重复对多次新的地震再次抓住 “确定性地震前兆”〔即“地震不可预测”专家们承认他们始终未能抓住的可以用来预测地震的地震前兆〕：如1999年11月29日12时10分辽宁省岫岩5.6级地震；2000年1月12日7时辽宁省岫岩（偏岭）5.1级地震；2003年5月28日19时09分21.6秒美国5.0级地震；2003年8月16日18时56分43.2秒内蒙古巴林5.9级地震；2004年3月24日09时53分45.0秒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5.9级地震；2004年12月26日08时58分55.2秒印尼苏门答腊西北近海6.7级地震等。
三十年来，国家地震局一直对国内坚持“当代能够实现地震预测”的所有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进行排斥与压制。陈一文先生举出20多个采用不同仪器、技术、方法实践检验证明成就卓著的非主流地震预测专家。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张铁铮、沈宗丕、李均之教授、郑联达教授、吕大炯研究员〔旅美华人〕、寿仲浩〔旅美中国人〕、韩延本研究员、任振球研究员、孙威客座教授、王文祥研究员、杨武洋博士研究生、徐秀登教授、陶守正教授、、宋松、刘承昌、李阶法、高发金、郭宝昌，王斌、马未宇等。不仅如此，国家地震局系统内所有坚持“当代能够实现地震预测”具有创新精神的专家也都一再受到打击与冷遇，代表人物包括：汪成民教授、耿庆国教授、黄相宁副研究员、徐道一研究员、徐好民研究员、张网厚研究员、强祖基教授、曾小苹研究员、钱复业研究员、赵玉林研究员等。
为何孙威等许多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一再胜过了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
陈一文认为，国家地震局从1966年邢台地震中总结出的“小震闹，大震到”经验，对震前有前震的许多地震的预测来讲确是成功的经验。但是，辽宁省地震局以此成功地预报了1975年2月14日辽宁海城至营口7.3级地震后，国家地震局某些权威人士误认为它是预测一切地震的经典模式。然而地震的发生模式是多元化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以及1978年再次发生的海城地震前就没有前震。1976年唐山地震前，虽然唐山地区许多群测点利用自己研制开发的“土仪器”监测记录到清楚的地震前兆、其它地方张铁铮、孙威等不少民间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根据自己抓住的地震前兆分析也报告自己的预测意见，皆因为不符合“小震闹，大震到”模式，特别是不符合国家地震局地震分析预报负责人梅世荣等人当时坚持“华北不再有强震”的判断，因而受到坚决否定。唐山大地震悲剧发生之后，国家地震局梅世荣等权威一方面上骗中央，谎称“唐山大地震前毫无前兆，因而无法预测”，由此拒不检查自己背离“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群测群防”地震工作方针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不可原谅的悲剧后果之责任。国家地震局几十年来一再搬出“地震不可预测是近几代人也无法克服的世界性难题”陈词，蒙哄公众。
其实，1976-1978年期间，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专家的预测一再胜过国家地震局专业权威的地震预测，首先是因为他们研究开发的“土仪器”优于国家地震局专业队伍的“洋仪器”：“洋仪器”在1975年海城地震前、在1976年唐山地震前、在1978年再次海城地震前未能够监测到可以作为地震预测可靠依据的地震前兆信号，因而声称“没有前兆”，而孙威等许多群测点开发的高灵敏度仪器却能够监测记录到专业“洋仪器”根本监测不到的确定性的地震前兆，并且非常清楚，完全可作为地震预测的可靠依据。
此外，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专家的监测方法先进——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当时对许多地球物理信号采取的是“一天定时记录几个数据”的时点观察法，而孙威等某些群测点的监测记录方法则比其先进——采用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连续记录。远远胜过专业“洋仪器”的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土仪器”，以及不会遗漏任何地震前兆信息的新方法，缘于孙威等敢于怀疑和挑战传统地震成因理论——现行的、传统的构造地震理论，是以板块学说为基础，以观测断裂带活动为目标，认为断裂活动是地震的成因；方法是以监测地震活动性为重点，用前震序列及统计规律“以震报震”（小震闹，大震到）；指导思想是长期观测地形变，认为地下能量需要很长时间的聚积，应力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使地壳发生形变直到被压坏，能量突然释放。有了这种片面的指导思想，就会认为一天只要定时记录几个数据就足够了，用不着连续可视的自动记录。殊不知这种长时间守株待兔的办法，丢掉了对地震预测非常重要的许多前兆信息。
近十多年来，国家地震局尽管把卫星遥感、数字化遥测台网……等最先进的常规技术都用上，还是事倍功半，因为他们沿用的地震孕育触发基本理论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局限性和错误……。而且，采用更先进的数字化时，如果方法不得当，就会像国家地震局已经造成的恶果那样，投资了数千万元的数字化设备，某些重要的地震前兆信息却已经严重失真，成为“垃圾信息”。国家地震局如果继续迷信这些错误理论或过时观念，即使再多引进现代化技术设备，也只会南辕北辙，事与愿违。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地震监测先进的国家，半个世纪的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点。
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专家采用的地震前兆监测仪器，大多是根据自己探索的新地震预测理论——追踪前兆信息，循序渐进地逼近“龙头”——自行新研制的，而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权威们则采用的是进口的或者仿制的传统地震活动监测仪器。理论的保守，方法的因循守旧，形式虽洋但是实际上相对落后的仪器，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学权威们一再败阵于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专家。
从1976年到2006年，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专家继续遭到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权威们的排斥与压制的状态，竟然毫无改善！当年的壮年小伙孙威而今已成为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孙威的《为唐山的悲剧不再重演》书稿，从2005年开始寻求有胆识的出版社，但至今因国家地震局无形压力而被重重关口压制难以问世！
陈一文获得国内外众多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的支持
鉴于国家地震局今日对公众监督的打压，已从早期的只压制不同意见者扩大到所有支持创新地震预测理论和实践的网络媒体，鉴于近期新地震不断出现，不断漏报，陈一文对国家地震局的严厉批评和对建立科学民主的中国地震预测监督和问责机制的深切呼唤，更显得切中时弊，极其可贵，得到了国内外众多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的支持与尊敬。据悉，已经有人认真考虑，要依法状告国家地震局，提出不作为渎职行政诉讼，追究其长期压制地震局系统内以及民间业余地震专家、逃避公众合法监督的法律责任。
对于陈一文的工作，唐山大地震悲剧的研究者、知名作家张庆洲先生（著有畅销书《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高度评价道：陈一文对中国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跟踪调查研究与社会活动工作的意义不亚于中国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群体的地震预测研究工作本身！
我们可以说，科学民主的中国地震预测监督和问责机制建立健全之日，就是中国人民彻底控制地震之灾之时。
(本文已经陈一文先生审定)
2006年 10 月 14 日三稿于深圳“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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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唐山警示录
唐山警示录
作者：张庆洲
目录
01：大毁灭前的最后一个黄昏
02：唐山地震监测网发现了什么
03：特大地震预报产生于震前14天
04：开滦矿务局短临预报意见报给谁了
05：我们计算为8.4级，只报了6级左右
06：这个大震最低6.7级，最高可达7.7级
07：一幅起伏跌宕的水氡观测记录
08：一份特大地震的完整震例
09：他向唐山交了一份什么答卷
10：地震监测网的忧虑和不安
11：二十多年前的隐秘
12：我总觉着有一种犯罪感
13：作为一个地震工作者我无话可说
14：应该把什么教训留给后人
15：华国锋说，党中央国务院不怪你们
16：李四光的预言
17：唐山地震中期预报
18：地应力短临预报水平揭秘
19：与地震科学家对话
20：国家地震局隐私一瞥
21：“东西之争”风云乍起
22：一封鲜为人知的遗书
23：“东西之争”愈演愈烈
24：分析组长掌握什么震情
25：被迫“越轨”
26：巨大的灾难和无边的黑暗悄悄地降临
27：唐山地震漏报剖析
28：主管华北震情的官员如是说
29：她心中的海城辉煌依旧
30：海城能成功，唐山为什么不能
31：如果尊重历史，这个会不能不说
32：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唐山地震漏报的原因
01：大毁灭前的最后一个黄昏
在共和国的记忆里，深深铭刻着一个非比寻常的年份——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
一月的十里长街，滂沱的泪水送走了“人民的好总理”；
四月的天安门广场，正义的鲜花和愤怒的诗篇面对着血腥大棒的挥舞，刚为濒临崩溃的国家带来一线生机的邓小平同志再度落马；
身染沉疴的伟大舵手毛泽东，此时已无力操纵这艘风雨飘摇的共和国大船；
四个极度疯狂的政治小丑，鼓着“批邓”“反击”的邪风，将治理整顿初显成效的国家秩序又吹向了混乱的顶点。
人祸未了，天灾的魔影又悄然逼近这个磨难年度的七月——
1976年7月27日 星期二 丙辰年七月初一
几天断断续续的连阴雨过后，火辣辣的太阳照耀了整整一天。黄昏降临的时候，燠热依然悄无声息地弥漫着。人疲倦了，树木疲倦了，整个唐山都疲倦了。一缕一缕的炊烟像柔柔的黑纱，轻轻融入夏日黄昏的迷迷茫茫的天空。
唐山人无法忘记和亲人生活的最后一天。这一天过后，数十万亲人的生命结束了，还有数十万幸存者由此而改变了一生！那些与唐山大地震有关的中国地震界的官员、专家以及工作者们，无论在这一天做了什么，他们都不应该忘记。
刻骨铭心的黄昏。
千古遗恨的黄昏。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个黄昏！
与大地震有关的还有一座美丽的小山城——青龙满族自治县。在这个无法忘却的黄昏，这里是另外一种场景。远处的山尖缓缓地刺破了夕阳，西边的半个天就被染红了。整个县城一片悲壮。路边大喇叭的“东方红太阳升”不见了，竟然滚动播发着临震警报，地震随时有可能发生……地震……
县委书记兼县长冉广岐坐镇帐篷当中，一脸的庄严，指挥青龙满族自治县47万人民创造着人类灾害史上的伟大奇迹！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这个大山的儿子，是他带来了大地震即将来临的信息。信息的来源地在哪里？9个小时后的震中区唐山！通报信息的人是谁？地震科学家汪成民。他是哪里的地震科学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
青龙距唐山115公里。冉广岐指挥青龙人民创造着奇迹，一无所知的唐山人民却面临着巨大的死亡！
唐山的夜，出现了一阵一阵的藕荷色的地光。池塘里的鱼翻白了。井水改变了少女般内在的性格，不是默默地调剂盈亏的水源，而是急剧地上升或下降，有的还疯了似的冒泡翻花！跟人患难与共上千年的狗声嘶力竭地狂吠不止，俨然得到了天旨，告诉人们这即将来临的泼天大祸！
夜愈来愈深。一阵阵藕荷色的光仍在闪烁。乘凉的唐山人陆续走进了自己的家。中外宾客也回到了下榻的地方。渐渐的，唐山市的大街小巷变得空空荡荡……
唐山和青龙，同一个月亮，同一片星空。
我和数以百万计的唐山人一样，将近三十年了，多希望这是出自某个大导演杜撰的灾难巨片，我们的亲人有再次醒来的那个瞬间。可是它不是……真实的悲剧比虚构的故事更惨烈！
青龙能做到的，唐山为什么不能？
七•二八不是一个法定纪念日。新闻媒体总是尽着天职和良心，年年关注七•二八，年年报道七•二八，不忍说又不能说的七•二八，人类无法忘记的七•二八。
那个七•二八黑色的瞬间，把百万人口的重工业城市骤然变成了巨大的炼狱。幸存者们无法接受这血淋淋的现实，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姐妹之间兄弟之间说笑着睡了，睁开眼睛亲人竟变成了死尸！数以十万计的遇难者又演绎出了多少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的人间悲剧。亲人们走了，已经走了很远。一日三餐，多少女人吃饭时多摆上一副筷子；漫漫长夜，多少男人给再不回来的亲人开着门；孤儿们一夜之间仿佛都一齐长大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为儿孙烧起祭奠的纸钱……
七•二八，全城自发的悼念日。
在我采写本调查的过程中，脑海始终航行着一艘船——泰坦尼克号。她沉入大西洋海域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不同肤色的人们至今还在怀念她。我相信，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悲凉的爱情故事，人类需要在震撼人心的悲剧中吸取更深刻的教训。我们是水手，是乘客，也许是设计者。
唐山大地震要比泰坦尼克号惨痛多少倍！
人类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应该想一想对于人类生死攸关的问题：在我们居住的星球上，唐山大地震的惨痛悲剧可能不重演吗？这是摆在行政管理、科学家和公众三大群体面前的一道无法绕过去的难题。无论命题多么尴尬，都需要人类去勇敢地面对和思索。
人需要生存。人都有生存的权利!
02：唐山地震监测网发现了什么
本章叙述的是工作在地震台、站及监测点的唐山人。
在采访中，我感到了他们对家乡那种深刻的爱。在平时，这种爱或许不怎么明显，可是当大劫难即将来临，却表现的那么强烈！唐山，是生养他们的故土。这里有他们牵肠挂肚的家，有恋着他们的女人们，有血浓于水的兄弟姐妹，还有静静流淌的陡河，甜甜的炊烟……他们像小燕啄泥一样，年年月月辛劳奔波着，构筑了不怎么富有却温馨的小家。一个一个的小家，组成了可爱的故乡。
他们一旦得知故乡显现了大震的背景，便不顾一切地捕捉地震的信息了。故乡不能毁灭，家不能毁灭，亲人的生命不能毁灭啊！他们捕捉到了临震的信息。
他们曾有人声嘶力竭地告急！
这一切没有感动上苍。父老乡亲大都还在睡梦中，一场大毁灭席卷了整个唐山！他们从此沉默。新闻界也从此沉默。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唐山大地震是中国灾害史上不光彩的一页吗？假如唐山大地震预报成功了，新闻界会怎样呢？
这不公平。
他们是唐山人的骄傲。尽管他们不是哥白尼也不是海力布，只是一介草民。草民该做的他们做了，草民不该做的他们也做了。他们很优秀，优秀的事迹却沉埋了二十多年。
我寻找他们，从冬天找到夏天，从夏天又找到冬天。
面对地震专家的否定，他再次发出临震警报
马希融，高级工程师，回族，1933年7月生。1955年参加工作，后进修矿井地质及物探专业，开滦马家沟矿地测科、地震台。
河北省人大第六、七、八届常委。
马希融身材魁梧，方型脸透着一股豪气，性格有点倔犟。让我想起伊斯兰的英雄——马本斋。在我众多的采访者中，他是最难采访的人。他不愿提及过去。我顶着寒风“三顾茅庐”，老人才向我和盘托出保藏已久的珍贵史料。
1976年5月28日开始，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异常变化：北偏西20度测道地电阻率值大幅度下降，北偏东69度测道也出现了急速下降现象。
他相信他的地电阻率监测系统。这在1976年是颇为先进的观测设备，是他亲自完成组装和试测的。然而，他还是反复地仔细检查，结果是仪器正常，线路无损，周围的环境也没有干扰。
科学严肃地向他昭示：地电阻率下降，反应了地壳岩石应变积累的加速发展，预示着近期要发生强烈地震！
马希融明白，科学来不得半点差错，一定要慎重一定要精确。他夜以继日地观测计算，结果：北偏西20度测道，5月28日至6月14日地电阻率值下降幅度达17%；北偏东69度测道，6月7日至18日累计下降幅度8%。
马家沟矿地震台毕竟只是一家，他又与其他台站进行交流，并且注意了对地下水和动物变化的观察。他最终肯定了自己的结果是准确无误的。
1976年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和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作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国家地震局来人了。
7月14日上午，两名地震专家到达了发出紧急预报的地方。专家听了马希融的汇报，看了监测设备，又检查了线路，没发现任何问题。专家却认为地电阻率下降是由于干扰引起的。国家地震局地震专家和唐山市地震工作者的对话很干脆，也很正常，但却像刀子一样在马希融心里剜了将近三十年。
专家：如果按照你的意见，唐山不就在地震中毁了吗？
马希融：我是这个看法。
专家：如果真是大震，发生前将有很多小震。
马希融：如果先发生大震，而后发生小震群呢？
专家：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震例。
马希融：昌黎后土桥是专业地震台，极距比我台长得多，探测深度也深得多，为什么近两个月来曲线形态与我台那么一致？
专家：后土桥地震台内外线很乱，现在也不承认是异常了。
马希融：您看我们地震台呢？
专家：很好。以后我给你寄一些资料来，你好好学习学习吧。
马希融是个倔犟的回族汉子，他竟敢在专家的结论面前不退缩。这位毕竟不是一般的专家，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负责地电的专家！马希融还是蔫了一回，但从科学的角度他不服，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表现在行动上便是夜以继日地严密监测地电阻率的异常。
一个千载难逢的重大异常，在他的视野中愈来愈清晰。
7月26、27日，相对平稳的北西道和北东道地电阻率值突然出现了同步急剧下降的现象：北偏西20度下降幅度达12.4%；北偏东69度下降幅度达3.8%！
为什么大幅度下降之后，曾出现了37天的相对平稳？
为什么又出现了同步急剧下滑的现象？
……
燥热折磨着马希融。
回族英雄马本斋驰骋疆场是一种征服，马本斋的后代征服地震预报难关也是一种征服。不同的只是，马本斋要征服的目标明确具体，马希融要征服的目标扑朔迷离。不屈不挠的征服欲望，是伊斯兰的宝贵品质。
马希融的结论产生了：两个测道地电阻率大幅度下降，预示着地壳形变加剧，岩石出现微破裂。随着地壳裂隙增多，含水量增加，导致了地电阻率值大幅度下降。之后，地电阻率相对平稳，说明应力积累达到一定程度而出现了危险的暂时平衡。26、27日地电阻率出现大幅度急剧下滑现象，表示大地震的应力高度积累所形成的暂时平衡已经被打破，微破裂加剧，随之而来的是大地震即将发生。
马希融额头的汗珠滚落。
是报，还是不报？
伊斯兰的后代，依然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中国人，具有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承袭了祖宗们遗传下来的东西。我们往往顾虑重重，我们往往循规蹈矩，我们往往三思而后行，我们往往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何况，他已经被冷落了一回。不想这些，他就不正常了！
报，万一不震呢？
引起社会动荡……影响“抓革命、促生产”……扮演一回“狼来了”的孩童角色……
不报，如果震了呢？
数以百万计的鲜活生命……一名地震工作者终生的耻辱……一个辜负党和人民期望的历史罪人……
他望着沉甸甸的观测记录，记起近日来动物的异常变化，他犹豫了许久，终于拿起了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左继年作了强震临震预报：
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历史将会记住这个时刻：1976年7月27日18点。
马希融发出强震临震预报9个小时以后，震惊中外的大地震摧毁了整个唐山！
……
倔犟的马希融哭了。
他带着眼泪也带着腰伤，冒着余震的危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属于他的那堆废墟上扒着，寻找那些洒满汗水和泪水的地震观测资料。马家沟的人看见了，他顾不上给自家盖简易棚，他顾不上去看望地震砸伤的老伴。他把一腔热血泼洒在地震预报事业上了。仅仅过了15天，他就修复了仪器，投入到紧张的地震监测工作中。
1976年11月初，他准确地预报了11月15日发生在宁河西部的6.9级大地震。他再次宣告了他的成功不是一种偶然！
在以后的日子里，马希融又成功地预报了多次5级以上的地震，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也多次把先进称号送给了马希融。
马希融想要的不是这些。
马老师，我顶着凛冽的寒风“三顾茅庐”，你跟我说早已看透了名和利，一再劝我别采写你了，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1977年的早春，马希融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那位地电专家，写于1977年1月20日。信中说：
……
1976年7月中旬我去你处，由于自己水平有限……结果辜负了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对人民我们是有罪的……
唐山地震……作为我们地震工作者来说心情十分悲痛，据传马师傅对我意见很大，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形变电阻率，7.8级震前的反映是应该肯定的，你们的预报意见是震前几大家预报意见中震级最大的一家……我们虽然漏报，但增加了我今后的信心，说明地震前有人能够做出预报……
我注视着国家地震局地震专家的来信。
一个民族能够正视本民族的弱点，这个民族就有希望。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的过失，这个人就还能进步。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无视自己的弱点和过失，那就是很危险的事了。
03：特大地震预报产生于震前14天
历史狠狠地戏弄了国家地震局一回，叫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长了一个记性，他也忒该长个记性(好像还不仅仅是个记性)了！无论谁坐上那把椅子，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流水似的局长们谁也无法抹掉这个记性。
1976年7月14日(距唐山地震14天)，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主持在唐山召开了京津唐张渤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会议期间，近百名中国地震界的官员、专家和工作者到唐山二中参观地震科研小组的工作。田金武老师手中的教鞭在“地震数据曲线图”上滑动，边讲解边分析，列举了土地电、地应力和磁偏角异常的确凿数据，郑重发出地震警报：
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
有人问，你说有一个大震在哪儿呢？
田金武说，大地震就在脚下。
李伯齐和王书蔚的回忆令我震惊！
唐山二中地震科研小组成立于1973年。唐山市地震办的杨友宸那阵正忙，他跟唐山二中领导谈，也跟他看得上的人谈。组长田金武老师忒不一般了，不仅仅是唐山市三、四、五届人大代表，六十年代初就曾应邀参加周总理召集的全国“神仙会”。成员也是这所重点学校的高手：数学老师李伯齐，物理老师王书蔚。
科研小组成立之初就埋设设备，地应力，土地电，还有地倾斜。地应力测量仪是三河地震地质大队出的。地倾斜测量仪也是买的，总坏，李伯齐就动手做了一个。阿基米德说你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把地球撬起来嘛。他利用杠杆原理，因为地倾斜量非常小，就做了一个杠杆放大，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们每天测数据，绘出图表，然后先开个小会，就带着这个结果去会商。每周三市里会商。从1973年坚持到1976年，风雨无阻。
王书蔚老师说，实际上，说我们七.二八地震测得准，就算是一个偶然吧。临震预报世界上还没过关呢，咱们一个小组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我们说有一个大震，是按图纸数据讲的。
李伯齐老师把一张图摆在我面前。二十多年过去，图纸已经很陈旧了，似乎还有一些泥土的痕迹。
李伯齐老师黯然神伤。他说，这是1976年的原始图，笔迹是田金武老师的……你看这条曲线是磁偏角，一直上升，地震前几天突然下来了！这条曲线是土地电，5月份是上升的趋势，进入7月份达到高峰。图纸上的数值很清楚，是一点点地上升，然后又有规律地降下来了，绝不是仪器出了毛病。图纸标得很明白。
尤其是地应力，你看，它开始挺稳定吧，然后就变化，变着变着就出格了。1975年12月份出格，没办法记录了。又过了几个月，直到7月份，又一点点地降回来了，我们一直记录到7月27日。你说仪器不好？可图上显示，把这个大过程都记录下来了。地应力测量仪是1975年3月份买的，北京三河地震地质大队出的。
在国家地震局召开的现场会上，我们就是把这张图放大了挂墙上了。用数据说话，按照我们的理解和认识进行分析。
田金武当时不搞教学了，天天研究它，他也敢说话。当时我们自己觉着挺狂似的，这个地震怎么这么大？
最后是王书蔚讲的结束语，我们报了一个大地震，到底怎么样呢？那就让实践来检验吧。
三种仪器都有显示，我们也说了也震了。你说不科学？可我们记录的数据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至于我们的认识那就是另外的事了。
李伯齐王书蔚非常钟爱地震预报事业。地震当天，亲人们的尸体还没料理，就扒出了地震的图纸和资料。那一年年一月月的多少记录本，没地方放也不能浇了它们！当时正是大伏天，一会下雨一会晴。夫妻两个蓬头垢面的，把图纸资料一张张地弄干净，一点点地摩娑平了，保存到小窝棚里。他们说，干了这么多年，积累的图纸资料或许有点用处，供一些专家们做研究吧。
唐山大地震以后，地震专家们蜂拥而至。什么地球所的，什么地应力的，什么什么的都来了。专家看资料他们就讲解。他们也往飞机场那里送过资料，觉着国家现在还保存着呢。这对夫妻说，自己受伤害了，别人再别受伤害了。北京的地震专家瞅着废墟上的小窝棚，也挺感动的。专家说，你们都这样了，还把图纸资料保存的这么好，你们也不是专业搞地震的。
1976年底，国家地震局在石家庄召开全国地震总结会。王书蔚老师应邀出席会议，并代表二中地震科研小组发言。王书蔚老师平时血压偏低，记起地震遇难的亲人，血压突然就高了……
在小组会上，唐山的代表议论纷纷，对地震局的个别专家很有看法。一向与人无争、与世无争的王书蔚老师说话了，地震局根本就瞧不起这些群测点，不屑一顾，说什么土拉巴叽的。他们挺洋气的还测不出来呢。咱们的地应力好像就在地表，他们能打到岩石层，谁瞧得起？
但也不能说太深奥！
关于唐山大地震的短临预报，无论地震界的专家学者们如何看待唐山地震监测网的简陋仪器，也无论地震界的官员们今天如何评说群测群防，他们应该承认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田金武们按照地震预报三要素曾经成功地预报了唐山大地震！
这是中国乃至世界特大地震最精确的短临预报。据我所知，截止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还未见报道。
田金武带着遗恨走了。他领导的科研小组给故乡人民留下了一份精确的临震预报，还有他那双永远也合不上的眼睛。
唐山地震后，河北、辽宁、天津和北京等省、市地震界的同仁们，都对田金武的遇难深感痛惜。辽宁省地震局的一位负责同志感慨地说：“田金武是惟其不该忘却的人。”
人，一生做成一件事很不容易。
先生，您是做成了一件事才走的。
04：开滦矿务局短临预报意见报给谁了
王建功，1922年生人。
1954年至1974年12月，在开滦矿务局地测处任职。
1975年1月，任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主任。
我和他家人约见王老时，老人患脑血栓正在住院。他出院后我便去采访。老人背很驼。头发大都白了。瓜子脸没有血色，满是疲倦与沧桑。我本不想打扰老人，可是王老所在的开滦矿务局在唐山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王老管辖的地震办公室就多达11个。不采访不中，与老人的对话只能简短，再简短。
唐山大地震，老人记忆犹新。
张庆洲：开滦矿务局地震台网是如何设置的？
王建功：矿务局成立了地震办公室。各矿、厂也成立了地震办，矿务局出钱都购置了监测仪器。像林西、赵各庄、吕家坨、马家沟、唐家庄、开滦机厂等都相继成立了地震监测台、站。
开滦矿务局下设11个地震办公室。
矿务局地震办公室4个人，各厂矿地震办大约有4至5个人。
矿务局地震办设在地测处。各厂、矿地震办设在地质科。
张庆洲：开滦矿务局投入这么多人力财力，研究地震又与出煤无关，成立时有难度吗？
王建功：我亲自找，一个矿一个矿地督促。
张庆洲：您能讲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王建功：这个事……(老人面露难色)，那阵儿我有看法，可是咱们不能说。
张庆洲：为什么？
王建功：不但伤小人物还伤大人物。咱们认为这样，人家认为那样，不好说！
张庆洲：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异常？
王建功：地震半年前左右吧，各矿、厂都出现了异常。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
张庆洲：有人说，马家沟地震台的马希融发出了临震预报，你作为他的上级，你知道他报给谁了吗？
王建功：马希融报过不止一次，他报给我了。他来电话说，我把图纸资料整理出来了，是给你寄去呢还是送去？我说你也别寄也别送，我这里有你的图纸资料，咱们在一块也研究过。你送来，咱们还得研究，还得通过领导，那就耽误事了。你直接往地震局报，给我留一份就中。
张庆洲：我听马彩欣(唐山震后调入局地震办)说，七.二八前几天石家庄开了一个地震会，您意识到要发生大地震，曾带去了书面地震预报意见是吗？
王建功：1976年7月24日左右吧，我去参加省地震局的会议。临走之前，我写了地震预报意见。那是一份正式报告，复写了三份：一份给矿务局领导，一份带到石家庄，一份留底。
张庆洲：您的预报意见根据是什么？
王建功：我根据开滦系统各矿、厂地震办报上来的意见，总结分析了他们的图纸资料和预报意见，提出：
在7月底8月初，唐山将发生5级以上的强震。
张庆洲：您亲自交给局长的吗？
王建功：咱见不着局长。局长办公室外面有秘书，咱连秘书都很少见着哇。我给局办公室，由局办转给局长。
张庆洲：您到石家庄以后，地震预报意见交了吗？
王建功：交省地震局了。
张庆洲：会议开了几天？
王建功：开了两三天吧。那边开着会，这边就震了。
张庆洲：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王建功：当天就回来了。地震发生在哪儿不知道，开始说东北然后又说唐山。我们说唐山，唐山我们回去了。
地震就把地震会搅散了。
张庆洲：在我采访过程中，有人说杨友宸如果不上干校，抓住这次地震就有点希望，是吗？
王建功：你要说这个话，我可就要说了。杨友宸要是不走，唐山大地震就抓住了！
张庆洲：为什么？
王建功：大地震前半年开始吧，地震异常就越来越多了。市里会商会上，各单位都发表预报意见，五级六级的都有。我印象最深的是二中，田老师敢报大震。
我们开滦系统就有11个地震台、站，观测手段跟专业队伍相比差不了哪儿去！
杨友宸敢抓也敢坚持意见。我就说这个话，他要在，这个地震就是抓不住，在震前也嚷嚷出去了。
05：我们计算为8.4级，只报了6级左右
吕兴亚，男，1938年5月11日生，山海关人。
1955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河北省重点高中——山海关一中。
1958年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因身体原因辍学，山海关一中留下了这个品学兼优的高材生任教。
1998年5月11日退休。
他没有完整的大学文凭，却是全国模范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历史上能成就大事的人往往没有大学文凭。
中国地震界承认这位预报过海城、唐山、宁河等震惊中外大地震的杰出人物，邀请他出席了“全国地震战线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会议”(1977年12月，北京)。
20世纪末。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我采访了鲜为人知的吕兴亚。采访前一天晚上，我与吕老通电话，他说明天早上要去取水样，10点你再来吧。我大惑不解，老人不是早就退休了吗？
我见到他的时候，很难把他和他曾经预报的海城、唐山、宁河等令世人震惊的大地震联系起来。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大像这个时代的人。我们谈话时，吕老的夫人也在场。
张庆洲：您退休了还搞水氡化验？这么大雪，路还滑。
吕兴亚：那就推着自行车走，当拐棍。
张庆洲：市场经济了，没有更适合您的工作吗？
吕夫人：渤海中学是私立学校，总请他他就是不去。
吕兴亚：我观测30年了，中断一天也不行。
吕夫人：渤海中学董事长说，给月薪一千，还给房，还不用坐班。要是放不下水氡观测，还给他专门找一口井。
张庆洲：为什么不去呢？是不是地震局给得报酬更多？
吕兴亚：我说你可别笑话我，早年一分钱也没有。80年代吧，唐山和秦皇岛分家了，你猜给多少？一天一毛！这两年秦皇岛地震局来了个新局长，说这也太少了，就一年给360块了。
吕夫人：他不会挣钱也不会花钱。前几年我说给他做一件衣裳，他说做那干什么，还得花布票！你说，都什么年月啦……
张庆洲：您现在的水氡分析数据报给哪儿？
吕兴亚：报秦皇岛市地震局，然后由他们报国家地震局，可能是入网了吧。我这个点30年了。
我连续观测这么多年，扔了可惜呀，尽义务也不能扔！
吕老从1970年测报地震至今已整整30年，退休在家仍然搞水氡观测。楼下的贮藏室别人家放杂物，他家却建成了小试验室。我参观的时候，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久违的震撼！
写字桌中间是化验水氡的仪器，铭牌是：上海电子仪器厂出品，型号FD-105K。左边是一个小型真空泵，右边摆着一个厚厚的记录本，封面上印着：
水氡观测记录
FD-105K
使用时间：1999年12月-2000年 月
负责人：吕兴亚
国家地震局制
观测记录本旁边是一个试管架，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试管。
我望着吕老苍苍白发，心底油然升起一种敬意。我记得一位伟人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吕老就快一辈子了，他向地震部门几乎是无偿提供着每一天的水氡观测数据。祖国的北方冬天很冷，有雪也有冰；夏天很热，有雨也有雷；春天又常常是风沙弥漫……为了保证水氡观测质量，他把水点选在距山海关17华里的疙瘩岭山区的天然自流泉，每天往返34华里取水样。对每一次观测，每一个数据，每一条曲线，从来不敢掉以轻心。他们取得了大量原始数据，仅地磁一项就积累了十万多个数据。他们从未草率地对待任何一个异常，轻易作出一个结论。每当出现明显趋势异常或有短临预报时，都会加密观测次数和分析会商。
30年了，他取水样化验未间断一天。30年了，吕老也吃五谷杂粮，身体就没有不适的一天吗？我望着吕老送给我的史料，在遗憾的同时更感到一种心痛！
我与老人相视无语，只有石英钟有节奏的嗒嗒声。在整整30年的风风雨雨中，吕老太老了，我不知道吕老坚持至今的取水样化验氡值的日子还有多远……应该记住这位老人，我想。
吕老轻轻地从茶几上的史料中抽出一张泛黄的八开纸，笑容在脸上骤然凝固了。他的声音很沉重。
这是山海关一中于1976年7月7日和22日先后两次向河北省、天津市和唐山地区地震部门提出的书面预报意见：……7月中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陆地有6级左右地震。
张庆洲：您能像讲课那样，通俗易懂地讲一下唐山大地震前的预测预报情况吗？我是外行，读者们大都也是外行。
吕兴亚：这是地应力、水氡、磁偏角旬均值变化曲线图。
地应力最早出现异常。75年7月以前曲线是平稳的。75年8月至76年5月，曲线已形成鼓包形趋势异常，异常幅度高达70微安。我们断定这是大震前兆。76年6、7月份曲线开始回升，并出现跳动。7月中旬地应力仪表针大幅度摆动，有时还出现小幅度颤动，这反映了震源局部岩层产生了微破裂的应力变化，可能震源岩层即将发生大破裂。
地应力不断积累加强，地下岩层的物理化学性质就发生变化。地下水中氡气受到压力影响，压力大的地方向压力小的地方迁移增强，含量会发生变化。75年8月初，氡含量50几个埃曼，76年4月高达89.1埃曼。我们认为这是大震前兆。76年5月氡值大幅度下降，7月又有回升趋势，突跳变化明显，预示进入临震阶段。
磁偏角异常变化75年9月10日开始，76年3月10日出现峰值，连续渐变异常182天，最大变化幅度3.5＇左右。
根据连续渐变天数T，计算震级为8.4级。
因为没有报大震的经验，只报了6级左右。
发震时间：我们在1976年7月7日和22日上报预报意见时，主要根据磁偏角日均值曲线快要恢复到1975年9月10日异常开始的水平，也就是说整个异常临近结束，又综合了地应力、水氡、土地电异常变化，认为这次地震很可能在7月中下旬发生。
震中估计：从变化曲线上看，连续渐变
异常段磁偏角是向西偏的，故震中在我台站西部地区内。当时我们已积累了六年多的经验，从磁偏角曲线特征上分析，这次地震很可能发生在渤海及其沿岸陆地。
张庆洲：这样一个大异常，哪一级地震专家来核实过？
吕兴亚：唐山大地震前夕我去石家庄开地磁会去了。我把测报小组的工作交给了物理何老师。1976年7月26日我返回山海关。何老师说，唐山地区地震队来了两个同志，看了仪器设备也看了坐标图，认为异常确实存在，让咱们继续观察。
张庆洲：你们计算是8.4级，为什么只报6级左右呢？
吕兴亚：如果报8.4级不是太大了吗？我们还做不到那么精确。反过来说，当时报6级左右也是很犹豫的，因为计算是8.4级。
张庆洲：大地震一天天临近的时候，您着急吗？
吕兴亚：时间进入1976年7月下旬以后，我的神经就绷得很紧了！就连走路、吃饭、说话都绷着弦，因为异常太大了！
七.二八夜里大地一晃，我腾地一下挟着大闺女就跑出来了。
1976年10月18日，山海关一中向河北省、天津市、秦皇岛市以及唐山地区地震队等地震部门发出了书面地震预报：11月15日(±3天)，西南部的天津、沧州可能发生7.1级地震。
1976年11月15日，天津宁河一带果然发生了6.9级强震。
我注视着泛黄的地震预报底稿陷入沉思。山海关一中对海城、唐山、宁河大震的预报无疑是成功的，只是震中位置还精确不到具体地点。吕兴亚说，对一个单独台站来讲，要准确地预报震中位置很难，最好是多台站、多手段的综合分析。
我想，唐山大地震前夕，许多台、站都曾发出了临震警报，关键性的综合分析工作应该由谁来做？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收到这些信息了吗？如果收到了，他们至少也应该在百忙之中交代一下。如果没有收到，这些弥足珍贵的地震预报意见还沉睡在哪一级官员的办公桌里呢？
06：这个大震最低6.7级，最高可达7.7级
侯世钧，男，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
1964年8月，分配到唐山地区乐亭城关中学(“文革”期间更名乐亭红卫中学)任初、高中物理课理化教研组长。
1969年，渤海地震后，红卫中学成立了地震测报小组。
1970年1月，参加首届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对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后的序列强余震基本做出了准确预报。为此被评为河北省科技先进工作者，并被推荐为参加首届全国科技大会的候选人。
侯世钧圆脸盘，个不高声调也不高，很慈祥的老人。
他把满满一提袋资料小心翼翼地展现在我面前。那份极其珍贵的地震预报意见，16开纸上方的订书钉一层锈迹。我抚摸着这些珍藏了二十多年的史料，只觉眼中一潮。
唐山震后时间不长，一名记者来到了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跟他谈了很长时间。记者说，这些事不可能见报，但是作为青少年开展科技活动，有可能写一写也不一定能发表。记者说，没法说！还真没见报。
当时去红卫中学参观的人多极了。什么地球物理所的，什么生物所动物所化学所的，一拨一拨地来看资料了解情况。
乐亭红卫中学有三种观测手段：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出的地应力仪、地磁偏角测量仪和地温测量仪。再就是他们埋没的土地电，极距75米，地下走电缆。乐亭没有大工厂，干扰小。土地电埋设在田野里，就连小工厂也没有。
侯世钧成功地预报过多次地震，震级和发震时间主要是地应力，趋势参考土地电，几种手段各有千秋。
乐亭红卫中学从1969年成立地震测报小组，一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在将近8年的时间里，一天观测三次，早8点中午12点晚5点，每晚填图、分析。这项工作要持之以恒，风雨无阻，一天也不能中断。
从1974年开始，他们每天给地震办报数据。那阵儿是手摇电话机呢，摇几下总机电话员出来了，然后让她接县地震办。给地区地震队是用信报，特意印了一个表，三天一报数。
1975年10月出现异常。唐山地区各监测台、站关于地震的呼声比较高。1976年5月，二中田金武老师给他写来一封信，探讨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以后的异常趋势，震情是结束了还是一个新的转折？他回信说，和林格尔地震后是有变化。1975年12月份开始出现异常，和林格尔地震是一个转折，异常还是继续发展。
1976年6月份，乐亭县地震办公室在县招待所召开了地震会商会，乐亭红卫中学正式提出：
七月中下旬，我区附近将有大于五级的破坏性地震。
1976年7月16日，异常越来越明显，幅度也加大了。侯世钧思想斗争了好长时间，又发出了书面地震预报意见。为什么有思想斗争？侯世钧说，发书面地震预报意见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如果发了而没有震，那……怎么交待？谁也不是瞎发的。当时华国锋有指示，京津地区5级以上地震要在24小时内作出预报。
虽然是慎之又慎的大事，侯世钧认为大地震即将爆发，所以才发了书面临震预报意见，并加盖了学校的公章。
侯世钧沉默了。他双手捧给我一份信函。由于年代久远，纸页之间有点粘，我一点一点地揭开了这页尘封已久的历史。
地区地震办公室负责同志：
现将我们这里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从1975年12月23日到1976年4月10日，我们这里东西道土地电出现正弦形异常，原来以为是4月6日河(和)林格尔6.3级地震所引起的，现在看起来不是。因为即(既)然有那么明显的长趋势异常，就应该有明显的临震异常，可是没有。据此，我们推算在7月中下旬我区附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此预报意见早在6月初县地震会上提出，不知已转告否？
另据地应力135°档情况看，也出现了长趋势异常，且坡度幅度都较大。
磁偏角从4月初也有长趋势异常。南北道土地电也出现了明显异常。
另外，根据东西道土地电日均差“二倍法”推算，7月23日渤海将有较大一点的地震发生，因为这有长趋势异常背景值得注意。综合以上情况，我们预报：
在7月23日前后我区附近西南方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
如需要可供资料。
致以革命敬礼
乐亭县红卫中学地震科研小组
1976年7月16日
说明：原件一式二份上报地区地震队和地区地震办公室。原件加盖“乐亭县红卫中学革命委员会”公章。……
很显然，这不是临震预报的原件，是发出原件后追发的一封信函。文中在分析趋势性背景时，提到了1976年4月6日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这是在中国地震史上很重要的一次地震，因为在这以后再也没有发生4.5级以上的地震，又过了113天便爆发了唐山大地震。
和林格尔地震为何模糊不了唐山地震监测网的视野？像杨友宸、田金武、侯世钧、马希融、吕兴亚……他们和某些地震专家一样，也同样注视着和林格尔地震，却没有漏报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3日，唐山地区地震队两个专家来落实异常。他们开始并不是特别相信。侯世钧把东西道土地电、南北道土地电以及南北异极土地电、地应力、地磁等预报依据和图纸资料介绍给他们以后，他们又考察了仪器设备情况，心里也不安了，说回去详细向队里汇报，有什么情况保持联系。地震专家要走了，侯世钧就有点急。
他说，我们这里异常变化非常明显了。又说，根据我的计算，这个大震最低是6.7级，最高可达7.7级！
乐亭红卫中学书面预报意见只报了“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为什么又强调这个大震最高7.7级呢？侯世钧说，还不敢那样报。一是缺乏报大震的经验，二是5级以上就要逐级向上报了。白纸黑字，这是要承担责任的！
1976年7月23日下午，地震专家走了，“泥牛入海无消息”。乐亭开始下大雨。校园里有一口地震观测井，原来打水要系上三四米长的绳子，地下水位涨上来，坐在井沿就能洗脚。显然，这不仅仅是下雨的原因。
1976年7月24日，雨仍然下着。呈米字形的四道地电，有三道把表烧毁！从1969年至1976年，也曾遇到无数次下雨，但没有微安表同时烧毁的现象。只能换上新表继续观测。这一天侯老师终生难忘。也许是太相信自己的数据和图纸，也许是太相信自己的分析和结论，也许是知道大震即将来临，他望着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再也受不了了，竟然在课堂上宣读了地震预报意见。下课了，他还鬼使神差地通报了一些教师。
这样做严重违纪。他知道。
侯世钧的临震预报是7月23日左右，白纸黑字无法更改。如果说24、25日没有震，他还不是特别担心的话，那么到了26、27日，侯老师全身的神经的的确确是绷紧了！
侯世钧监视这个大震已经太久，各种监测手段充分证明这是与和林格尔地震无关的大震。数据是可靠的，分析是严谨的，计算是无误的。所以才敢把临震预报通报给一些老师和学生，才敢跟调查核实的地震专家明确地讲，这个大震最高可达7.7级！
可是它不震。
这个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莫非真是虚报了？侯世钧心情也很矛盾，又希望震又不希望震。
7月27日黄昏。侯世钧在血色黄昏中铜像般伫立着，一颗焦躁不安的心也随着夕阳坠入了地平线。他的临震预报对地震界来说是虚报，对老师和同学来说可是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夜里十点左右，侯世钧无奈地回到了宿舍。为了能及时逃生，依然没有锁门，门里边支了一根小木棍。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听着爱人均匀的呼吸声……大地震轰然而至。
侯老师挟着孩子窜出了门外。因为没锁门，一点逃生的障碍也没有。他爱人紧跟着出来了。刚逃离宿舍，山墙便轰轰隆隆地倒塌了。大地剧烈地摇撼，人根本站不住。侯老师右手抱着一棵树，左手挟着孩子。那一年孩子六岁。
在我采访结束的时候，候老师说我还有话想说。我望着他恳切的目光重新打开了录音机。我们忘记了吃饭，我倾听着一个曾经无私地付出青春岁月，白发苍苍依然不敢忘记祖国地震事业的老知识分子悲凉的心声。
我虽然不搞地震预报了，可这些年来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唐山大地震从整个预报形势来看，如果落实了周总理专群结合的方针，也就是说地震专家和群策群防结合起来，中国地震界应该作出临震预报。
唐山地区的群策群防水平，当时在全国也是很高的，关键是有一批人层次比较高，大部分是大学本科毕业的老师们。当时就教那么一点书，还有精力从事地震研究。像吴宝刚、周萼夫妇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文革”的初中很轻松。他们都提出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意见。可是，本该抓住的却没有抓住……遇难的死不瞑目，幸存的遗恨了这么多年。
我觉得临震预报还是要依靠专群结合。
乐亭红卫中学的预报意见也是专群结合的成果。唐山大地震之前，说了那么多年有震有震，国务院还专门下发了69号文件，我们就提高警惕了，观测仪器就明显了。如果没有长趋势的预报意见，我们也不见得能分析出来。应该说，专群结合才能做出比较准确的临震预报。
我们国家对专业地震部门很重视，跟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投入的财力也比较多。但是这些年群策群防不知为什么不提了。唐山大地震前临震信息那么多，今后还会再看到吗？唐山地区近百个测报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异常，那时一分钱也不给还常年坚持，每天测三遍风雨无阻……
像吕兴亚那样坚持下来的人恐怕是不多了。
我1983年从乐亭红卫中学调出来，临走曾经交待了一个留校的学生，我说一定要把地震监测坚持下去啊！八九年我回去一次，那间原来摆满监测仪器的小屋，早已人去楼空。
小屋在校园边，很清静，搞地震监测挺好的……
07：一幅起伏跌宕的水氡观测记录
北方的春天。
我一进入滦南县境，就感到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了。宽敞的柏油路偶尔有一辆汽车惬意地飞过。空气真鲜啊，五脏六腑都透亮了。天空格外的蓝，一眼望出去好远。路边的麦浪，一波一波柔柔地卷过来，宛若翠绿的宽阔无边的毯子，毛绒绒的透着诱人的新鲜气息。
清晨的安狼坨庄，还在静谧之中。
安继辉，精瘦，头发花白，不大的眼睛非常有神。他从1963年开始在唐山市自来水公司化验室从事水质化验。1981年调生产科，然后到开发公司当书记，然后调任引滦入唐净水厂筹建组组长，再然后就是退休了。
我随主人进了正房，很简陋。土炕正中摆着一张小方桌。
他把一大摞一大摞落满灰尘的东西搬上小方桌，说，人事科的同志通知我你要来，我把资料都准备好了。我随手拿了一本毛主席语录，红塑料皮里头竟是工作日记，我信手翻起来。
1974.11.16
河北省地震工作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在保定高碑店召开。
174人参加，其中专业人员57名。
……
1975.7.27
营口市地震办公室主任郭：介绍防震抗震情况：
一、灾情……
……
在唐山，我还没发现过这么完整的记录。
安继辉淡淡地说，这些都是工作记录。你再看看这个，这几大本是水中氡含量测定原始记录。表格已经破旧，像是旧书摊上的古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古籍也许更有价值。“水中氡含量测定原始记录”从1974年4月26日一直填写到1976年7月27日。
这是历史的见证。
安继辉真是一个有心人。这些资料在公司放着，他真怕有一天当废纸卖了，就拿家来了。唐山地震以后，水氡资料汪成民和尹汉年借过，他们是搞地下水研究的科学家。安继辉的地电资料却没一个人问过。
唐山市自来水公司不仅测水氡，还有土地电，土地电是1974年埋设的。一天测三次，数据处理取平均值。75年雨季也没什么干扰。平时是38微安左右，最高不过40微安，很稳定的。
1976年7月25日，微安表打到头了，打到100微安。安继辉还清楚的记得，那天雨不大，就感到很突然。他怕电阻有问题，就把电阻拆了重新接线，还是100微安。后来干脆就没法测了。那天是礼拜日。7月26日他又修，还是不中，还是100微安！7月27日又打到头了。他根据地电异常，还有水氡异常，27日晚上拨通了市地震办公室的电话，是姓刘的女士接的。
安继辉说找一下杨友宸。
刘女士说杨友宸不在。
安继辉说这两天有异常没？
刘女士说没异常。
安继辉想说微安表三天打到头的事。又一想，她不懂，就没说。刘女士是当老师的，调地震办来当一般工作人员，值班打杂没正经事。安继辉就在化验室整理明天会商的材料：
地电异常。
水氡异常。
……
7月27日晚上，有人组织分析分析就好了……安继辉沉默了。唐山市地震办每周三会商，可是发现异常要立即上报，无论是谁值班，地震前兆异常还是要报！至于为什么安排杨友宸去干校，为什么调一个老师到地震办公室，那就是“权力”的事了。
我对水氡监测与地震的关系是个门外汉，真诚地叫了几声安老师，对水氡才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氡是一种放射性气体。是地壳岩石中放射性元素铀、镭衰变的中间产物……氡气可以被地下水溶解。地下水中氡的含量以浓度单位——埃曼表示。在水中溶解量的多少，受温度和压力的影响。测量地下水中的氡含量，能比较灵敏地反映地下应力和热流的变化。所以，地下水中氡含量与压力和震动有明显的关系。水氡异常表现为，中长期异常是缓慢上升。临震异常是水氡值出现单点或多点的突升与突降。
唐山市自来水公司水中氡含量测量于1974年4月26日开始，每天测量每天计算，每天填写原始记录表。
安继辉翻阅着原始记录，你看，这是建陶院内的德胜井数据。这口井深300米左右，附近没有干扰，平时总是4点几埃曼。1975年12月6日7.74，12月11日7.08……数据处理后就明显了，峰值越来越高，波浪形地往上走。当时测的两口井：一是德胜井，二是十四中井。你看十四中的井：1975年5月26日2.08，7月1日2.18，7月14日2.59，7月22日2.4，7月25日2.35，7月26日2.43，7月27日2.5……
结束了。“水中氡含量测定原始记录”截止到1976年7月27日永远地结束了。唐山市自来水公司的测定结果，在唐山地震前哪一级地震局的官员知道？有没有引起他们的关注？
安继辉无法忘记，1976年7月中旬，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带队到唐山市自来水公司参观。在自来水公司会议室，安继辉挂上一幅起伏跌宕的水氡观测图表，向国家地震局的官员正式提出水氡异常……
08：一份特大地震的完整震例
姜义仓，1932年4月生人，高级工程师。
天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1975年，任开滦赵各庄矿地震台台长。
姜义仓个头不高，鼻梁骨有一块伤疤，那是大地震给这位地震台台长留下的痕迹。老人思维敏捷，谈起唐山大地震，那铬印般的记忆却时常打乱他的正常思维，积蓄已久的激动、愤怒和悔恨，搅成一个硬硬的死结，恐怕这一世是解不开了。
新台长张力秋三十多岁，一头密实的黑发蓬蓬勃勃，四方大脸，很实在。他在一旁很少插话，静静地聆听着老台长的回忆。
新、老台长陪我参观了地震台，外观不怎么起眼的二层楼，一层各房间竟都是监测地震的仪器设备：有压磁地应力仪和地震记录仪，24小时自动记录；也有先进的体积式应变测量仪，微机自动控制，每天出图……
在一张大蓝图前面，我们不约而同地站住了。这张蓝图长2米高1米左右，图纸上方的黑体字震撼人心：
唐山震例 一九七五年七月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图中纵坐标是地应力、土地电和磁偏角；横坐标是1975年7月至1976年12月每一天的日期。三种监测手段每一天的数值构成三条蛇一样的异常变化曲线，惊心动魄的唐山大地震明显地呈现出来！
这就是历史。
压磁地应力仪(北京地质仪器厂制造)安装在76米深的井底，这口井打到了唐山石灰岩。1975年7月份至11月中旬基本平稳，1975年11月15日开始呈上升趋势，1、2、3号受力元件上升最高达5欧姆，以后始终在这个高值范围内波动，一直到1976年7月10日才缓缓下降，7月15日恢复到原位，异常持续长达270天！1976年7月中旬下降，预示着岩石破碎，能量即将释放！
土地电的南北(SN)和东西(EW)两条曲线在唐山大地震前两个半月就出现了正异常变化！
磁偏角的变化曲线，从1976年1月20日开始就出现了大异常，数值始终居高不下……
赵各庄矿地震台与唐山二中的磁偏角图形为什么惊人的相似？姜义仓回忆说，所以，唐山市地震办每周三的会商会议就讨论得十分热烈。各个单位都带着图纸和数据，会商时说白话不行。田老师就敢报大震，他很有经验，他的磁偏角一下来就有地震。对海城等几次地震都预测核实过，很准确。
1976年7月中旬，国家地震局在二中召开的现场会，我们都参加了。田老师讲，唐山地区于7月底8月初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可能达到8级。在以后的会商会议上，他的预测始终不变。他的图形反映了大地震，田老师报8级大地震，参加会商会的人都清楚。
姜义仓遗憾地说，我报的是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
唐山大地震以后，国家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的专家来了，给了我们一个公式，根据我们这张图的数据计算：正是8级！
我们没有这个公式，我们震前不懂啊！
我们只知道要有一个大地震，但不知道大到8级！我们也是粗心，1976年7月26日早晨雾气蒙蒙的，马路上行人的头发都白了。就没有想一想，咱们这个地区冬天有雾，夏天哪来的大雾？我家邻居养的金鱼从鱼缸里跳出来了。林西南沙河的鱼在水面上翻白了……
多少宏观异常！
唐山大地震以后，几次6级以上的强余震我们都预报成功了。
因为我们懂了。
姜义仓老人陷入悔恨之中。那张巨大的蓝图，仿佛变成了蒙盖尸体的青单。地震专家们，在大地震之前来赵各庄地震台一趟多好啊！你们是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异常，还是抽不出时间来？哪怕给我们一个公式也行！
姜义仓并没指望地震专家来唐山。
地震台台长脸一扬，鼻梁骨那块伤疤更显眼了。他说，杨友宸是市地震办主任，他很能干哪！他要是不去干校，我估计这个大震百分之六七十要报准了，这个人要立功的！唐山大地震中长期预报已经有了。各个监测台、站都昼夜监测，积极性特别高。杨友宸很有魄力，抗美援朝的军人。其实，1976年进入夏季以后，各台、站的异常就出现了。市里每周三的会商会上，他都强调：海城地震抓住了，唐山也要抓住！各个台、站也有这个决心。杨友宸很可能把地震监测网的异常资料，连同动物的异常，全部综合在一起，向市领导告急……
我心里一惊。我采访了唐山地震监测网的那多人，几乎都有姜义仓这种看法，说如果杨友宸不调走就如何如何，他给地震监测网留下的印象怎么就这么深？我说，您能举个实例吗？
地震台台长愣愣地瞅着我，又笑笑，似乎看透出了我的疑惑，实例？走，咱们看看那些挂图去，今天还有它的实用价值！
在“水化学分析室”的东墙上，是《地震知识》的挂图，一共18幅。挂图是塑料模压的，立体感很强，有地球内部构造；地震前兆地光、地声；动物异常表现；水井冒泡翻花形态；地震避难场所；伤员的救护；地震烈度实况……整个地震全过程的再现！
大地震发生以后，赵各庄矿地震台抢救仪器设备的同时，也扒出了全部《地震知识》挂图。这些挂图凝聚着杨友宸的心血。二十多年过去了，联合国的官员们来时，都伸出了大拇指！
我们的“土”东西，老外们却很感兴趣。
赵各庄矿地震台“大事记”记录：
1995年2月14日 香港有线电视台拍片。
1996年7月26日 联合国十年减灾委员会主席埃罗博
以及科尔博士参观并拍照。
1996年11月11 加拿大2名记者采访、拍照。
1997年1月26日 联合国灾害科学与公共行政管理相结合全球计划项目国际研讨会代表四十多人参观。
1999年12月3日 德国中部电视台拍电视片。
……
我无法全部摘录下来。希腊、俄罗斯、日本等好多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和记者们先后来到这里参观、拍照和录相。我们的“土东西”呀，本土的，浸着血泪的土东西！蓝眼珠黄头发的老外们，唐僧一样翻山涉水而来，就为一部真经。可是，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多地震的国土上，有几人当回事了？我凝望着杨友宸的杰作终于明白了，唐山市地震监测网数以百计的地震工作者为什么怀念杨友宸；也似乎明白了，我在采访杨友宸的时候，老人为什么泣不成声！
我离开了地震台，走在赵各庄静静的小路上，一轮血红色的夕阳正缓缓地下坠。一辆手摇车迎面缓缓地摇过来，我可爱的家乡啊，在哪都能看见手摇车！记起大毁灭前的最后一个黄昏，我心底陡然涌上一阵酸楚。
二十多年倏然而过。我采访了唐山市及唐山地区的部分地震台站和监测点的当事人，他们各自都知道自己发现了临震异常，消息比较灵通的也只知道两三家有异常。我列举了几处有代表性的临震异常之后，他们竟都惊讶了。
二十多年了，人们不知道在这场大劫难之前，各种监测手段曾出现过许多的临震异常，而且不是震前一两天才出现的！比如赵各庄矿地震台从1975年11月中旬出现异常，1976年7月中旬结束，异常长达270天！
他们还各自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唐山大地震以后，地震专家们来了，一拨儿一拨儿的，要图纸要资料，有的借了还了，有的干脆就没还。我恍然大悟，为数不多的地震专家们，也知道唐山大地震之前曾经出现过许多临震异常！
我终于理解了中国地震界的苦衷。
09：他向唐山交了一份什么答卷
杨友宸满头白发，中等墩实个头，一口东北话嗄巴其脆。
1932年出生于东北吉林扶余县五家站，冻天冻地的农历癸酉年正月十五日。人世给予这个婴儿的却不是热闹的花灯。
1945年13岁，独自流浪到长春当童工。不知是何年何月，沿途乞讨到唐山。吃着百家饭就长大了，竟然穿上了军装。
1949年南下解放海南，在广东英德剿匪立大功一次。
1953年抗美援朝任作战参谋，荣立三等功，不幸与连长因分配水(上甘岭一线)的问题干架，三等功又免了。事后，连长很不落忍，说以后争取吧。他甩了一句争取啥呀，战争结束了。
1955年进入江西南昌步校。当时中国颇有名气的军官摇篮。一生最辉煌的岁月在这里度过。因静脉曲张住进海南陆军187医院，与芳龄20的海南护士符玉英自由恋爱。出院后，一个礼拜一封情书，历时三年，很是体现了东北人执着的个性。
1957年舌头上下一动就溜出了五个要命的字：“苏联不咋样。”那阵儿有个黑色的5%，就把他扒拉到5%里头了，定为“严重右倾”。苍天是公正的。在他痛苦之时，恩赐他与贤慧温柔的海南姑娘喜结连理。
1958年被押送到哈尔滨红旗农场劳动改造，在冰天雪地中继续锻造性格。
1960年到唐山房产公司工会，海南女人第一次看到北方的雪。
1968年受命组建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这是组织第一次启用他，他便把一腔子热血哗哗啦啦地倒出来了。“严重右倾只能用不能升”，那也没关系。
若干年后，江西南昌步校党组织没忘记饱受委屈要过饭的苦孩子，千里迢迢来函一封。他就拿着盼了近30年的公函找到唐山的党组织。组织说，档案给你清了，那不算个事儿。他说，我可是当了30年的事儿。
磕磕绊绊的人生路，无论风雨雷电，无论酸甜苦辣，东北汉子就一溜歪斜地过来了。敢爱敢恨敢说敢负责。他的顶头上司王俊起说他“不惧官”，在奴性味十足的偌大一群人当中，“不惧官”的能有几个？他常去市委书记许家信办公室串门儿，也说点地震预报的事，关系不错。谁都以为他是地震办公室主任，其实他不是，组织还没任命呢。
他抓唐山市地震办全面工作。
中国地震界知道有一个“唐山杨”。
1968年，地震地质科学家把唐山划进了地震危险区。唐山市地震办公室匆匆上马。开始是仨人，以后渐渐调走了，就剩了一个人一部电话一间房。杨友宸想，组织把人命关天的事交给咱，这样胡弄不中。他就从简单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干起来了。
建立地震观测点很难。
谁拿这个当回事？学校是教书的，开滦是出煤的，农民是种地的，你在人家那里建点，给人家啥甜头？地震办啥也没有！
地震观测点不建不中。
杨友宸就骑着自行车，在唐山市方圆几十里这个大圈里跑，跑有条件搞地震观测的基层单位。找那些头头们说，一回不中二回，二回不中三回……磨薄了嘴皮子也得说。大清早，包两个馒头夹点红糖就走，到人家那儿要点水喝就算了。那辆“永久”28自行车每天跑百八十里地，楞是骑坏了！也不知过了几个年，他就跑下来了四十多个地震观测点！
有唐山八中、二中、十中、自来水公司、电厂、钢铁公司、东八里庄、西八里庄、王撵庄、赵各庄、曹家口、常各庄、范各庄、殷各庄、洼里、新城子……供电局，哦，供电局是下属的变电站建了几个。开滦是大户，十几个矿、厂竟然都建了。
这就是遍布城乡纵横交错的唐山地震监测网！
地震监测台、站、点，再辛苦也能建起来，可上哪去找合适的人？这可是科研性质的工作，国家教委不可能给你一批大学生！这个杨友宸还真找来了，各厂、矿、学校的人都个顶个的棒。就说开滦矿务局吧，各矿监测台站的负责人，大都是地质院校的本科生。学校呢，大都是教物理化学的老师，也是大学毕业生！
这批知识分子哪来的？说来与年代有关。那年头的“臭老九”在杨友宸眼里可是不臭。就说八中的吴宝刚、周萼夫妇吧，从天津大学下放到八中。只因为吴的岳父是国民党少将军医。群众杨友宸跟书记王明忠说，这样的人别压着，这问题那问题到底是啥问题？“老右倾”打着市政府的旗号，点名让他们搞地震。书记说好吧好吧，听你的。“老右倾”说，你们不发奖状我们发，我不怕。
最难办的是庄里的事。庄里主要是观测水位，水面到井口一天差多少。每天观测两次，18点以前用电话报市地震办。那阵子郊区总机不花钱，费用由政府兜着。一年一年地坚持下来，到唐山大地震之前，有的观测点人员换好几茬了。每次换人了，他都得去手把手地教新人，怎么测怎么报。比如磨土豆粉条用水量大，井水下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报的时候要报清楚。庄里业余观测的都是小青年，每次来唐山开会都给他们点补助，超不过10块钱，再给一个小本啥的。也就这点小甜头。
一点小甜头也是钱，架不住人多呀。钱谁出？科委主任王俊起工作多管不过来，几个副主任又不愿管。杨友宸报了预算不给批，就直接找财政局长汇报。
他说，预算一千八。
局长说，早知道这个数早就批了！
唐山市地震办对震情捉摸不定时，杨友宸和各厂矿的地震监测人员开展了关于地震活动的周期性规律研究。白天工作多顾不上学业务，晚上空荡荡的大楼就剩他一个。他就看地震史料，地震专题研究，摸索地震活动的规律。
1975年2月海城发生了7.3级地震，令他震惊！
杨友宸去过云南通海也去过辽宁海城。
云南通海1970年1月5日大地震，震级7.7级，震源深度12公里，震中烈度10度多。死亡一万五千多人。通海地震前异常现象很多，可是没有一个有效的地震预报监测网，没有预报。现场太惨了……
海城大地震，震级7.3，震中烈度9度多。海城地震前几个小时，辽宁省领导拍板：海城、营口可能发生大地震。临震紧急预报，辽宁南部一百多万人撤离了建筑物。海城地震波及了6个市、10个县，却仅有一千三百多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的0.016%。海城创造了海内外公认的“世界奇迹”。
这两次大地震形成了强烈反差！
那么，唐山呢？
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已经明确提出：京津唐渤张为危险区域，“立足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有的专家根据华北北部近年长期干旱，措词更是触目惊心：“华北有发生七级左右强震的危险。”
通海和海城毕竟是县城，而唐山是重工业城市。唐山市区的人口总数就多达一百多万！
唐山是重蹈通海覆辙，还是海城之后的再度辉煌？
唐山市地震监测网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敢掉以轻心。
1975年底，唐山市自来水公司的水氡出现了异常。赵各庄矿地震台和唐山二中观测站的地应力相继出现了异常。他们加强了对地质、水质物理化学因素的化验观测。杨友宸请来了天津地震局的专家，联合搞了一次在全国尚属首次的地下抽水破坏性试验。这是秘密进行的试验。取得了多项数据，发现了一些与发震有关的因素，分析结果是：地震危险已经逼近唐山！
1976年初，中共唐山市委主持召开了唐山市防震工作会议。杨友宸作了关于当前唐山市地震形势的报告。在会上还通报了田金武、马希融、周萼、李伯齐、安继辉，还有杨友宸本人对地震地质，水质化学某些发震因素的化验检测结果和地震与气象的关系，地震活动规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公布了唐山地震中短期预测：
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在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7级强震发生。
杨友宸无法忘记，全场一片寂静。
10：地震监测网的忧虑和不安
中共唐山市委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唐山防震工作的重大转折。各部门相继成立了防震工作领导小组，积极组织和推动了防震工作的深入开展。
1976年春天，唐山又出现了干湿严重失调的反常气候。这些异常都引起了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忧虑和不安。
杨友宸白天跑各个监测台站，回来以后接各个点的电话。按市地震办的规定，每天18点以前报数据。市地震办分别按土地电、地磁、地应力、水氡、水位……各种监测数据绘制动态图，然后向河北省地震局汇报。电话由总机接，要哪儿给接哪儿，很方便。还经常跟沈阳、济南、天津等地地震局沟通情况。
唐山地震监测网的信息渠道已经四通八达，畅通无阻！
1976年5月，国家地震局在山东济南召开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在会上，杨友宸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对当前京津唐渤地区，特别是唐山地震形势的看法。
杨友宸指着数据图表，列举了唐山近期对水氡及其他水质化学成分的检测结果。这些数据来自唐山市自来水公司和唐山市发电厂，化验手段是先进的，数据是准确的。他详细分析指出了异常变化和发震征兆，向地震界的领导、专家和同行们郑重提出：
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山东、天津等省市的代表表示赞同。
有的省市代表也提出了异议。
最后，会议强调指出：从目前地震活动的空间分布和前兆异常看，以唐山为重点的京津唐渤地区年内有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危险性。要求有关地区丝毫不能放松防震工作。要密切注视近期地震发展趋向，发现异常及时上报。
杨友宸星夜赶回唐山，传达了济南5月会议精神。
全市地震工作者昼夜监视着不平静的故乡。唐山二中、八中，开滦马家沟、赵各庄矿相继传出最新震情。唐山十中、电厂、钢铁公司、开滦各厂矿、洼里、王撵庄、殷各庄、新城子等地震监测网点以及陡河地震台、市自来水公司、省驻唐水文工作站也发来临震异常资料和地震预测报告。
杨友宸深感震情紧迫。可主管地震办工作的王俊起不在家，去唐山市交通局整顿“软、散、懒”班子去了。
杨友宸直接找到了市委书记。许家信书记听完汇报，指示：由王耐林副主任(副市长)负责，立即召开地震工作紧急会议，唐山市所属各单位“第一把手”参加。
当晚18点左右，唐山市地震工作紧急会议召开了！
会议室门窗紧闭。与会者脸色凝重，从“不准记录不要传达”几个字中，“第一把手”们掂出了此次会议的分量。
王耐林主持会议。
杨友宸向几百名与会者通报了唐山地震形势：唐山在原有的发震背景中，又有新的发展变化。近日来发出地震预报的单位增多，频率很高，呼声很大。因此我们认为，唐山近期存在着发生强震的危险。临震预防工作刻不容缓，要抓紧组织实施。
杨友宸发言结束，会场依然很静。不知道“第一把手”们此刻的心情。一阵沉寂过后，他们才悄悄议论开了。
王耐林作指示：鉴于临震前兆和异常现象尚不明显，因此，紧急动员群众采取防震措施为时过早。但必须用临震姿态狠抓防震工作。要高度重视地震前兆的发展变化，发现宏观异常现象要及时上报，以便迅速采取相应的防震措施。
……
杨友宸叙述的鲜为人知的内幕，令我感到震惊！
杨老的眼睛泪光闪闪，唐山大地震，我们从1968年抓起，一直抓到快摸到它了，不敢掉以轻心哪！那么大的一张地震监测网，那么多不敢眨一下的眼睛。我在哪一次会商会上不提到海城？海城抓住了大震，唐山也要抓住大震！你采访去吧，我相信唐山地震监测网的人都记得。可是，“组织”通知我去104干校……
大震即将来临，唐山市地震办负责人的工作结束了……
采访归来当夜，我失眠了。杨老那张满是无奈的脸，分明还隐藏着许多内容！组织通知他上104干校，是哪一级组织？到底谁能代表组织？不管是谁，只要在那个位置上就可以以组织面貌自居吗？我决定，继续采访。
在杨老的住宅，我进行了第二次采访。杨友宸间陋的会客室依然整洁。海南大婶依然在忙碌着什么，她说海南都是女人干活。一笑，她出去了。
我开门见山地问道，您昨天讲，在大地震即将来临之际，市委书记许家信知道震情紧迫后，立即连夜召开了“唐山市地震工作紧急会议”。副市长王耐林指示：“必须以临震姿态狠抓防震工作。”可是组织又通知你去104干校。到底是是哪一级的组织，总该有个具体的人找你谈话吧？
杨友宸斩钉截铁地说，党支部代理书记李世信。我说，我还得落实震情呢。他说，这是组织决定，地震办的工作你甭管了！我说，我就声明我不负责了！他说，甭你负责！
……
杨友宸摇了摇头，长叹一声。可是我真的不放心。地震办其他同志业务不熟：一个女老师调来时间不长；一个从焦化厂借来的小杨；还有一个徐自然。可是定了，我不去不中。我对小杨说，情况很严重，千万注意啊！
我也叹了一口气，杨老，您临走是什么心情？
杨友宸又摇了摇头。心情？我知道地震办的现状，我也知道大震迫在眉睫。我跟老伴说，唐山震情危急了，近些天可能发生大震，你和老人、孩子们千万注意啊！我就讲了地震一旦发生应该怎么办。
我家住在小山，那里是唐山地震最惨重的地方。我家里的人都幸存了……可是我……我心里更难受！我心里有愧……我作为地震工作者，悄悄地嘱咐家里人……
我没辙，真没辙啊！！
老人眼里闪着泪光，声音发颤，是我撕开了老人的心！我转移了话题。您在干校的情况呢？
一天也不得安生！干校的同志对我不错，照顾我掏大粪，我掏着大粪心里也急呀。清早起来我就转悠，可咋转也转不出那扇大门。干校的规定，不许请假不许出门！名义上是改造世界观，实际上是劳动改造。我的罪名有三条：
一是不听党的指挥(跟军代表对着干)。
二是光拉车不看路(还承认干劲)。
三是违反财经纪律(用卖废报纸的钱，买了一架照相机，为了保留资料)。
11：二十多年前的隐秘
我注视着杨老，假如你不走，唐山会发布临震预报吗？我想，我会尽力争取。一个中等城市有权发吗？我先要和河北、天津、沈阳等省市地震局沟通，但这不是请示。为啥争取发呢？唐山地震前，我虽然没在唐山，可我知道发现了多少微观异常。唐山二中田金武，地震三要素报的不是一般水平；唐山市自来水公司安继辉的水氡不是小异常；马希融的形变电阻率直接捅到了国家地震局；贾庵子，河沿庄……变电站的地电微安表都烧毁了……唐山市地震监测网的微安表烧了多少块！
宏观异常呢？能写一本书……
唐山市四十多个地震监测站、点，他们一天一报，这是规定啊！我不在就不报了？退一万步说，他们就是都不报了，我这个人也呆不住，骑自行车一天能跑好几个点，啥宏观微观异常掌握不了？
我想，我能说服市委书记，许家信这个人不固执，会发布临震预报的。市委书记有这个权利，然后向省里备案。
唐山市防震工作紧急会议，其实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我相信杨友宸老人话，因为唐山地震监测网的人曾经印证。不容忽视的是，唐山市地震办是一个政府职能部门，只因为一个人的在位与否就出现两种结局，这是多么可悲的事！
我按照我的思路继续采访，竟然出现了不应该发生的……我想不到、也不敢想象的大事情……这种事就发生在大毁灭即将来临之际！
张庆洲：您当时不在地震办，其他同志不掌握情况吗？
杨友宸：唐山地震以后，我就去地震办公室扒图纸资料。有人看见了就问，老杨翻啥呢？我说翻雨衣。我就把图纸资料，也有雨衣和棉被一块翻出来了。我打开了“地震记录本”：
1976年7月26日空白。
1976年7月27日空白。
地电、水氡、地下水……所有的动态曲线图一律截止到1976年7月25日。26、27日是大震前出现异常最多的两天，而这最关键的两天都是空白！
我就急眼了，我就骂街了：啥事啊，妈的！
当时有一顶帐篷，我把这些图纸资料和“地震记录本”就堆桌子上了。有人打听过这个事，再过几天，“地震记录本”和图纸资料不翼而飞！
张庆洲：是小杨拿走了吗？
杨友宸：不可能。他震亡了……
二十多年前的隐秘第一次泄露出来！
老人的眼睛一点一点地合上了。你不知道，唐山这些搞地震监测的人，可惜了，可惜了啊！
张庆洲：您要是不走，悲剧有可能改写吗？
杨友宸：我不能这样说。当时有人说过……唉，1968年到1976年，风风雨雨多少年，最终却没有报出来。
24万人，惨哪——！
杨友宸老人哭了。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苍老的脸上，泪珠滚落一颗又滚落一颗。
在采写杨友宸的日子里，我经常失眠。
那次成功的“唐山市地震工作会议”向世人昭示着什么？原本应该载入史册的重要会议，也跟唐山地震废墟一道销声匿迹了吗？ 那个党支部代理书记李世信，代表哪一级组织通知杨友宸上“干校”，从而导致了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群龙无首”？
茫茫人海，尚不知李世信在阴间阳世。一个代理党支部书记似乎还不敢擅自作主，在大震迫在眉睫之际，勒令唐山市主管地震工作的负责人去“干校”，也许他只是个传声筒而已……假如这个推理成立，他是谁的传声筒呢？许家信是一个圆滑的政治家，在“文革”中多年胜任市委书记就是明证。他结束了在唐山的政治生涯，也许将这个惊天秘密永远带到了另一个世界。昔年掌握生杀大权的当权者们已经先后辞世，谁是知情者，谁又是始作俑者……唐山大地震与其他惊天大惨案一样，总要留下令人遗恨的千古之谜吗？！
退一步说，杨友宸去干校是组织的决定，不可抗力。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其他人呢？即将临震的最后两天，“地震记录本”，以及地电、水氡、地下水……所有的动态曲线图为什么是空白？谁是渎职者？！也许这人已经震亡，良心早已腐烂……也许这人苟活人世，偷走证据的那一刻就想到了死不认帐……
或许，那个鬼的世界会将此事调查清楚，超过24万的冤魂不会甘心情愿的做一个屈死鬼，一定会调查个水落石出。
我恨我自己无能，所以寄希望于鬼的世界……
12：我总觉着有一种犯罪感
我总觉着有一种犯罪感
刘占武，男，1943年7月1日生人。
1962年毕业于唐山二中。
1967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
1968年分配到中科院地质研究所从事地震研究。
1970年至今在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原唐山地区地震队)供职，现任台长，高级工程师。
在一个很普通的黄昏，我采访了这位与唐山大地震失之交臂的地震专家。每年清明节，他都去一个叫后于家店的地方，在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里，埋葬着唐山大地震中遇难的地震工作者贾云年等人。“给他们填一锹新土吧。”他说。
清明，鬼节！
唐山市四周有许多许多像后于家店这样的坟地，埋葬着数以十万计的唐山人的骨肉同胞，也有来自祖国各地的宾客。大大小小参差不齐的荒冢，被人世冷落了一年，在这一天才盼来了亲人的脚步声。在那个黑色的瞬间，亲人们骤然含冤而去，薄薄的一层黄土阻隔了阴阳界遥遥的思念……这一天，唐山人大都是天刚蒙蒙亮就起来，从市区向四周的坟场奔去。我每年去果园坟场，目睹着每年一次阴阳界那种撕人心肺的交流。活人们大都是默默地填坟，默默地诉说，也时而响起女人悲愤的哭声！唐山的鬼们便也知道了中国的巨变，这种巨变不仅仅是唐山的繁华，不仅仅是市场经济，而是政府正在走向开明。
唐山大地震令刘占武悔恨了二十多年。这犹如一块裹尸布，日夜笼罩着已不再年轻的心，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他揭开。他抽烟抽得很凶，深沉的声音有点嘶哑。仿佛横贯唐山市的呜咽流向远方的陡河。
“我总觉着特别遗憾，有一种犯罪感似的！”他说。
刘占武先生很坦荡，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掩饰，尽管我已经给他讲了本调查的初衷：实事求是地给后人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
他还是忏悔。男子汉那种震撼人心的忏悔！
唐山大地震漏报了，他想了许久想了许多……
我写到占武先生的章节时，他的光明磊落，真的让我好为难。他坦然承认自己在唐山地震预报过程中的失误。我调查过许多人，发现真的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面对唐山24万具尸骨欲盖弥彰！占武先生绝不是那种“提起裤子就不认帐”的廉价男女。他的高尚品格令我景仰。
我想应不应该笔下留情？
然而，我不能违背写作初衷。
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管辖陡河、昌黎后土桥、凤凰山、何家庄、北戴河、滦南和迁西共7个专业地震台。属于专业地震队伍。唐山大震前，刘占武是中心台业务组组长，负责7个地震台的业务工作和分析预报。中心台本身在胜利桥有一个地电手段，也要进行观测。
唐山地区设有地震办公室。那阵儿是双重机构。
国务院69号文件下达以后，层层进行了传达贯彻。刘占武印象特别清楚的是，国家注入了相当可观的一笔资金，对七个地震台的线路、仪器进行了更新改造。测震仪器达到了双套配备运行。再就是选建新的台站，因为沿海那边缺少一个地震台。1974年开始新建滦南地震台，1976年刚投入运行就地震了。
1975年，昌黎后土桥地震台的地电出现了明显变化，数值一直连续下降。到1976年上半年，下降的速率相当快，按一般情况看很不正常了。他们先后三次到昌黎后土桥地震台检查。
昌黎地电是比较专业的观测手段，线路呈十字架形，各一千米的长极距。埋设在田野里，基本没有其他干扰。
他们刨开地线检查没问题。爬上电杆把可能漏电的线路重新包了一遍，避免下雨漏电带来误差。还把极板重新埋了一次。
地电数值还是继续下降。
在六七月份，雨季快到的时候。他们考虑是否仪器漏电了？就又检查了仪器。这样处理了两次还是无法阻挡下滑的势头。
第三次是7月上旬。他们又去把仪器标定了一下，看仪器本身有无问题。仪器标定完了，依然是下滑。已经快到七•二八了！
中心台的同志很着急。
有一个搞地电的专家，叫石蕴璇。他是1952年地质学院毕业的，一直在野外勘探部门搞地电观测。
1976年7月27日晚上6点多钟，他跟刘占武说，小刘，昌黎的问题我总不放心，是不是大震的前兆？别以为是仪器本身或者是外线路有干扰，这样咱们要吃亏的。咱们要分析要重视啊！
那天夜里不是刘占武值班。他们在院子里分手时刘占武说，这样吧老石，咱们明天上午准备准备，下午会商。
就这样分手了。老石遇难了。
刘占武说，我想老石在遇难前也是很后悔的。我们抓住这个异常，要是多做一些深入的调查、研究、分析……
刘占武一口紧一口地吸烟，我们中间烟气腾腾。在他的叙述过程中，每提起一个遇难者，他便沉默一阵，烟雾也浓烈一阵。
张庆洲：唐山大地震之前，你们还掌握其他震情吗？
刘占武：唐山二中的田金武和李伯齐二位老师到我们监测中心台来过。他们已经提出了大震的概念，我印象中是7级。唐山八中和马家沟地震台，我们也给予过指导。我们感到奇怪，马希融、田金武提供的数据和昌黎后土桥地震台的数据有点吻合，一直像台阶一样下降。7月份，马希融也提出了大震的概念，他跟我们讨论过。
唐山市的地震台、站真的很厉害。
还有两个观测站，曾经发出了地震警报：
山海关一中吕兴亚预报：山海关西南100公里左右(唐山南火车站至山海关火车站为135公里)，在7月底8月初将发生6-7级地震。
乐亭红卫中学候世钧预报：7月23日前后，将发生6-7级地震。
张庆洲：吕兴亚和候世钧报给谁了？
刘占武：报给我们了。
张庆洲：还有记录可查吗？
刘占武：这么多年记录是没了。可是，确实是报给我们了。
我由衷地钦佩刘占武先生承认失误的勇气！山海关一中和乐亭红卫中学地震监测站曾经成功地预报了唐山大地震，真的是鲜为人知！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的记录都没有了，刘占武先生不说谁知道？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已经跟二十四万尸骨一道沉埋了二十多年！
刘占武先生很坦诚，他说，他组织人员对异常进行了落实。石蕴璇和宋宝田(均在地震中遇难)到乐亭红卫中学。他和曹玉田到山海关一中。他们从两个监测站回来以后，对两家的预报意见进行了讨论。
乐亭红卫中学是用“二倍法”得出的7月底8月初的发震时间。中心台对土地电的“二倍法”有点疑惑。山海关一中呢？吕兴亚的磁偏角反映的应该是地磁场的变化。但是他报的太准确了，而且震级又这么高，有点接受不了。这是7月中旬左右的事，距大地震仅有十几天的时间。
中心台向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作了汇报。汇报说，首先应该肯定他们的大胆预报，这种探索精神是可嘉的。第二，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现在是摸索阶段，不能说人家完全不对。第三，中心台认为还要继续观察。地区地震办主任赵绍文是行政人员，自然是尊重专业地震工作者的意见。
13：作为一个地震工作者我无话可说
此时距七•二八已经很近了。
唐山地区和唐山市两家地震办公室，不大沟通情况，只是一年组织一次会议。市里参加地区的。
刘占武也提到了杨友宸。他说，可惜的是杨友宸上干校去了。他的责任心相当强，别人就难说了。他不是专业地震工作者，对地震的研究很了不起，分析能力也相当强。建立地震观测网的时候，上厂矿下学校，骑着自行车一个点一个点地跑。他不是党员，就找书记们做工作。人家厂、矿是以生产为主啊。他要人家腾房子，买仪器设备，还得找观测人员，他建了那么多的观测点，二中、八中、电厂、还有马矿、赵矿……
杨友宸善于把这些异常串联起来。一串联情况就明了，异常情况就能集中起来，这样领导就便于下决心了。他敢跟市长汇报，找谁他都敢！向唐山人民打个招呼，应该说是能办得到的。
海城地震前也就是打了一个招呼。
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是专业地震队伍，已经掌握了一些地震前兆，也有人发出了地震预报。唐山市地方地震工作队伍也发现了大量地震前兆，也有人发出了临震预报。如果专群结合，历史就有可能改写。刘占武是这个观点。
张庆洲：我听说大地震之前，河北省地震局曾派出了6人考察组来唐山，他们没发现什么异常吗？
1976年6月下旬，河北省地震局派了5个专家1个司机来调查地震地质情况，搞地貌调查，也查阅一些历史资料。他们临走那天，跟中心台的领导交流了情况。刘占武也在场。
省局专家提到地貌异常，意识到了有新的活动，但是还拿不准，要回去跟领导汇报。贾云年特别指出，地貌变化已经反映了地层变化，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按断层学说，断裂有一个演变加速过程，地壳应力场变化太剧烈了。在河北省北部，京津唐一带可能要发生比较大的地震。
刘占武说“断裂有一个演变加速过程”是这样的，一次大地震爆发前，它总会先有局部活动。像扁担断开吧，先出现好多裂纹，嘎巴嘎巴地响到一定程度以后，咔的一声骤然断裂了。
省局专家那次地震地质调查，给刘占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苏英俊是带队的，老资格的大学生。贾云年也就是三十四五岁的样子，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学的地球物理。他爱人陈非比现在地震出版社，也五十七八岁了吧。他们夫妻都是业务尖子，相当有才干。科大的高材生确实是高人一筹啊！
刘占武感叹，贾云年要是活着，应该是了不起的专家了。
那是大地震即将发生的晚上，因为天太热，他们有人说连夜走，有人说第二天走，最后还是决定第二天走。
一念之差，六个人全部遇难。
……
苏英俊的儿子以后来的，把苏英俊火化了，儿子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回家了。司机呢，当时他家人开车来把尸体运走了。贾云年、周士玖、黄钟和王素吉4个人，埋葬在后于家店小树林里了。跟他们埋在一起的，还有石蕴璇，以及付长河全家……
每年的清明节刘占武都去上坟。
唐山大地震中，刘占武的胳膊被砸断，胸椎八、九、十节砸坏了，险些沦为截瘫。那段经历像一把锋利的刀子扎在了这位地震专家的心坎上，不知哪年哪月才能拔下来。将近三十年了，刘占武先生已步入老年，回忆那一幕还是泪光闪闪。
我爱人把我运到了飞机场。飞机场到处都是伤员和死尸，也分不清哪个是死的，哪个是活的。那三天，夜里下雨白天曝晒，活人死人一块遭罪。后来来了医疗队，我爱人就把我架了过去。大夫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脱口说出了工作单位。人们叫着喊着就围上来了，也有捋胳膊卷袖子的要动手。
地震咋不砸死你！
大夫，不给他治！
不给治，疼死他拉倒！
我望着父老乡亲们，哭了。
作为一个地震工作者我无话可说……
我爱人急哭了，拼命地叫，我是医务工作者，母亲死于癌症，我也是没办法呀！地震和癌症一样，人类认识不了啊……他作为地震工作者不想立功吗？一个军人也跟着劝，谁都有良心，谁愿意唐山死那么多人！
14：应该把什么教训留给后人
刘占武伤势很重，8月初被抬上了火车。唐山至古冶(约25公里)这段铁路正在抢修，火车走了一天一夜。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是怎么走过来的，他转到了本溪钢铁公司医院。
我跟谁都不说话，闭着眼睛冥思苦想。这么一个大地震，这么多临震异常，怎么连个5级的概念都提不出来呢？再不行，提个4级也是一个交待啊！怎么就一点招呼都没打……总觉着对不起唐山人民，有一种犯罪感似的！
就这样想。
昌黎后土桥地震台的异常，山海关一中和乐亭红卫中学的短临预报，田金武和马希融的大震概念……我们收到的异常资料也不少，怎么就没让地区地震办公室组织会商呢？
我应该建议他们，可是我没有。
我恨我自己！
这种痛苦持续了好多年。
家里人偶然提起地震，我也不吱声。
……
刘占武10月8日回来了，唐山正在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他到飞机场参加了地震工作队。地震工作者只能监测余震了，不能让唐山人民再遭到伤害。他们通过无线电台收集各县资料，组织会商。还在飞机场设了一个地震台，地震记录仪记录余震。一天睡不了三四个钟头。春节也不回家。
家就不要了。
一直坚持到77年5月份。
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后，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地震界一层一层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和专家们都相当重视唐山了。不知为什么，朴实、忠诚、豪放中又有点倔强的唐山人并不买帐。
刘占武作为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台长，他思考了将近三十年，这位地震专家认为应该把什么教训留给后人呢？
显然，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刘占武先生大口大口地吸烟。唐山大地震像山一样沉重，压得中国地震界喘不上气来。将近三十年了，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始终没有结束。有人极力掩饰漏报真相，祈盼时间像黄沙一样慢慢地抚平一切。也有人极力想把真相大白于天下，这是历史赋予的责任，相信终究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这两种人都有一套堂而皇之的理由，当然还有各自的方法和策略。
其实，唐山地震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悲剧。悲剧的本身似乎已经不很重要，唐山人该承受的都已经承受了。重要的是摒弃偏见，从整个预报过程的各个环节中真正汲取经验和教训，尽最大可能地避免唐山大悲剧不再重演！
刘占武说，我估计，1976年7月25号以后，各种宏观异常(如井水、动物)就开始出现了，到了7月27日晚上应该是最密集的时候。大震后，我查了查电话记录本却没有记载。我不知道唐山地区地震办和唐山市地震办有无记载，我们监测中心台没有接到这方面的信息。
震后曾经搞过调查，宏观异常都调查出来了。井水升降冒泡翻花，狗咬主人猪不进圈……相当的丰富。
大地震之前出现了大量的宏观现象是肯定的。
但是为什么报不上来？这就是说我们宣传的力度不够，老百姓对地震前兆现象认识不够。
在地震预测科学还不过关的情况下，宏观异常必须要抓住！而要发现大量的宏观异常，仅仅依靠地震工作者是不够的，必须依靠人民群众。
另外，唐山大地震之前，唐山市地震办公室掌握一些异常，我们中心台也掌握一些异常，非常遗憾的是两家没有沟通情况。如果及时沟通，搞一个联合会商，我估计情况要好得多。因为异常现象和预报意见已经比较丰富了。联合会商起码能引起地震工作者的警觉，提出一个震情情况，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这事太遗憾了！
再一个原因呢……
刘占武仍然大口大口地吸烟，眉心的川字纹骤然深了许多。他显然有些顾虑，也许在斟酌怎么说才合适。我的录音机沙沙地转动，忠实地记录着历史。他沉默了一会，才缓缓地抬起了饱经风霜的脸。
刘占武：可叹的是，国家地震局对唐山大地震重视程度不够，没有组织专业工作者下去捕捉临震。起码当时这个概念不明确，也没有组织召开大的会商会，召开的行政会议却比较多。
唐山地震以后我常常想，国家地震局要是重视，上边会商下边也会商，逐级沟通地震异常情况，向唐山人民打个招呼是很可能的！
张庆洲：青龙县也就是打了个招呼。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没人给唐山一个说法，勉强说得过去的说法也没有。24万多人就稀里糊涂地走了，唐山百姓问一声为啥，这不能说过分吧？
刘占武：我就说这个！你光说科学水平忒低，对地震认识不了，这么三言两语地说说，说不过去啊！唐山大震前已经出现了那么多临震异常现象，我们竟然一点招呼也没打。古今中外的地震史上没有先例，24万人一次性地死亡。24万具尸体是多少？堆成山！
……
一直到退休以后，我还会关心地震事业。我们有好多老同志退休了还到单位去，不给返聘费也去。邯郸中心台的老专家吕梦麟是老科学工作者了，尽管他早就退休了，一到礼拜三就到中心台去。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退下来以后，也总去唐山市地震局……
我有生之年是不敢忘记地震预报了！
15：华国锋说，党中央国务院不怪你们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楚辞.离骚》
中华民族需要勇于探索与献身，甘于寂寞又淡泊名利的优秀儿女。黄相宁便很优秀。
黄相宁的办公室很简陋。办公桌上堆放着杂乱无序的资料。台式风扇很老旧了，孤孤零零地蹲在一个角落，不厌其烦地为主人扇着热风，嗡嗡中夹杂着哐当哐当的声响。水泥地面满是大大小小的麻坑。
从黄相宁的谈话中，能感到他心灵深处有一种长久的压抑。他退休了，头发已经花白，但那双略带血丝的苍老的眼睛，分明还闪着一种不屈不挠的坚毅。
我们的谈话没有离开唐山，以及唐山地震塞给他的那份无奈。
黄相宁说，我们从1967年开始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一句话，时光倒流了33年！
风雨飘摇的1976年。
一艘载着10亿人口的共和国之船。舵手毛泽东病入膏肓。总理华国锋看不清前进的航向。“四人帮”在甲板上蹿下跳。一大批老帅悲愤难平。政治的迷雾笼罩着整个中国。
历史上多少大悲剧往往是天灾人祸搅成的一团难解之谜。
唐山大地震以20世纪最惨烈的自然灾害而永远地载入了史册。国内外新闻媒体曾予以充分报道。其中李先念等六位中央领导接见开滦矿务局李玉林的报道，尤其令世人瞩目。
然而，还有一次鲜为人知的重要接见，新闻媒体至今未予以报道。
华国锋、江青、纪登奎和吴德曾于1976年7月28日，召见了国家地震局的三位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人物：刘英勇、梅世蓉和黄相宁。昔年的首长有的已经解甲归田，有的已经告别人世。被召见人在人世仅存两位：梅世蓉和黄相宁。这次召见的意义并不在于哪些高层领导人出面，而在于国家地震局如何就唐山大地震漏报经过作出解释。毛泽东主席在病中，华国锋、江青等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天”了。
黄相宁先生思维敏捷富有条理，将近三十年了，那一段历史几乎能倒背如流。刻骨铭心的事是无法忘记的。它会在记忆中反复出现，年年月月夯实着记忆。
七.二八清晨，唐山还在呻吟还在流血的时候，国家地震局在北京三里河国家科委大楼紧急召开了在京单位震情会商会。在大楼频频晃动的情况下，黄相宁向与会者汇报了曾经上报国家地震局的文字预报意见。
新华社记者当即对此发了内参。
7月28日夜里10点半左右，领导派车送黄相宁回家。从地震地质大队分析预报室驻地到德胜门外北郊西三旗。
刚到交道口东大街，便看见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张士英守候在街上，他十分焦急地对黄相宁说，快！带上你的预报意见赶快跟我走，华国锋总理召见你。刘(英勇)局长和梅世蓉已经去了。他们坐上国家地震局的小轿车。
在车上张士英说，新华社记者写了内参，把你上午在会商会上讲的内容报上去了。华总理让你谈这个。
11点半左右轿车开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外。黄相宁立即下车进入会堂，一名军人问明他的身份，立即带他到台湾厅。
黄相宁看见刘局长和梅世蓉副主任正在向华国锋总理汇报。在座的还有江青、纪登奎和吴德。
黄相宁坐在指给他的座位上。
这时，梅世蓉的汇报已近尾声。她说……唐山地震十分出人意外，震前没有出现像邢台、海城那样的前震。震前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故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
梅世蓉汇报完以后，华国锋说，黄相宁同志请你来讲讲，你们当时是怎么预报的？
黄相宁听见梅世蓉副主任那样说，就觉着相当的为难，可他面对的毕竟是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看到了内参，他不能不说。
黄相宁说，唐山大震前，地应力出现了明显的前兆异常，据此结合地震地质条件，我们提出了1976年7月20日前后，8月5日前后，在集宁、繁峙——束鹿——张家口一带、京津唐地区的宝坻——宁河及其东南渤海海域，将发生5级左右的地震预报意见。
随即，黄相宁起立把上报国家地震局局长和分析预报室的地震预测报告的文字意见，和华北地区地应力异常主应力方向交汇震中图放在桌上展开。华国锋等人也来到桌前。
黄相宁指着预测报告的文字，一字一句地念预报地震的三要素和主要预测依据，边念边解释主要的地应力曲线异常和异常主应力方向，震前交汇出来的宝坻经唐山到乐亭的三角形地震危险区域。
最后黄相宁说，我们在唐山震前虽然做了预报，但报的震级太低，没有达到保卫四大(大城市、大水库、大厂矿、交通枢纽)的目的，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这样大的损害，我们这些地震预报工作者心里十分内疚，万分难过！
华国锋说，“这次唐山地震，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巨大的损害。震后我们立即派出了解放军、医疗队奔赴唐山抗震救灾。
“党中央、国务院不怪你们，地震战线的同志们要放下包袱，团结一致对付地下之敌，要决心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召见结束，是7月29日凌晨2点多钟。
电风扇嗡嗡地转着。黄相宁和我相视无言。他老了，白发已悄然爬上了双鬓。黄相宁缓缓地说，你看看这张照片。写字台玻璃板左上角压着一张四寸黑白照片。照片是航拍的，唐山市大毁灭后的鸟瞰全景。也许是年代久远，也许是主人当初的泪痕，有些已经模糊了。望着照片上一片连着一片的废墟，我心底猛地打了个寒战。
黄相宁站了起来，这是唐山地震的惨景！我要让自己永远也忘不了！我从来不宣传唐山地震前我们作出了短临预报，因为觉得心里对唐山人有愧。我是研究唐山地震地质工作最早的人之一，从1967年就开始做工作，李四光让我们抓住这个地震，将近10年哪……最后还是没有抓住，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我内心真的很难过，一说起这段，我就特别难过啊……
黄相宁哭了。这是一个科学家的眼泪，是一个男人的眼泪，也是一个老人的眼泪。
他哭得很伤心，断断续续地说，我没在人前哭过，但在家里哭过好多次……我觉得非常对不起唐山人民……
黄相宁涕泪交流，我无法劝慰这位很优秀的地震科学家。我记起地震中超过24万无辜死去的遇难者，也低下了头。我只是机械地重复着：黄老师，你尽力了；黄老师，你尽力了……
黄相宁做为一个地震科学家，在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之前，曾经发出长期预报，中期预报，短临预报。严格按照地震预报“三要素”的要求，黄相宁报的震级还偏低，地点还未精确到唐山市，只是时间大致不差。但是，难得可贵的是书面地震预报，白纸黑字无法更改，有据可查！
16：李四光的预言
地质力学泰斗李四光曾经预言：
天津-北京，清楚地有一个北西向的断裂带。北京西山到西北旺一带，可能是一个由剪切力形成的北北西向的羽状断裂。……即使京津不发生地震，是在京津以外的地方发生地震 ，它的影响是很远的，也有可能影响到京津。
滦县-迁安，可能东西向构造带的活动更重要一些。东西构造带很深，范围很大，很强烈，发生震群的话，可能延续的时间长，释放的能量也比较大。这里，地震沿构造向南延展的可能性小，而向东西则可能大些。因此，我们应向滦县、迁安这个东西构造带地区做些观测。(滦县、迁安均属唐山地区)
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资料室文件(00148号)，令我震惊！唐山大地震前9年，地震地质科学家就已经把注意力聚焦在唐山这块土地上。李四光于1971年4月29日逝世。5年后，唐山大地震爆发。他的预言和地震地质工作者所做的工作却鲜为人知。这段历史，不应该随着那场大毁灭而销声匿迹。现录于后。
滦县地区地震地质工作年终报告
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革命委员会(章)
1967年
正文摘录：
为保卫京、津地区，搞好地震预报，我队于今年5月接受了国家任务，在滦县地区开展地震地质工作。
工作范围：东经118°—119°北纬38.4°—40.1°。面积约4500平方公里。(笔者注：唐山位于东经118.2°，北纬39.6°）
主要任务有二：
一、查明滦县大震的地质构造背景；
二、查清沧州大断裂的北东延伸。
要求在1967年底提交年度报告和选出有关的观测台站站址。
……
报告第一页右侧是缩印1：3000000的位置图。图中标注的地名：塘沽、唐山、滦县、迁安、青龙……9年后的唐山地震灾区赫然入目！
黄相宁：我们作出唐山地震预报不是偶然的。最早认识这个区域危险性的是李四光。地震地质调查从1967年开始至1970年结束。唐山、滦县、迁安和迁西地区的山头，我们爬遍了！详细调查的目的，就是为了地震预报！
我们在唐山陡河、滦县和昌黎建立了三个地应力观测站。在凤凰山、马铺营、滦县、李官营等地建立了十几个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点。
1970年，在唐山危险区布置完毕，开始了连续不断的监测。李四光的助手，地震地质大队总工程师陈庆宣(现为中科院院士)亲自到现场验收。
张庆洲：您能用通俗的语言，形象地解释一下地震地质和地应力，以及你们布置这些监测手段的作用吗？
黄相宁：李四光提出的地震预报途径是：地震地质和地应力相结合。地震地质是什么呢？
地壳里有很多断裂，它好像一所房子也有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里面，最受力的地方最容易发生地震。李四光的学说：地下的力积累超过了岩石的弹性极限，然后破裂产生震动。测量这个力的变化过程就可以预报地震。地下的力，在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它与地质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就做地震地质工作。地震地质调查的目的在于，在地壳的空间寻找危险的部位。
而地应力呢，在地震地质调查之后就布置观测网，测量地下力的变化，从而预测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
这就是李四光的思路和技术途径。
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没有的。
张庆洲：你们在唐山危险区建立了地应力观测站和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点，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黄相宁：地震地质大队有一个测量队，每年进行四次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断层活动反映地应力的情况很直观也很说明问题。遗憾的是，李四光去世以后，我们的工作便开始走下坡路。1975年，唐山地震危险区的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就停止了。
张庆洲：距唐山大地震仅1年！
黄相宁：非常可惜。我们积累5年资料了，如果不停止，凤凰山那里不变几公分才怪呢！
张庆洲：为什么停止了？
黄相宁：不给经费了。
在地震局来讲，跨断层这个手段比地应力要确认一些。为什么呢？仪器是世界上通用的。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平时变化很小，地震之前地壳会出现很明显的变动。这种手段是累计测量，测量后得出数据，连续起来就可以看出趋势了。停止测量了，缺了1年的数据，就无法连续了。而缺少的正是关键的1年！
我们的工作都是在李四光的布署下完成的。他生前的最大愿望就是早日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他当时是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组长。
李四光逝世前9天，我们去向他汇报工作。医生让我们说话一定要少一点。他当时血压不稳，走路都晃晃悠悠的了。这个科学家责任心是非常强的。我觉得，在中国，在地震预报方面，李四光的学说和他所做的工作，应该在唐山大地震上有所反映。
唐山地区的危险性最早是李四光提出来的。我们在他的指导下才建了地应力观测站，才对唐山大地震有所预报。
17：唐山地震中期预报
1975年12月，地震地质大队上报给国家地震局《1976年地震趋势意见》称：
华北地区
1976年(尤其可能在第一季度)，从河北省乐亭至辽宁省敖汉旗-锦州一带及其东南渤海海域，可能发生大于6级地震……
主要依据：
1.辽宁省沈阳、锦州，河北省昌黎、三河、怀来、蔚县、尧山，北京市镇罗营、昌平、下苇店……等台站电感法地应力测值，大都从1975年2月到11月构成280余天的正、负趋势异常。据华北地区和沈阳台站此类异常时间与震级的经验公式：
(数学公式笔者略)
计算为7.3级和7.4级(误差正、负半级左右)。
……
上述各台站异常主应力方向，主要交汇在乐亭——敖汉旗——锦州一带及其东南渤海海域，而且异常主应力值也以昌黎、安邱等地为高。
2.沈阳台站……1975年3-10月地应力速率异常最大主应力方向的分布……都显示出了大震前的特征。
3.河北省昌黎台站出现了类似海城地震前的地应力趋势跳动异常。
4.目前，断层位移测量存在较大异常的点有：河北省夏垫、香河，北京市马坊、范庄子等。……马坊自1975年3月以来，东面的较大断裂上盘表现为趋势上升，幅度达6毫米。
……
西南地区
1976年(可能在上半年)，于四川南坪——雅安——陕西宁强一带，可能发生7级左右地震。
主要依据：
1.甘肃省武都，四川省汶川、沪定，云南省建水、下关等台站电感法地应力测值，从1974年12月至1975年11月构成340天左右的地应力趋势异常。根据西南地区此类异常时间与震级的经验公式：
(数学公式笔者略)
计算为7.5级(误差约正、负半级)。
……
2.汶川台站1975年4月至现在，地应力速率异常最大主应力方向分布散乱，其分布函数的性质与大震前一致。
3.下关台站自1975年6月以来，出现了地应力跳动异常。
4.四川北部松潘断层位移测量结果，从1975年4-11月，该南北向断层的东盘相对西盘上升了4.2毫米。
……
黄相宁执笔的《1976年地震趋势意见》无疑是一份出色的中期地震预报。我想指出的是：
1.“乐亭——敖汉旗——锦州”，已经把唐山地区圈进了危险三角区，并明确指出：“可能要发生大于6级地震。”
2.文中反复出现的昌黎、乐亭，均在唐山地区范围内。
3. “四川南坪——雅安——陕西宁强一带，可能发生7级左右地震。”则准确预报了1976年8月16日和8月23日松潘7.2级大地震。松潘距南坪约90公里。
4.这份正式呈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文件，距唐山大地震仅6个多月。
唐山地震临震预报
我双手捧着一本很老旧的资料，真的掂出了它的沉重！从唐山大地震爆发的那一刻起，成千上万的唐山人在思索：这么大的地震，地震局真的没发现一点迹象吗？
这个疑团缠绕着唐山人的心。
我凝望着封面，字迹有些模糊了。
地震预报登记薄
(国家地震局制第2册)
我一页一页地翻过去，终于翻出了那一页沉重的记录。这是一份至今未见天日的极其珍贵的史料，现全部照录如下：
序号：7608
发布时间：1976年7月14日
发预报单位：地震地质大队
预报地点及范围：集宁、繁峙、束鹿、张家口一带；宝坻、乐亭及渤海地区(最可能在中南部海域)。
预报震级：MS 5.0左右。
可能发生时间地点：1976年7月20日左右；1976年8月5日左右。
预报理由：西拨子、下苇店、昌平等站地应力跳动异常，分别于7月初、7月10日结束，一般结束后半个月内发震。
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黄相宁将一张图纸放在写字台上：
华北地区地应力异常主应力方向交汇震中图
黄相宁缓缓的声音：地应力的长处在于可以计算方向，这个方向可以交汇出危险区域。这就是我们呈报的危险区域图。你看！他指了指危险区域图，唐山两个字蓦地撞入我的视野。
过了许久，我们的对话才重新开始。
张庆洲：临震预报意见和危险区域图呈报给哪个部门了？
黄相宁：临震预报意见是复写的，一式两份。一份呈报给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一份存底。另外专门写了一份地震预测报告，连同地应力危险区域图报给地震局局长了。
张庆洲：你们年初报的是“大于6级地震”，临震预报为什么降到了“5级左右”了呢？
黄相宁：1976年4月6日，内蒙和林格尔发生了6.3级地震。我们认为应力释放了一部分，所以临震预报就从年初的6级降到了5级。这个判断有些失误，应该是它的释放并不影响主体。
另外呢，海城地震以后，华国锋提出在京津唐张地区震前24小时报出5级以上地震的要求。国家地震局规定，谁报这个地区≥5级地震的短临预报意见，就把该意见报送国务院。所以当时的京津唐张地区很少见≥5级地震的临震预报。
5级以上是破坏性地震，一般情况下谁敢报5级？你要对国务院直接负责。
18：地应力短临预报水平揭秘
唐山大地震留给我们的疑问太多。读者已经从本调查中了解到，唐山的地震工作者和北京的地震专家都曾发出过临震警告！但最终却以超过24万人的生命为代价，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大悲剧。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使唐山大悲剧不再重演，这就不得不涉及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们的临震预报水平究竟如何？
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国内外都知道，中国曾成功地预报了1975年2月的海城地震，那么海城地震之前呢，还有没有成功的临震预报？
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分析预报室短临预报组，有一份沉默至今的历史资料。现全部照录如下：
最高指示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
地震预报登记卡片
一九七一年
编号.019
———————————————————————
发布单位：地震地质大队
发布时间：1971年6月3日20时
预报内容：时间：1971.6.4-6.12
地点：
①昔阳、长治、平遥、临汾连线范围。
②渤海地区(包括辽宁、长海)
③丰南、昌黎、建昌、连线范围值得注意。＜供考虑＞
震级：
①5级左右或3.5-4级震群。
②4级左右。
向何处发报：中央地办。
地震情况及预报效果：
6月5日 和顺4.8、5.2正确
1971年6月5日，距昔阳仅30公里的和顺发生4.8和5.2级地震。
这是我所见到的中国成功预报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的正式书面短临预报！
1971-1981年，11年间，黄相宁的“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小组”向国家地震局以书面形式正式预报了4.75级(破坏性地震最低限)以上破坏性地震短临预报意见175次。
联合国全球计划(UNGP-IPASD)按照《地震短临及年度预报意见评定标准》对175次短临预报进行了严格评审、打分(该评定标准以100分计，统计资料笔者略)，成功率为：33.1%
我相信这是一个令国际地震界为之兴奋的百分比。
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所取得的成就，175次短临预报，不是“瞎猫碰死耗子”碰出来的，是人类不断征服自己、征服大自然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医疗技术设备的更新日新月异，并能迅速普及，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而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测预报地震的技术设备却不能普及。一次又一次的大地震毁灭了并且仍在继续毁灭着我们的亲人和家园。
这是人类的悲哀！
19：与地震科学家对话
黄相宁性格内向。
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崎岖小路。他把青春和力量、智慧和勇气，全部献给了祖国的地震预报事业。然而，他取得的每一项成就，就像预报了唐山大地震一样，上苍恩赐他的并不是好运。他在逆境中苦苦地求索。
他步入60岁的那一年，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决定对地震地质-地应力予以赞助，并付诸了实施。
张庆洲：您从事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测地震已经坚持到了今天，但是联合国的评审为什么截止到1981年？
黄相宁：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二年(1977年)吧，地应力被判为不予支持不予发展的监测手段。就是说，仪器坏了就停，任其自生自灭了。全国原来有一百多个地应力观测站，1981年以后，就剩十几个了。
张庆洲：联合国怎么知道你这个地应力的？地震监测手段有很多种，为什么选择资助地应力？
黄相宁：1995年10月，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联合国发展支持与管理服务署的官员科尔女士获悉，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青龙县因防震组织出色，结果无一人直接死于地震，科尔女士在半信半疑中亲赴青龙调查，最终确信这真的是一个奇迹。
但究竟是哪里发出的地震预报意见？调查来调查去一直调查到我这里。联合国的官员们对地应力产生了兴趣，但又极注重实际效果。他们进行了严格评审打分以后，认为：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是可行的，就决定予以赞助。
张庆洲：您对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测地震的信心如何？
黄相宁：我原想把这些经验和教训整理出来，写成文字留给后人。现在有了联合国的资助，我就要继续实施。用事实证明：李四光的思路是正确的，地震地质-地应力是预报地震的可行途径。
我相信最终会被世人所理解，所以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张庆洲：唐山地震可能不再重演吗？
黄相宁：从地震预报整体水平来看，把唐山地震报得非常准确，我觉得有困难。但是能不能避免一部分伤害呢？我觉得应该做到，青龙就做到了。
唐山地震能否不再重演，从唐山的悲剧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不仅仅是地震科学家的事。
张庆洲：您对唐山地震前的群测群防预测水平怎么评价？
黄相宁：唐山市搞地震监测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真正的专家。他们搞了多年的监测，认识了许多地震信息，也积累了许多极其重要的资料。
张建华和姜义仓就做了一件地震科学上的大事。这就是：一个大地震的震中区在地震前的应力反应是什么样的？在世界上，中国人第一个取得了这样珍贵的资料。陡河地震台和赵各庄矿地震台都在震中区，都是自动记录结果，而且数据很一致。你想一想，谁知道有个7.8级的地震在这个地方发生？而且事先把地应力台建到震中区去了。这样的机遇千载难逢！
唐山地震以后，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唐山市搞地震监测的人是非常高明的，我们这些专家并没有充分认识他们。比如乐亭县地震办公室就把预报意见给我了，报得非常好，现在还在我这里珍藏着。
他们的预报意见比有些专家要强得多！
张庆洲：你们这一代都老了，你认为地震预报前景如何？
黄相宁：地震预报需要丰富的经验。除了理论知识之外，实践经验非常重要。我们这一代，从邢台地震以后经历了两个地震高潮活动期，已经积累了上百个地震实例。
如果我们这一代走了，巨大的地震预报财富或许也跟着走了。即使我们写了书，下一代用起来也很难，不带是不行的。我就一个学生也没有，带学生需要经费啊！
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负责人说，你在国际上带学生吧？
我说只要有人愿意搞地震预报，我就愿意培养。
黄相宁的叙述很艰难，时有难言之隐。我的写作也很艰难，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只能省略。读者阅读时也许很艰难，文中有些地方叙述得“不明白”。
黄相宁们痴心不改，在地震预报科学的崎岖小路上艰难地攀登，不断地改进、完善预报方法和仪器。唐山大地震以后，华北平静了12年之久，在1988年他们成功地年度预测出1989年10月18日山西大同6.1级地震。这以后进入了90年代，他们向国家地震局又多次基本准确地进行了年度和短临预报。
黄相宁副研究员简历
黄相宁，曾用名黄小咸，汉族。
1937年3月18日生于四川重庆。
1959年7月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石油系。同年分配到地质部，从事石油地质普查、勘探与综合研究。
1966年6月调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从事地震科研工作。
现任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顾问。在中国协调办公室领导支持下，在菲律宾建立了10个压磁地应力台站。
20：国家地震局隐私一瞥
汪成民有点塌腰，这是唐山给他留下的印记。为了抢救地震资料，他爬入即将倒塌的丰南岳42号房，被一块几十斤重的水泥板砸在腰部老伤上留下了病根。他头发花白，很软也很稀疏。
他的回忆始终在一种恬淡的状态下进行，嘴角始终挂着一丝恬淡的微笑。大悲大喜大起大落之处也不见一丝感动。
他曾是时代的骄子，留苏归来头上便罩上了一层光环。他也曾沦为时代的弃儿，戴着一顶臭老九的帽子进了干校。在干校养猪也养人，留苏没学到馇猪食和蒸馒头的学问，手就被卷进了搅面机里，大拇指与手碗之间的肉撕开了，留下了一条永远的疤，跟心上的伤疤一样长。
唐山大地震以后，厄运再次降临在地震科学家头上。天大的冤屈他可以吞下去，妻子的离异却让他饱尝了世间的人情冷暖。在他的眼中，世界没了色彩，天也再不湛蓝。孤灯夜下，他悲怆地自己质问自己：
我为什么留苏？
我为什么搞地震预报？
他又淡淡地笑了，一种无奈的笑，有一种苦味。
我与地震科学家的谈话在悲壮的气氛中开始。
替罪的羔羊
1976年7月28日下午，一辆面包车通过丰润风驰电掣般地向唐山市区急驶。车里坐着表情严峻的汪成民。无论后人如何评说唐山大地震，这位41岁的科学家都是首当其冲的人物。
七.二八大地震，震动了中南海，震动了全中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不同国度不同政治不同肤色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向浩劫中的唐山表示了同情和悲哀。同情心献给不幸者，这是人类的美德之一。
汪成民却有点异样。在那座雄伟的大楼里，他的水蛇腰骤然就挺直了许多，眼角和眉梢也能读出许多的内容来了。你看看，我说对了吧，我说有地震嘛。另外一些人就显得有点灰了。
中南海传唤。
地震局局长刘英勇带上汪成民直奔最高统帅部。这两个人行政级别差距太大。组长上头是副主任，副主任上头是主任，主任上头是副局长，副局长上头是局长。中间那几个关键岗位上的领导呢？局长似乎无暇顾及这些了。在车上，局长对组长说，小汪，你这次可对了，不得了，你给地震局露脸了。
在中南海紫光阁，惨烈的现实把局长的“露脸”击得粉碎！地震局一大一小两个官员看见了从大地震中死里逃生的李玉林。李玉林刚进门，纪登奎就把他抱住了。李玉林哭着说，纪副总理，整个唐山都平了……
国家地震局的面包车依然向地震震中区急驶。汪成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的路那么漫长，那么刻骨铭心。
第一个死亡之夜降临的时候，年轻的地震科学家泪眼蒙蒙。他看到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唐山，痛苦呻吟的唐山，尸横遍野的唐山！
从见到李玉林那一刻起，我就害怕了。这不是科学家之争的事了。两个科学家，你说天晴我说天雨，结果下雨了我对了。可是地震，死了二十几万哪！
我们的面包车过了丰润，就看见公路全被震坏了。挤满了大小车辆和逃难的灾民。我们下车打听道，灾民竟都麻木了。我看见一个穿着破破烂烂公安制服的人，就过去问上唐山怎么走，一不小心说出是地震局的。那人一下子把枪掏出来顶上我，吼道，我崩了你，你们地震局是干什么吃的！车上的人赶忙下来劝，说他是干具体工作的不是领导。他说我老婆就在那儿，先拉人！我说我们要搞地震预报。他说地震都发生了搞什么预报！面包车就颠颠簸簸地拉伤员。我们和伤员挤在一块，耳朵听着呻吟声，衣裳沾上了鲜血。
我痛苦，我悲哀，可是我没法说！
夜幕中的唐山，一星亮光也没有。哪里还有什么标志？只有唐山矿的井架孤零零地站着。我的心情太复杂了，我是地震科学家！可以做到的事，我没有做到，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最后还是没有做到。唐山死了二十几万人哪！
我到了抗震救灾指挥部以后，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提出：封存所有资料，以备审查。
在唐山的那些日子，在哪儿也不敢说是地震局的。那阵子是共产主义，到哪儿都能吃饭。但是只要露出身份人家绝对不管饭，还骂你打你。
那天，马希融来飞机场参加会。他讲着讲着就把他母亲的血衣抖出来了，他就哭诉唐山地震前他有预报，被国家地震局压制了。当时我是主持会的啊，立马就围上来一群人。有人喊，谁是地震局的？马希融一指我，一帮人上来就揍。我躲到桌子底下，身上挨了好多拳。有几个解放军战士把我保护起来，不然非揍死不可。
唐山大地震前，马家沟地震台是有预报的。我组的钱复业曾经去过马家沟。马希融把异常跟她讲了。她回来汇报说，他那是异常吗？真要是异常，唐山不就彻底毁了吗？事情复杂就复杂在这儿了，我的上头和下头都有人反对我的观点。马希融事后了解了真相，我们之间的矛盾才慢慢缓和了。
震前，我派往唐山的人，有的支持我有的反对我。震后，我在唐山被人骂被人打。群众不理解，领导不让说。为什么搞地震预报这么难哪！
我在唐山工作了几个月，中途回北京汇报了几次。地震发生时，人们对我是肯定的口气，说老汪你对了。我在唐山几个月回来，没想到情况全变了。地震局上上下下口径一致了：唐山地震前没什么情况，这是科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
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我这个震情分析组长是干什么吃的？我等于成了替罪羊了！我意识到这是面临坐监狱的问题。我想，唐山如果没死人，这事很容易说，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震前的争论，谁对谁错很清楚。唐山死了二十多万，人们就不敢提过去的事。因为，认为唐山没有地震的正是当权的人。
我不服，越不服就越糟。军代表出面做工作了。他说你拿党籍保证。我说我不是党员。他说你竟突出自己能入党吗？我妻子也受了很多压力，我没什么好说的，夫妻两个就客客气气地分手了。那些日子，我再脆弱一点就要发疯要自杀。
汪成民性格内向，他平缓的叙述令我感到压抑。凌乱的茶几上，堆满了有关唐山大地震的文件和资料。有的资料已经泛黄了，散发着历史的气息。有的图纸线段模糊，却依然顽强地昭示着什么，可是制图者已经震亡了。这些珍贵的史料他已经保存了二十多年。
地震科学家要证明什么呢？
21：“东西之争”风云乍起
唐山大地震在科学上的重要性，灾害上的严重性，以及地震部门围绕唐山地震所暴露的矛盾的充分性，严肃认真地总结唐山地震对造福于全人类是十分重要的。遗憾的是，二十多年了没有进行这项总结，也许真的是没有办法进行总结，如果总结也许会总结出点什么事情来！地震预报难度大，没过关，的确是客观事实。但不容置疑的是，唐山大地震前后我国对7级以上大地震多次预报成功也是客观事实。
唐山大地震为什么漏报呢？
唐山地震前，国家地震局到底掌握多少异常情况？数量多少，严重性如何？地震局领导及分析预报室对此持什么态度？如果有情况为什么不报告党中央和国务院？来自下面的异常情况和预报意见被卡在了哪个环节上，原因是什么？唐山地震漏报有客观原因，但从地震局主观上看，工作、思想、组织以及作风方面有没有问题？
我提出的疑问也许有些尖刻，但是目的只有一个：只有调查清楚唐山地震漏报的症结所在，才能真正地吸取血的教训。唐山大地震的惨剧不再重演，这是本调查的惟一宗旨。
汪成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的回忆。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种子，大约在1974-1975年就已经播下了……
1974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科学院“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即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国家地震局于1975年1月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召开一年一度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会上地震专家们对中国东部1975、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出现了严重分歧。
以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为代表的专家认为：我国东部自1969年渤海地震后，地震活动已趋减弱，问题不大了。今后一二年主要危险在我国西部，战略上要转向川、滇一带抓8级大震。另外一些青年专家则认为，上述观点对东部形势的严重性估计太低，既与实际情况不符，也与半年前国务院69号文件提法相矛盾。
在这种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领导同意临时再增加一个报告，让汪成民代表东部有震观点的同志发言。
这是历次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惟一的一次，分析预报室将全国一分为二，出现了两个独立的报告：
中国东部与西部地震形势。
1975年1月12日，汪成民作了题为“对我国东部1975-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的报告。出席会议的有科学院、地震局领导周荣鑫、王建中等，还有全国代表百余人。报告提出：1975-1976年我国东部可能发生强震，可能地点是华北北部与苏鲁皖交界，可能强度达6级左右。
我凝视着“1975-1976年中国东部地震形势分析图”陷入了沉思。在近似椭圆形危险区的长轴两端，分别标注着令世人震惊的两个地名：唐山和海城！
这张图绘制于1974年12月，出自于汪成民之手。
1975年2月4日，海城发生7.3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地震。
1975年1月12日，全国会商会上一场争论，形成了汪成民称之为学术上的正常的“东西之争”。这场中国地震界的“东西之争”，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愈演愈烈，学术之争的平台渐渐坍塌，直到24万人魂断唐山……
22：一封鲜为人知的遗书
我从汪成民手中接过一封信件。不知是年代久远还是收信人的泪水，有些段落模糊了。笔迹清秀流畅，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地震工作者一种执着的追求。我翻到信的结尾不禁一惊：贾云年！
辽宁海城地震以后，河北省地震局贾云年给汪成民来信，对发生在一个月前会商会上的一场争论，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为了寄托我们的哀思，摘录如下：
汪成民同志，春节好！
辽宁地震发生后，我们都十分关心震情的发展，心情当然也是十分焦急的。
……
辽宁地震的发生，对我们专业人员包括领导在内，在认识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促进是：……继河间、渤海之后再一次证明了邢台地震的发生是应力场加强——即地震活动急剧增强的突出体现。换言之，邢台地震的发生表明了一个活动期的开始，而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有的已公开发表)是结束或进入调整期……更不是30年内无大于6级地震的问题。我们并不是盲目夸大地震活动，但是对于地震活动总的发展趋势的战略分析与估计的正确与否，在我们的地震预报工作中可以说是占有极为重要的指导地位的。
战略估计不对或不清，我们就会在战役上迷失方向或摆不正位置，以至违背了全局而犯根本性的错误。
……
根据河北省及邻区的地震地质分析，1980年左右在河北北部有发生大于7级地震的可能。
……
我们的这一预报意见1974年初就发出了，但始终没能在一定的场合下讨论。本想在“应力场”会上详细研究讨论一番也未实现。
……
祝工作好！
贾云年 1975.2.12
贾云年的遗书态度很明确，在重申1974年预报意见的同时，也道出了一个地震工作者的忧虑和不安，“战略估计不对或不清，我们就会在战役上迷失方向或摆不正位置，以至违背了全局而犯根本性的错误”！
云年，您是我永远也无法采访到的人。您的遗书写于1975年2月12日，这一天是农历乙卯年正月初二！在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盛大节日里，阖家团圆，爆竹声声，您为了祖国的地震预报事业，却在奋笔疾书……
我原想采访您的妻子陈非比女士，又一想，25年过去了，不能再撕开不幸的女人心上的伤疤，我最终放弃了采访计划。
在此，我为你的英灵祈祷！
23：“东西之争”愈演愈烈
海城地震之后，梅世蓉等依然坚持东部问题不大的错误估计，认为海城地震是这次活动期最后的一次强震。
北京市地震队的耿庆国几次呼吁华北还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意见，无法通过地震局的关卡，就直接通过新华社“内参清样”绕过地震局向上反映。
梅世蓉知道以后非常不满，说：“胡闹，给我捅漏子。”
又说：“69号文已完成历史任务，到期就撤。”
汪成民却反其道而行之，写了“谈海城地震后我国东部地震形势”一文，支持耿庆国、贾云年等坚持有大震观点的同志，利用出席一些重要会议的机会进行宣传。在国务院小会议厅(华国锋、吴德等中央负责同志在场)、在国家计委(袁宝华主持会议，余秋里同志在场)等处多次阐明以下观点：
1.海城地震是中国东部活动增强的信号，而不是结束的信号。
2.大震有串发特点，今后1-2年内可能还有震，国务院69号文件不能撤。
3.海城地震后牵动燕山南麓向东发展可能性大。京津唐渤张是危险区之一。
汪成民平静地叙述着历史。四四方方的茶几上堆着半尺多高的史料。他是很严谨的科学家，几乎每一句话都有出处。他讲话很注意把握分寸，但不知为什么有点“保守”。他写于1975年7月的“京津唐张渤地震形势”提纲，明明白白地写着：
“串发性特点：今明年还可能发生＞7级(地震)。”
可是他并没有这样跟我讲。我想，也许当年在公开场合没有讲这个话，但是“7级”在他心里可能占了很大的分量。
1976年初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梅世蓉副主任身体欠佳，没有出席会议，汪成民代表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向大会作总报告。他放开手脚专门论述了“东西之争”，反对只重视西部抓8级地震，而忽视东部的战略估计，并进一步把海城地震后下次地震的危险区缩小到唐山滦县与辽西一带。摘录如下：
关于一九七六年地震趋势意见
……
地震活动及大地测量等资料表明，京、津、唐、张、渤一带及其邻近地区，继海城地震之后，仍然存在着发生5-6级地震的背景。其主要依据是：小震活动仍有集中成带并围成空区的分布；许多台站的地应力，宝坻、唐山、西集、中兴庄等台的地电，香河一带的地形变，锦州、朝阳、沈阳等台的地倾斜，以及一些台站的水氡观测，多发现有半年左右的异常；在辽南西部的老虎山——大庙、河北的蓟县——兴隆等地的重力复测发现几段较明显的异常变化。总的看来，河北的东部和辽宁的西南部，观测到较多的中期趋势异常。因此，在冀东北至冀辽交界地区(包括渤海沿岸)及京津之间，需继续加强观测分析工作。
……
1976年4月，京津唐地区出现了异常，最突出的有宝坻地电、昌黎地磁、滦县水氡、香河水准等。汪成民带队去唐山——山海关一线调查落实情况，结论是：“异常是真实可信的，并非外界干扰引起，此区震情要密切注视。”
汪成民带队在外调查，梅世蓉筹备召开京津唐地区震情讨论会。这个会开成了一个降调会，不仅将全国会商会的结论退了下来，并且公开提出：国务院69号文件的预报期限已到，到6月若不发震，就下通知撤消此文件。
1976年5月底，云南龙陵发生7.4级地震，丁国瑜主任带队去了四川。这次地震证明了梅世蓉估计的“主要危险区在西部”的正确性。当四川出现一些情况时，主管华北震情的梅世蓉副主任去了四川。而且监视京津地区的一些技术力量、仪器设备，如流动重力队等也从京津唐地区抽调到了川滇。
1976年6月的真实情况是：一方面京津唐地区异常逐渐增多，另一方面监测力量不断削弱。局分析室负责业务的领导没有一个人在家，全部到了川滇……
工作重心转向了西部。
24：分析组长掌握什么震情
唐山大地震之前，唐山地震监测网曾出现了大量的异常。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不知道吗？唐山大地震过去二十多年了，这段历史终究要澄清！震情分析组长掌握多少唐山临震异常？
汪成民先生陷入沉思，唐山大地震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但这毕竟无法避免地涉及到“责任问题”。
我的录音机无声地转动着。这一段录音带是难以忍受的空白，间或一两声咳嗽声。
从6月中旬起，分析预报室陆续观测到一批异常，并收到愈来愈多的预报，平常每月平均收到了3-5次预报，6月以来收到15次预报。预报时间集中，调子较高，异常现象也较明显。
6月21日，根据气象分析资料，唐山出现类似1969年渤海7.4级地震前的气象异常。
7月5日，多项监测手段出现过去少见的异常，为此汪成民在会商会记录中写上结论：特别强调要注意临震(异常)。
7月12日，根据地磁资料提出：7月19日与7月29日是近期两个易发震的危险日期。
7月14日，北京地震队张国民来电称：北京地区观测到自建队以来最明显的异常，累计有7大异常，担心北京地区要出问题。
7月16日，先后收到北京队、天津队、北京地质大队等震情报告。
……
此时，上报的震情报告越来越多，汪成民十分焦急。梅世蓉副主任从四川回来，他就及时进行了汇报。梅世蓉说，“四川比这还热闹也没发生地震，从测震角度看，华北问题不大。”
汪成民直接找局领导反映，约了几次都没时间听。
他们很忙，正忙着按科学院批“两胡”的精神部署工作，科学院揭批胡耀邦同志，地震局揭批胡克实同志。
汪成民的思想负担很重，地震预报本身没过关，谁都很难说有把握，偏偏又是预报京津唐这个敏感地区……而对京津地区预报已有明文规定，没取得领导同意之前，他无权也不敢下结论！
汪成民决定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采取一些“越轨”的方法。
25：被迫“越轨”
我看出了汪成民那份刻骨铭心的无奈。他像是一位出色的猎手，已经发现了吞噬人民生命的恶魔。他手中的猎枪，子弹已经上膛，可是他无权开枪！他只能迂回，迂回，再迂回……
汪成民这个组14人，在十几天内他组织了25人次下台站，这样频繁的调研在国家地震局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为了配合调研工作，他给司机班开了震情座谈会，要求随时准备出车。
7月17日，汪成民决定第三次亲自去唐山。他有两个目的。一是向主管业务的副局长查志远汇报，副局长正在唐山主持一个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二是利用会议广泛地向代表们收集情况，了解是否有临震异常，进行情况通报。他专门印了一张“突变异常调查表”。要求各观测点对最近本区突出情况发表意见，在7月底以前填表直接报送北京。
这种不通过省、地、市组织直接一杆子捅到底，由国家局直接发调查表了解临震异常的办法，是国家地震局从未用过的应急措施。许多代表反映，这种异于寻常的做法，提高了对地震突然袭击的思想准备。这些表格在唐山大地震前夕有的报送了北京，但大部分没有收回，也许填表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汪成民在资料堆中抽出一张调查表，由于年代已久，有些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摘录于下：
突变异常调查表
填报单位：天津市汉沽区 填表日期：1976.7.22
主要内容：
汉沽一中“磁偏角”和“土地电”：……认为本月底或下月中旬偏东北存在震情。
东风盐化厂海潮观测：7月6-17日，异常11天，幅度达21cm，近期渤海沿岸应有震。总的看来，在长趋势背景上，海潮是成线性上升的，在上升中出现鼓包，这个鼓包可视为短临异常。而上升的过程是否视为大震在孕育中？
……
汉沽！
1976年7月28日上午我(作者)途经汉沽，踩着拧成麻花的钢轨，遥望汉沽人处理死者的方式很气愤。他们大都是4个人抬着一块门板，上面的死尸只裹着一条棉被。为什么不去火葬场？为什么不打一口棺材？遇难者是自己的亲人哪！我到唐山才看见唐山远不如汉沽。唐山市没有了街道，大街小巷没有一条没有死尸的，天下着雨，所有街道都成暗红色的了。解放军的翻斗车昼夜清尸也清不完，那时正是三伏天，三四天以后，尸臭弥漫了整个唐山。解放军官兵常常被呛昏了，不得已戴上了防毒面具……超过二十四万的遇难者就这样走了……
填写“突变异常调查表”的汉沽地震工作者，您在唐山大地震中幸存了吗？
汪成民发了三百多份“突变异常调查表”。
汪成民要求作大会震情发言，查志远副局长不同意。
7月17和18日，利用两个晚上的时间，汪成民和部分与会者开了两个座谈会，他在这两次座谈会上通报了震情！
营口市地震办公室主任曹显清同志听了情况通报后，当夜写了一个紧急情况反映，向市革命委员会等处报告。
曹显清，被中国地震界称为“曹地办”的小老头由于海城营口成功地预报了7.3级大地震，身披一层辉煌而载入了史册。尽管那次地震预报被誉为“世界奇迹”风靡了海内外，但他丝毫不敢忘却地震的惨烈：死亡1328人，重伤4292人……紧急情况反映摘录如下：
紧急情况！
华北协作区地震形势比较严重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汪成民讲)
国际国内地震有特殊活动。如果人的体温37°为正常，现已超过。
华北可能打破(历史)最高记录。
……
……京津唐渤张应严肃注意。
曹 显 清
1976年7月17日
我不禁对曹显清老人肃然起敬。那天晚上很热，汪成民讲到很晚才散会，老人是怀着一种什么心情连夜起草报告的？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更是不敢怠慢，带着汪成民通报的地震预报意见，风尘仆仆地赶回生养他的故乡！
二十多年以后，我在青龙看到了“中共青龙县委员会办公会议”记录。会议内容：……7月22日至8月5日有五级地震。地点：京津唐渤张一带，下半年至明年有7级至8级地震。
我想，假如国家地震局这个会不是在唐山开，参加会议的唐山人晚上也许不会回家；假如查副局长点一下头，允许汪成民在正式会议上通报震情，唐山也许和青龙一样会创造出人类灾害史上的奇迹；假如……那样的话，唐山就会少一些地震遇难者，少一些截瘫，少一些地震孤儿……还会少一些重组家庭……
然而，历史不承认假如！
汪成民在座谈会上讲的地震预报意见是：7月22日至8月5日有5级地震，可是又说下半年至明年有7-8级地震，7月份已经是下半年了，时间上不矛盾吗？汪成民沉痛地回忆，我是故意这样说的。既要把震情讲出来，还要不违抗领导的指示。只能先说5级，再说下半年有7级以上大地震。尽管这样，还怕领导说我捅事！
就在大地震迫在眉睫的时候，汪成民可能尝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个中滋味，就瞒着梅世蓉给远在云南的丁国瑜主任挂了电话。汪成民向丁主任汇报：京津唐异常多，情况严重，我的工作遇到了困难，希望丁主任尽快回京。另外，汪成民请丁主任把临时抽到川滇加强工作的北京、天津、河北的同志提前调回来，投入到京津唐地震震情监测工作中去。或许是汪成民的电话起了催促作用，一部分赴川滇的同志于唐山地震前夕返回。如天津市地震局张肇诚同志等。
汪成民7月22号回京。他呼吁领导听一次汇报，研究一下震情。领导们这个推那个推，不是开会就是生病！震情分析组长没辙了，7月22号，就在局长门口糊了大字报！值得记录在案的是，1966年“文革”以来，这个留苏的“臭老九”没贴过这东西。
这是汪成民平生第一次大字报。
一页是地震趋势预报：北京队、天津队和地球所报上来的预报意见。
另一页是地震短临预报：河北队、地震地质大队、海洋局情报所和地震测量队报上来的预报意见。
这些单位都是专业地震机构。
大字报在地震局引起了轰动。
不容置疑的是，唐山地震前反映震情最多的是北京队。早在7月14日北京队就要求听取详细汇报。汪成民已经买好了去唐山的火车票，就请梅世蓉副主任去听，但是梅世蓉执意等他从唐山回来以后再去。汪成民从唐山回来已经是7月22日了。这个会一直拖着没开。
1976年7月26日早8点，汪成民一行15人乘车去北京队。出发前他去梅世蓉家里，梅世蓉说有事，就是不去。组长无可奈何了，只有征求副主任有什么指示，要带到会上去。
梅世蓉说：“四川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再乱了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说话要慎重。”
在与北京队的震情会商会上，汪成民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
北京队的耿庆国、华祥文、李宣瑚、陈克忠等同志在发言中坚持有震的观点，充分谈了震情的紧迫与危机感。
震情会商了整整一天。关键是，谁来拍板呢？
会议的唯一结果是，双方一致认为震情紧迫感是客观的，也是空前的。双方分别尽快向领导反映，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请领导决断！
7月26日晚上，汪成民感到问题紧迫，不能再拖，连夜写了一份汇报题纲，打算口头汇报不上就打文字报告，再不行就还写大字报。
7月27日7点30分，汪成民在局长办公室堵住了领导，经再三要求，局长终于答应10点听汇报！但是刘英勇局长本人不能参加了，他还要去医院看鼻炎。
1976年7月27日上午10点，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张魁三终于按时听取了分析预报室的汇报。
参加汇报的有：分析预报室主管华北震情的梅世蓉副主任，京津震情分析组长汪成民，以及张郢珍、刘德富等人。
汪成民感到大地震迫在眉睫，就按照7月26日夜间突击拟好的文字稿严肃地宣读：
局领导：
自7月份以来，京津唐渤张地区有些台站在原有的前兆异常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各有关单位的预报较多，调子较高。据统计，今年以来我们共收到对京津唐渤的预报48次，仅7月份就有10次，其中7次是7月中旬以来收到的。
……
异常是真实可信的，情况是严重的，要求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采取什么措施，请领导决策。……
汪成民在汇报时，还离开讲稿介绍了刚了解到的廊坊水氡异常情况，说明它在海城地震前也出现过，是临震信号！
局长们显然还要听听更高明的意见。
梅世蓉副主任没有表态。
最后，查志远副局长拍板：“目前事情很忙，下星期开一次会研究一下(请读者注意：7月27日是星期二，查副局长说的是‘下星期’，假设下星期一就开会的话，也已经是8月2日了，延续了6天！)，你们明天去廊坊看看。”
查志远副局长当然有权利拍板。汪成民苦等了一个月的汇报会草草结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仅有15个小时。
26：巨大的灾难和无边的黑暗悄悄地降临
巨大的灾难和无边的黑暗悄悄地降临了。
汪成民作为一个地震科学家，1976年上半年竟然去了三次唐山。在海城地震后，他敏感地抓住唐山不放，第一次跑遍了在海城地震后所有发生异常变化的温泉：秦皇岛、抚宁、遵化、兴城、青龙、滦县；第二次深入调查了滦县安各庄水氡含量的异常；第三次解剖了开滦唐山矿近百年涌水量的异常变化。
年轻的科学家睡不着，他有那么多地震前兆异常，那么多临震告急预报，他“请领导决策”，而领导却还让他“明天去廊坊看看”。他深深地感到，在权力面前，自己是那么软弱和无助。
他想起了周恩来总理是如何对待异常现象的。
1975年3月5日深夜11点多钟，叶剑英办公室来电话询问震情。值班的同志说一切比较正常，只是北京通县麦庄一带发现了一条地裂缝。因为夜里看不清楚，打算明天去落实。仅仅过了半小时，周恩来办公室就来了电话，传达了总理的指示：连夜去调查，弄清楚地裂缝是新出现的还是老的，一定不要等到天亮。总理还说，“这么紧的事，为什么非等到天亮？晚上看不清，就不能解决照明问题吗？”值班人员向汪成民作了汇报，汪成民连忙安排崔德海带队去了。汪成民便在值班室电话机旁守候。
汪成民事后才知道，这是日理万机的总理在病重住院期间，深夜发出的对地震工作的最后一个指示。而这一天正是总理的生日。
为了一条地裂缝，仅仅是为了一条地裂缝吗？
他特别怀念周恩来总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怀念。他曾八次见到周总理，其中四次是面对面地向总理汇报。总理亲切地称他为“小老乡”……总理的“小老乡”还在半睡半醒之间，绝后空前的唐山大地震爆发了！
27：唐山地震漏报剖析
张庆洲：您做为唐山大地震的历史见证人，您认为漏报的原因是什么？
汪成民：唐山地震未作出预报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要客观地恢复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历史地、科学地去分析事物的全过程，脱离当时的环境与人物是无法得到正确的结论的。从一系列事实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科学技术”问题。
地震预报是一道科学难题，世界上尚未解决。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什么是地震的“必震信号”。因此，严格地讲当前对任何地震的预报，包括预报取得成功的海城等大地震，都远谈不上是科学的预报。现在的预报如同中医治疑难病症一样，主要依据资料与经验。海城地震如此，唐山地震也是如此，基本处于同一个水平。从预报的高标准要求(科学准确地提出地震三要素)，都达不到。从预报的低标准要求(不很科学，不很准确，大体估计在一定时空范围，达到事先向群众打个招呼)，海城可以做到，唐山也可以做到。
第二，关于“四人帮”干扰问题。
唐山大地震前，广大技术人员忙于紧张地落实异常，分析震情的时候，也正是“四人帮”活动最猖狂的时期，这是历史事实。根据科学院运动的安排，1976年6-7月，正是全院“批邓反右”掀起新高潮的日子，全院“揭批”胡耀邦同志，全局揭批胡克实同志。因此，对涉及有关京津唐地区的震情，有的人视为一个危险的政治敏感问题，采取了压制或回避的态度。
第三，关于“地震局某些环节误事”的问题。
唐山地震情况复杂，预报难度大。在震情判断上一直存在严重的分歧。从趋势分析到临震判断，多次引起了激烈辩论。这些争论本来是正常的学术之争。地震预报没有过关，成功也是探索中的成功，失败也是探索中的失败。问题是，唐山地震前，持无震观点的人掌握着关键岗位的决策权。他们把无大震的学术思想变成了行动指南，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专横压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一种成见，以至成为唐山地震预报的一种阻力。震后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控制舆论统一口径，这就超出了“学术之争”的范围了。
张庆洲：根据唐山地震的实际资料看，震前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异常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打个报告，向京津唐人民打个招呼可能吗？
汪成民：这个问题是肯定的。你设想一下，为什么不能把青龙县的做法推广到京津唐呢？为什么不能把以我个人透露情况的方式，改变成为以地震局的名义向中央，向京津唐地区直接通告呢？假若能做到这一步，唐山就成为了第二个海城，甚至能比海城取得更明显的预报效果。
这决非幻想，当时若能克服人为的阻力，这就可能成为现实！
张庆洲：教授，我将咱们的谈话公布于世，您有什么看法？
汪成民：我意识到可能给我带来一点麻烦。但是共产党员的党性，科学家的良心告诉我，实事求是讲真话，才能无愧于党和祖国，才能对得起唐山人民，才能促进地震工作健康发展，避免唐山悲剧的重演！
汪成民研究员简介
汪成民，1935年12月出生于上海。
1954年毕业于北京四中，后被选送赴前苏联第聂泊尔彼得罗夫斯克矿院。
1960年回国后从事地震前兆与地震预报研究，先后在中科院、中央地办、国家地震局负责有关震情分析方面的工作，历任分析组长、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等职。
1996年应邀在第五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介绍青龙县七•二八大地震成功预警经验。
28：主管华北震情的官员如是说
采访梅世蓉女士很难。
她与我通电话时很诚恳也很坦率：对唐山地震预报问题，不想谈，因为很难谈，说也说不清楚，麻烦事太多……
采访的念头几度潮起潮落。我怎么访她怎么谈？一个又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几乎都涉及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在说起某件“坏”事的时候，大都是“对事不对人”；说起某件“好”事的时候，可以把牛的某一部分晒干了，碾成面扬起来吹，没事儿。
不顺着传统习惯走，活该碰上麻烦事，连老婆都不疼你。
麻烦就麻烦吧。唐山死了二十几万人，不仅仅是麻烦！为了客观、公正和真实，我必须采访她。
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梅世蓉作为一个地震科学家，国家地震局负责华北震情的政府官员，她一定有她的看法和理由，也一定有无奈与苦衷。
将近1小时的长途电话，我的烟灰缸里多了三个烟头的时候，唐山和北京的距离拉近了。
我坚信，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谁愿意看到地震与死亡！
我按响了梅世蓉家的门铃。
小小的会客厅。沙发很老旧。
我的眼睛真笨，看她也就是60岁左右的样子。采访结束后，我索要了一份简历：她已经72岁了！我还惊叹，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这位七旬老人，既有科学家的严谨，又有政府官员的口才；记忆力惊人，思维相当敏捷。也许是唐山对她来说太深刻了，也许是她研究唐山太久了。大地震已经过去了24年，她的回忆却仿佛就在昨天！
29：她心中的海城辉煌依旧
张庆洲：中国地震预报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是吗？
梅世蓉：不管怎样说，正式发布了7级以上地震预报，采取防震抗震措施，最终取得了很大减灾效果的，世界上还是独此一家啊！
发布7级以上地震预报，效果比较好的应该是海城，那也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美国还专门来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考察。详细了解海城地震预报的全过程。
海城地震预报成功是无法否认的，因为它是一个事实，千真万确的事实。
张庆洲：有外电报道，这是人类首次成功地预报7级以上大地震。
梅世蓉：海城地震当天，我和局长去国务院汇报。
周总理当时在病中，他还非常关心。
李先念副总理一听死人不多，高兴得不得了，说，在工业如此发达、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取得这样效果，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华国锋主持召开国务院各部委会议，布署到现场啦，慰问啦，这些事情。
张庆洲：您那时就主管华北震情吗？
梅世蓉：主管。海城在华北边上。
1974年6月份，召开的华北地区趋势会商会，就把辽宁南部作为一个未来可能发生强震的危险区。过了半年以后，海城地震发生了。
海城地震中期是有预报的。最精彩的还是临震预报啊。
辽宁省和当地政府出面动员群众，一定要搬出屋子，在露天放映电影……
张庆洲：辽宁省跟你们打招呼吗？
梅世蓉：当然打。我们上下联系。中国任何一个省、市大地震的预报，都要和国家地震局通情报，而且必须得到同意。如果我们上头不同意，他还是不敢报。虽然发布地震预报的职责是省地震部门提出意见，然后由省政府发布。但是具体操作呢，我们是全国地震分析预报中心哪，所以上下必须通气。
海城地震如果没有预报，那简直不知要死多少人。我给你讲，如果没有临震预报，那比唐山，至少不亚于唐山。因为海城震级7.3哪，倒了很多房子，而且它人口密集啊……
我们到国际上去作报告，谁都承认这是人类第一次嘛。
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国务院通报嘉奖地震部门。当然，那个时候不是物质奖励，“文革”期间谁还想那个物质的东西？根本就不去想。(笑)
张庆洲：那年头和这年头不一样。
梅世蓉：精神上就已经足够了！奖励一下来，整个地震系统欢欣鼓舞啊！
海城地震前，说实话，在那里搞地震预报，究竟能不能成功心中没数。就是“边研究、边实践、边预报”。周总理也没要求我们一定要把哪个地震报出来。反正你们探索，报出来就给你们奖励。政府是这样一个态度。这对地震界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难题上走在世界前列。那阵儿不是动不动就要走在世界前列吗？那个时代我们虽然落后，什么都要走在前列呀！
欢欣鼓舞之余，我们召开了若干次科学会议。把海城地震短临前兆的特点，其实是一个地震表现出来的特点进行总结。以为海城地震这样一种形式的前兆，在别的地区也会重复。后来我们才认识了，别的地震还有别的表现形式。
30：海城能成功，唐山为什么不能
梅世蓉：说到唐山地震，外界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海城成功了，唐山就不能成功？海城成功了，其他地震都要成功。
有这样一个认识：一个地震表现出来的特点，好像在别的地震前也一定会重复。你参考别的地震经验，理应报出唐山地震。实事求是地讲，唐山和海城地震之前很不一样。短期临震前兆表现出来的特点差别很大。
比如说，海城地震前最突出的临震前兆是什么呢？是前震！“小震闹，大震到”。这是从邢台地震总结出来的经验。海城地震之前的小地震比邢台还要厉害，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小震的次数和强度都在增加。所以，前震在海城地震前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这是第一。
第二呢，海城出现了许多宏观异常。1975年，我们国家地震工作方针里有一个群测群防，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行，光靠专业队伍是不够的。各方面报上来的情况很多。
动物异常。那边家家户户都有动物，鸡呀，鸽子呀，甚至猪！一些比较迟钝的动物。
地下水异常。地下水变色变味啦，井水升降冒泡翻花啦，这些现象很突出。
第三呢，土仪器一般来说精度不高，地下变化很突出它才会响应，而且响应的还很厉害。仪表指针大幅度地摆动，不是一个点而是好多个点！
张庆洲：海城的土仪器包括什么呢？
梅世蓉：土地电、土倾斜、土……
所有这些短临前兆，邢台地震前都出现过。几乎是邢台地震的一个翻版。但是比邢台更丰富，邢台没有土仪器。
张庆洲：唐山地震之前呢？
梅世蓉：唐山地震前是以“高度平静”为特征。
唐山地震我研究二十多年了，左看右看前看后看深看浅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在认识上，我从学术上就有了一些看法一些解释了。
“小震闹，大震到”。它不闹！从天津的宁河到唐山的滦县，这么一个北东向的块块里头高度平静。
1982年，我组织了70多人总结唐山地震。我说，咱们把这个事搞实在，到底是不是我们的数据处理有问题。咱们查原始资料，就是查当时的地震记录。结果查了三四个月，查出了三个小小的地震，还定不了震中。0.1级以下的，小的不得了。只有1台微震仪记录到了。唐山地震前相当的平静。
一等前震，没有。
再等宏观。海城、邢台地震宏观异常很多。唐山不多。
河北省地震局的胡长和，她当时是综合预报组的负责人。我们在一块讨论那本书(《1976年唐山地震》)时，她说唐山地震前十几天，几乎天天跟唐山地办联系，问他们有没有临震情况。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外围地区看到个别的突发性异常。就希望等待更多点的临震异常。
河北省廊坊水氡异常，叫做“一大二跳”，这是专业台站的观测手段。这是海城经验。我们就想找这些异常，因为海城震前是多点异常，而廊坊只是单点。1976年7月中旬，我们才发现廊坊有点突发性异常。但是这样的单点异常不足以作为凭据来报地震的，是不是？
1976年7月27日汪成民跟局长汇报的时候，他就说，目前临震异常还比较少，就说了一个廊坊水氡，这我还记得。还没有发现太多的临震异常。这是实际情况。
张庆洲：1976年7月27日，你们掌握的还只是廊坊水氡突跳？
梅世蓉：所以就赶紧收集啊，就派了很多人下去收集。当时发现了一些情况，但是不落实。比如说昌黎电阻率，地震后才确定那是地震异常，但地震前并没有确定。什么东西干扰了大家的判断呢？就是漏电问题。漏电是人为的，不是大自然的问题。
所以找不出干扰的就是廊坊水氡。
钱钢写的也是它。这个肯定要说，因为它是很明显的异常。但它就一定是地壳运动的异常吗？这一点还是砸不死啊！
张庆洲：除了廊防水氡还有别的异常吗？
梅世蓉：唐山地震前还有一个异常，但是没有肯定下来。有些地方我不愿意说，但这个事情也不能回避。马家沟的马希融，他所看到的异常很突出。(形变电阻率)下降了16%，他是群测点。
钱复业和另一个专业人员到他们台上去了。16%的异常，按照当时的认识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他是在矿井底下放的仪器，而且又是一个群众测报点。这样一个异常量，大大超出了人们想象的程度。
专业人员当然要考虑量级的限度了。什么都有一个量的限度，大到超过实验允许的程度，它就不可信了。
实际上就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钱复业也到了唐山胜利桥。那里也有地电观测，是我们自己的专业台站，观测的没有变化。你怎么判断？马家沟变化16%，胜利桥不变化，相信哪一个？一个变化很大，一个不变化，而且不变化的是专业台站。
谁能把这个事判断出来？搞监测手段的人作不出一个结论。
局长做不出来。更高的人也做不出来。
张庆洲：还有别的什么异常吗？
梅世蓉：还有一些变化。比如安各庄的水氡异常。但是不是地震引起的？人为用水有干扰的话，它仍然可以出现异常。有的同志是这样的观点。
还有一个异常，是不是地震引起的不知道，就是香河水准。大灰厂的变化也很明显。当时争论的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异常，一种是干扰。这两种意见还挺尖锐。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在香河作了一条跨断层补充测线。
7月21日的形变专业会议争得一塌糊涂，但怎么也要有一个结论。既有干扰又有异常，这就谈不清楚了。
我们总觉得有变化。假如没有情况，不会出来这么多变化。所以1976年7月份的日子很不好过。一会儿这变，一会儿那变，变化还蛮大，意见还蛮分歧。只好给局长汇报，局长们说那怎么办？你们又拿不出一个明确意见。
这种情况下，谁能拿出一个明确的意见嘛？
地震前兆判断难，干扰和信息分不清楚。
唐山地震之前就是这种情况，异常确实有，变化也有。但那些异常是多大地震的异常？不知道。大灰厂在北京西南，昌黎在海边，这么大一片京津唐，异常点有，既便说这是地震异常，地震在哪里？
在当时认识的情况下，判断不出来。
1976年初，在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就把京津唐列为一个重点。国家地震局始终把首都圈的监视工作放在全国之首。
张庆洲：你指的首都圈包括唐山吗？
梅世蓉：包括唐山，一直到渤海湾。无论哪一任局长，都不敢掉以轻心。有的书把查志远鞭挞的很厉害。当然，他有他的问题，但在抓地震这个问题上，查志远有查志远的苦衷。
张庆洲：他有什么苦衷？
梅世蓉：他抓了，他不是没抓！而且震后还批他，批得好厉害。实事求是地讲，地震谁敢不抓啊？而且是首都圈的地震！从造反派的角度来讲，他也要抓。海城地震不是造反派抓得吗？谁敢不抓，因为它要死人，不敢不抓！
7月27日就是他听的汇报啊。
张庆洲：1976年7月27日上午那次汇报会上，汪成民讲他收到了多少预报，调子比较高，请领导决策。当时别人的意见呢？
梅世蓉：汪成民作为京津组组长，他主讲。当中有些插话，但我插话很少，也记不清插了什么话。
张庆洲：您有结论性的话吗？
梅世蓉：没有。最后是查志远作的结论。他说，有情况但是不太多，主要是短临前兆情况不太多。已经发现了廊坊水氡异常，那就赶紧去落实，马上就派车。确实是派车了，我督促的，赶紧去落实情况。
汪成民在局长门口贴过大字报，把各家的意见列出来了。当时预报意见比较多，我觉得这是事实。但是没有一个集中的地区，要加强工作总要有个集中的地点，队伍往哪里去？在这种情况下，能采取的措施只能是加强工作，哪里出现情况就赶紧去落实。当时派队伍上唐山，你根据什么？唐山又没报警。唐山要是报了我们也就去了。
31：如果尊重历史，这个会不能不说
梅世蓉：要说唐山地震预报，有一个会肯定要谈的。而这个会钱钢没写，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是一个专业会，没有群测群防。
1976年5月份，好像是23、4日的样子，在北京友谊宾馆，开了一个京津唐张地区震情碰头会。
张庆洲：那个会还有资料吗？
梅世蓉：“文革”中的文件好像也残缺不全，不知道有没有。但那个会是我亲自组织召开的。
我主持，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会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张庆洲：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
梅世蓉：1976年4月6日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生了6.3级地震，1976年4月22日河北大城发生了4.4级地震。这两个地震引起我们很大注意，到底意味着什么？京津唐张地区到底还有没有地震？大家的意见很分歧，大致有三种意见。
第一，西边的异常对应了和林格尔地震，东边的异常对应了大城地震。京津唐张地区短期内不会发生5级以上地震。
第二，和林格尔地震对应京西北的异常太远了。大城地震对应京津唐张前兆趋势异常震级太小了。宝坻地电3年的异常是7级以上的地震。
所以有的同志认为这样分开对应有问题。还有的同志，很强烈地站出来反对，认为这样对应太危险。
当时，承认宝坻地电异常是可靠的；昌黎地电异常是漏电引起的；马家沟的地电有问题。但是，宝坻地电只是一个点，如果有7级以上地震就不可能是一个点。
第三，你要承认宝坻地电异常跟地震有关系，就不是一个5级地震的问题。可它又是一个孤家寡人，如果有别的台站跟它配合呢，那就把它撑上去了。昌黎和马家沟又有问题。
张庆洲：总的来看，唐山大地震前，有多少异常摸不准看不清，还有和林格尔、大城两次不大不小不远不近的地震也模糊了视野。所以，有一些前兆现象就啃不死，是吗？
梅世蓉：所以我们在会上就说，抓紧做工作落实，把它敲死。
大家进行了分析，认为异常情况很多，但目前还作不了结论，定在7月份再开会。
这个会没来得及开，七.二八大地震就来了。
唐山地震漏报了，仅仅是科学水平问题吗
张庆洲：唐山大地震漏报，是否跟唐山属于首都圈有关？
梅世蓉：应当这么说吧，首都圈的地震预报不是那么容易的。作首都圈的地震预报顾虑很大。不是高精度的预报，谁都不敢报。
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那些成功的地震预报都在首都圈以外？所以就奇怪了，首都圈的地震台站最多，研究力量最强，历史最悠久，资料最丰富，可是……
张庆洲：1976年也是这个状况？
梅世蓉：是这个状况。咱们打个比方，说北京地区估计有一个5-6级地震，你是报还是不报？你报了，好家伙，北京城要采取一个措施，这是多大的损失？这当然要中央政府去决定。要是7级以上的地震，那又另当别论。你报一次，不准一次，就失信一次。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你喊了三次它还不来，第四次它来了，前三次的损失加在一起，损失更大。
所以，首都圈的地震预报不是很轻易的事，思想负担特别重。
张庆洲：当时您的思想负担是不是特别重？
梅世蓉：当时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看不准。不是感觉到有一个大地震要来不敢说。当时没看出是大地震。
我没看出是大地震，凭什么说是个大地震呢？
我没看出来，别人也没看出来呀？
张庆洲：1976年7月14日，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了京津唐张渤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近百名中国地震界的官员、专家和工作者到唐山二中参观地震科研小组的情况。田金武老师郑重地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可能达到8级！像这样的地震警报，查志远回来不讲不通气吗？
梅世蓉：那次会议我没参加。咱们这是瞎猜啦，田金武讲的时候查志远在不在也是个问题呀，听了没听也是个问题呀，这我就不知道了。
至于我，根本就没资格去参加那个会，因为我不是群测群防处的人。
那个时候体制就是这样。
分析预报室是国家地震局里一个小得很的机构。
你也知道“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夹着尾巴做人，咱们就规规矩矩做工作就是了。所以与我无关的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张庆洲：1976年5月，国家地震局在山东济南召开了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向地震界的领导、专家和同行们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梅世蓉：不知道，不知道。
张庆洲：唐山地区的吕兴亚、侯世钧他们都有书面地震预报意见，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都没收到？
梅世蓉：我没看到。没有任何人呈送给我。我如果看到这些，肯定会引起注意的。
张庆洲：我听说，5级以上的书面地震预报意见要层层往上转，是吗？
梅世蓉：这个呢你问我，我还真答不上来。我们只跟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打交道，主要是专业队伍。也可能跟当时的体制有关，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两条线。
张庆洲：这两条线不可能是平行线吧，它不在分析预报室相交，总得有个相交的地方。否则，群测群防不就失去意义了吗？
梅世蓉：他搞他的群测群防，我们搞我们的分析预报。
你今天要是不来，我还真不知道唐山地震前还有这么多的地震预报意见。
32：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唐山地震漏报的原因
我想，梅教授说的都是真话，她毕竟是72岁的老人了。这是让人尊敬的年龄。国家地震局的决策部门，确切地说，主管华北震情的政府官员，不掌握唐山的震情告急，也不掌握唐山的前兆异常，我们就不得不沉下心来想一想了。
1.群测群防与专业队伍两条线，群测群防处和分析预报室，应该隶属于国家地震局。这两条线在地震局的哪个部门或是哪个领导那里相交？
两条莫名其妙的平行线导致了什么？不仅仅是唐山投入了那么多的人力和财力搞地震监测网……
2.我们公正、客观地分析，1976年5月的济南会议和1976年7月的唐山会议，都是国家地震局主持召开的。国家地震局的官员，对来自唐山的地震信息应该是知情的。而像吕兴亚、侯世钧他们的书面地震预报意见，则不是直接呈报的国家地震局，那些“有关部门”是否层层往上转了呢？如果没转，是哪一级的官员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3.梅教授讲，如果唐山地震前，真有多个群测点在差不多的时段里，有突出异常的资料并作出强震预报，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一定会特别重视的！我想如果这样的话，唐山也许应该成为第二个海城。起码向唐山人民打个招呼是可能的。唐山会少一些孤儿，也会少一些截瘫……
4.我不想再声明什么了，我只想找出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而不是很具体的某一个人。因为第五次地震活跃期已经来临。一个行政部门犯错误不怕，可怕的是视而不见，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一种错误，那才是真正的悲哀。而且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错误，它以数十万鲜活的生命为代价。
5.唐山大地震以后，国家地震局下了很大气力，动用了八个省、市的地震局和九个科研机构，以及许许多多从事台站观测、野外测量的同志们，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论述了唐山大地震。这部《1976年唐山地震》(梅世蓉主编)，无疑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十分宝贵的震例。
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唐山地震漏报的原因呢？
我为我自己悲哀。随着本调查的采写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走进了雷区，前后左右都要照着点。几乎所有的被采访对象，都提出尽量少涉及具体的人。梅教授说，唐山地震都过去二十多年了，你成书的时候，能回避的就回避吧……我答应七旬老人要求的同时，不再年轻的心骤然苍老了许多。
唐山大地震犹如一座冷酷的冰山，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海平面以上的八分之一，海平面以下的八分之七呢？
梅世蓉研究员简历
梅世蓉，女，1928年4月27日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
1947-1952 四川重庆大学物理系学习。
1956-1960 苏联科学院大地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地震学专业。
1974年以来，历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主任、中国地震学会常务理事、地震前兆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
http://www.xiaoshuo.com/readindex/index_0011025769.html
作者：张庆洲
目录
01：大毁灭前的最后一个黄昏
02：唐山地震监测网发现了什么
03：特大地震预报产生于震前14天
04：开滦矿务局短临预报意见报给谁了
05：我们计算为8.4级，只报了6级左右
06：这个大震最低6.7级，最高可达7.7级
07：一幅起伏跌宕的水氡观测记录
08：一份特大地震的完整震例
09：他向唐山交了一份什么答卷
10：地震监测网的忧虑和不安
11：二十多年前的隐秘
12：我总觉着有一种犯罪感
13：作为一个地震工作者我无话可说
14：应该把什么教训留给后人
15：华国锋说，党中央国务院不怪你们
16：李四光的预言
17：唐山地震中期预报
18：地应力短临预报水平揭秘
19：与地震科学家对话
20：国家地震局隐私一瞥
21：“东西之争”风云乍起
22：一封鲜为人知的遗书
23：“东西之争”愈演愈烈
24：分析组长掌握什么震情
25：被迫“越轨”
26：巨大的灾难和无边的黑暗悄悄地降临
27：唐山地震漏报剖析
28：主管华北震情的官员如是说
29：她心中的海城辉煌依旧
30：海城能成功，唐山为什么不能
31：如果尊重历史，这个会不能不说
32：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唐山地震漏报的原因
01：大毁灭前的最后一个黄昏
在共和国的记忆里，深深铭刻着一个非比寻常的年份——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
一月的十里长街，滂沱的泪水送走了“人民的好总理”；
四月的天安门广场，正义的鲜花和愤怒的诗篇面对着血腥大棒的挥舞，刚为濒临崩溃的国家带来一线生机的邓小平同志再度落马；
身染沉疴的伟大舵手毛泽东，此时已无力操纵这艘风雨飘摇的共和国大船；
四个极度疯狂的政治小丑，鼓着“批邓”“反击”的邪风，将治理整顿初显成效的国家秩序又吹向了混乱的顶点。
人祸未了，天灾的魔影又悄然逼近这个磨难年度的七月——
1976年7月27日 星期二 丙辰年七月初一
几天断断续续的连阴雨过后，火辣辣的太阳照耀了整整一天。黄昏降临的时候，燠热依然悄无声息地弥漫着。人疲倦了，树木疲倦了，整个唐山都疲倦了。一缕一缕的炊烟像柔柔的黑纱，轻轻融入夏日黄昏的迷迷茫茫的天空。
唐山人无法忘记和亲人生活的最后一天。这一天过后，数十万亲人的生命结束了，还有数十万幸存者由此而改变了一生！那些与唐山大地震有关的中国地震界的官员、专家以及工作者们，无论在这一天做了什么，他们都不应该忘记。
刻骨铭心的黄昏。
千古遗恨的黄昏。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个黄昏！
与大地震有关的还有一座美丽的小山城——青龙满族自治县。在这个无法忘却的黄昏，这里是另外一种场景。远处的山尖缓缓地刺破了夕阳，西边的半个天就被染红了。整个县城一片悲壮。路边大喇叭的“东方红太阳升”不见了，竟然滚动播发着临震警报，地震随时有可能发生……地震……
县委书记兼县长冉广岐坐镇帐篷当中，一脸的庄严，指挥青龙满族自治县47万人民创造着人类灾害史上的伟大奇迹！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这个大山的儿子，是他带来了大地震即将来临的信息。信息的来源地在哪里？9个小时后的震中区唐山！通报信息的人是谁？地震科学家汪成民。他是哪里的地震科学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
青龙距唐山115公里。冉广岐指挥青龙人民创造着奇迹，一无所知的唐山人民却面临着巨大的死亡！
唐山的夜，出现了一阵一阵的藕荷色的地光。池塘里的鱼翻白了。井水改变了少女般内在的性格，不是默默地调剂盈亏的水源，而是急剧地上升或下降，有的还疯了似的冒泡翻花！跟人患难与共上千年的狗声嘶力竭地狂吠不止，俨然得到了天旨，告诉人们这即将来临的泼天大祸！
夜愈来愈深。一阵阵藕荷色的光仍在闪烁。乘凉的唐山人陆续走进了自己的家。中外宾客也回到了下榻的地方。渐渐的，唐山市的大街小巷变得空空荡荡……
唐山和青龙，同一个月亮，同一片星空。
我和数以百万计的唐山人一样，将近三十年了，多希望这是出自某个大导演杜撰的灾难巨片，我们的亲人有再次醒来的那个瞬间。可是它不是……真实的悲剧比虚构的故事更惨烈！
青龙能做到的，唐山为什么不能？
七•二八不是一个法定纪念日。新闻媒体总是尽着天职和良心，年年关注七•二八，年年报道七•二八，不忍说又不能说的七•二八，人类无法忘记的七•二八。
那个七•二八黑色的瞬间，把百万人口的重工业城市骤然变成了巨大的炼狱。幸存者们无法接受这血淋淋的现实，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姐妹之间兄弟之间说笑着睡了，睁开眼睛亲人竟变成了死尸！数以十万计的遇难者又演绎出了多少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的人间悲剧。亲人们走了，已经走了很远。一日三餐，多少女人吃饭时多摆上一副筷子；漫漫长夜，多少男人给再不回来的亲人开着门；孤儿们一夜之间仿佛都一齐长大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为儿孙烧起祭奠的纸钱……
七•二八，全城自发的悼念日。
在我采写本调查的过程中，脑海始终航行着一艘船——泰坦尼克号。她沉入大西洋海域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不同肤色的人们至今还在怀念她。我相信，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悲凉的爱情故事，人类需要在震撼人心的悲剧中吸取更深刻的教训。我们是水手，是乘客，也许是设计者。
唐山大地震要比泰坦尼克号惨痛多少倍！
人类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应该想一想对于人类生死攸关的问题：在我们居住的星球上，唐山大地震的惨痛悲剧可能不重演吗？这是摆在行政管理、科学家和公众三大群体面前的一道无法绕过去的难题。无论命题多么尴尬，都需要人类去勇敢地面对和思索。
人需要生存。人都有生存的权利!
02：唐山地震监测网发现了什么
本章叙述的是工作在地震台、站及监测点的唐山人。
在采访中，我感到了他们对家乡那种深刻的爱。在平时，这种爱或许不怎么明显，可是当大劫难即将来临，却表现的那么强烈！唐山，是生养他们的故土。这里有他们牵肠挂肚的家，有恋着他们的女人们，有血浓于水的兄弟姐妹，还有静静流淌的陡河，甜甜的炊烟……他们像小燕啄泥一样，年年月月辛劳奔波着，构筑了不怎么富有却温馨的小家。一个一个的小家，组成了可爱的故乡。
他们一旦得知故乡显现了大震的背景，便不顾一切地捕捉地震的信息了。故乡不能毁灭，家不能毁灭，亲人的生命不能毁灭啊！他们捕捉到了临震的信息。
他们曾有人声嘶力竭地告急！
这一切没有感动上苍。父老乡亲大都还在睡梦中，一场大毁灭席卷了整个唐山！他们从此沉默。新闻界也从此沉默。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唐山大地震是中国灾害史上不光彩的一页吗？假如唐山大地震预报成功了，新闻界会怎样呢？
这不公平。
他们是唐山人的骄傲。尽管他们不是哥白尼也不是海力布，只是一介草民。草民该做的他们做了，草民不该做的他们也做了。他们很优秀，优秀的事迹却沉埋了二十多年。
我寻找他们，从冬天找到夏天，从夏天又找到冬天。
面对地震专家的否定，他再次发出临震警报
马希融，高级工程师，回族，1933年7月生。1955年参加工作，后进修矿井地质及物探专业，开滦马家沟矿地测科、地震台。
河北省人大第六、七、八届常委。
马希融身材魁梧，方型脸透着一股豪气，性格有点倔犟。让我想起伊斯兰的英雄——马本斋。在我众多的采访者中，他是最难采访的人。他不愿提及过去。我顶着寒风“三顾茅庐”，老人才向我和盘托出保藏已久的珍贵史料。
1976年5月28日开始，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异常变化：北偏西20度测道地电阻率值大幅度下降，北偏东69度测道也出现了急速下降现象。
他相信他的地电阻率监测系统。这在1976年是颇为先进的观测设备，是他亲自完成组装和试测的。然而，他还是反复地仔细检查，结果是仪器正常，线路无损，周围的环境也没有干扰。
科学严肃地向他昭示：地电阻率下降，反应了地壳岩石应变积累的加速发展，预示着近期要发生强烈地震！
马希融明白，科学来不得半点差错，一定要慎重一定要精确。他夜以继日地观测计算，结果：北偏西20度测道，5月28日至6月14日地电阻率值下降幅度达17%；北偏东69度测道，6月7日至18日累计下降幅度8%。
马家沟矿地震台毕竟只是一家，他又与其他台站进行交流，并且注意了对地下水和动物变化的观察。他最终肯定了自己的结果是准确无误的。
1976年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和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作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国家地震局来人了。
7月14日上午，两名地震专家到达了发出紧急预报的地方。专家听了马希融的汇报，看了监测设备，又检查了线路，没发现任何问题。专家却认为地电阻率下降是由于干扰引起的。国家地震局地震专家和唐山市地震工作者的对话很干脆，也很正常，但却像刀子一样在马希融心里剜了将近三十年。
专家：如果按照你的意见，唐山不就在地震中毁了吗？
马希融：我是这个看法。
专家：如果真是大震，发生前将有很多小震。
马希融：如果先发生大震，而后发生小震群呢？
专家：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震例。
马希融：昌黎后土桥是专业地震台，极距比我台长得多，探测深度也深得多，为什么近两个月来曲线形态与我台那么一致？
专家：后土桥地震台内外线很乱，现在也不承认是异常了。
马希融：您看我们地震台呢？
专家：很好。以后我给你寄一些资料来，你好好学习学习吧。
马希融是个倔犟的回族汉子，他竟敢在专家的结论面前不退缩。这位毕竟不是一般的专家，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负责地电的专家！马希融还是蔫了一回，但从科学的角度他不服，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表现在行动上便是夜以继日地严密监测地电阻率的异常。
一个千载难逢的重大异常，在他的视野中愈来愈清晰。
7月26、27日，相对平稳的北西道和北东道地电阻率值突然出现了同步急剧下降的现象：北偏西20度下降幅度达12.4%；北偏东69度下降幅度达3.8%！
为什么大幅度下降之后，曾出现了37天的相对平稳？
为什么又出现了同步急剧下滑的现象？
……
燥热折磨着马希融。
回族英雄马本斋驰骋疆场是一种征服，马本斋的后代征服地震预报难关也是一种征服。不同的只是，马本斋要征服的目标明确具体，马希融要征服的目标扑朔迷离。不屈不挠的征服欲望，是伊斯兰的宝贵品质。
马希融的结论产生了：两个测道地电阻率大幅度下降，预示着地壳形变加剧，岩石出现微破裂。随着地壳裂隙增多，含水量增加，导致了地电阻率值大幅度下降。之后，地电阻率相对平稳，说明应力积累达到一定程度而出现了危险的暂时平衡。26、27日地电阻率出现大幅度急剧下滑现象，表示大地震的应力高度积累所形成的暂时平衡已经被打破，微破裂加剧，随之而来的是大地震即将发生。
马希融额头的汗珠滚落。
是报，还是不报？
伊斯兰的后代，依然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中国人，具有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承袭了祖宗们遗传下来的东西。我们往往顾虑重重，我们往往循规蹈矩，我们往往三思而后行，我们往往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何况，他已经被冷落了一回。不想这些，他就不正常了！
报，万一不震呢？
引起社会动荡……影响“抓革命、促生产”……扮演一回“狼来了”的孩童角色……
不报，如果震了呢？
数以百万计的鲜活生命……一名地震工作者终生的耻辱……一个辜负党和人民期望的历史罪人……
他望着沉甸甸的观测记录，记起近日来动物的异常变化，他犹豫了许久，终于拿起了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左继年作了强震临震预报：
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历史将会记住这个时刻：1976年7月27日18点。
马希融发出强震临震预报9个小时以后，震惊中外的大地震摧毁了整个唐山！
……
倔犟的马希融哭了。
他带着眼泪也带着腰伤，冒着余震的危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属于他的那堆废墟上扒着，寻找那些洒满汗水和泪水的地震观测资料。马家沟的人看见了，他顾不上给自家盖简易棚，他顾不上去看望地震砸伤的老伴。他把一腔热血泼洒在地震预报事业上了。仅仅过了15天，他就修复了仪器，投入到紧张的地震监测工作中。
1976年11月初，他准确地预报了11月15日发生在宁河西部的6.9级大地震。他再次宣告了他的成功不是一种偶然！
在以后的日子里，马希融又成功地预报了多次5级以上的地震，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也多次把先进称号送给了马希融。
马希融想要的不是这些。
马老师，我顶着凛冽的寒风“三顾茅庐”，你跟我说早已看透了名和利，一再劝我别采写你了，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1977年的早春，马希融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那位地电专家，写于1977年1月20日。信中说：
……
1976年7月中旬我去你处，由于自己水平有限……结果辜负了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对人民我们是有罪的……
唐山地震……作为我们地震工作者来说心情十分悲痛，据传马师傅对我意见很大，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形变电阻率，7.8级震前的反映是应该肯定的，你们的预报意见是震前几大家预报意见中震级最大的一家……我们虽然漏报，但增加了我今后的信心，说明地震前有人能够做出预报……
我注视着国家地震局地震专家的来信。
一个民族能够正视本民族的弱点，这个民族就有希望。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的过失，这个人就还能进步。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无视自己的弱点和过失，那就是很危险的事了。
03：特大地震预报产生于震前14天
历史狠狠地戏弄了国家地震局一回，叫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长了一个记性，他也忒该长个记性(好像还不仅仅是个记性)了！无论谁坐上那把椅子，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流水似的局长们谁也无法抹掉这个记性。
1976年7月14日(距唐山地震14天)，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主持在唐山召开了京津唐张渤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会议期间，近百名中国地震界的官员、专家和工作者到唐山二中参观地震科研小组的工作。田金武老师手中的教鞭在“地震数据曲线图”上滑动，边讲解边分析，列举了土地电、地应力和磁偏角异常的确凿数据，郑重发出地震警报：
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
有人问，你说有一个大震在哪儿呢？
田金武说，大地震就在脚下。
李伯齐和王书蔚的回忆令我震惊！
唐山二中地震科研小组成立于1973年。唐山市地震办的杨友宸那阵正忙，他跟唐山二中领导谈，也跟他看得上的人谈。组长田金武老师忒不一般了，不仅仅是唐山市三、四、五届人大代表，六十年代初就曾应邀参加周总理召集的全国“神仙会”。成员也是这所重点学校的高手：数学老师李伯齐，物理老师王书蔚。
科研小组成立之初就埋设设备，地应力，土地电，还有地倾斜。地应力测量仪是三河地震地质大队出的。地倾斜测量仪也是买的，总坏，李伯齐就动手做了一个。阿基米德说你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把地球撬起来嘛。他利用杠杆原理，因为地倾斜量非常小，就做了一个杠杆放大，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们每天测数据，绘出图表，然后先开个小会，就带着这个结果去会商。每周三市里会商。从1973年坚持到1976年，风雨无阻。
王书蔚老师说，实际上，说我们七.二八地震测得准，就算是一个偶然吧。临震预报世界上还没过关呢，咱们一个小组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我们说有一个大震，是按图纸数据讲的。
李伯齐老师把一张图摆在我面前。二十多年过去，图纸已经很陈旧了，似乎还有一些泥土的痕迹。
李伯齐老师黯然神伤。他说，这是1976年的原始图，笔迹是田金武老师的……你看这条曲线是磁偏角，一直上升，地震前几天突然下来了！这条曲线是土地电，5月份是上升的趋势，进入7月份达到高峰。图纸上的数值很清楚，是一点点地上升，然后又有规律地降下来了，绝不是仪器出了毛病。图纸标得很明白。
尤其是地应力，你看，它开始挺稳定吧，然后就变化，变着变着就出格了。1975年12月份出格，没办法记录了。又过了几个月，直到7月份，又一点点地降回来了，我们一直记录到7月27日。你说仪器不好？可图上显示，把这个大过程都记录下来了。地应力测量仪是1975年3月份买的，北京三河地震地质大队出的。
在国家地震局召开的现场会上，我们就是把这张图放大了挂墙上了。用数据说话，按照我们的理解和认识进行分析。
田金武当时不搞教学了，天天研究它，他也敢说话。当时我们自己觉着挺狂似的，这个地震怎么这么大？
最后是王书蔚讲的结束语，我们报了一个大地震，到底怎么样呢？那就让实践来检验吧。
三种仪器都有显示，我们也说了也震了。你说不科学？可我们记录的数据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至于我们的认识那就是另外的事了。
李伯齐王书蔚非常钟爱地震预报事业。地震当天，亲人们的尸体还没料理，就扒出了地震的图纸和资料。那一年年一月月的多少记录本，没地方放也不能浇了它们！当时正是大伏天，一会下雨一会晴。夫妻两个蓬头垢面的，把图纸资料一张张地弄干净，一点点地摩娑平了，保存到小窝棚里。他们说，干了这么多年，积累的图纸资料或许有点用处，供一些专家们做研究吧。
唐山大地震以后，地震专家们蜂拥而至。什么地球所的，什么地应力的，什么什么的都来了。专家看资料他们就讲解。他们也往飞机场那里送过资料，觉着国家现在还保存着呢。这对夫妻说，自己受伤害了，别人再别受伤害了。北京的地震专家瞅着废墟上的小窝棚，也挺感动的。专家说，你们都这样了，还把图纸资料保存的这么好，你们也不是专业搞地震的。
1976年底，国家地震局在石家庄召开全国地震总结会。王书蔚老师应邀出席会议，并代表二中地震科研小组发言。王书蔚老师平时血压偏低，记起地震遇难的亲人，血压突然就高了……
在小组会上，唐山的代表议论纷纷，对地震局的个别专家很有看法。一向与人无争、与世无争的王书蔚老师说话了，地震局根本就瞧不起这些群测点，不屑一顾，说什么土拉巴叽的。他们挺洋气的还测不出来呢。咱们的地应力好像就在地表，他们能打到岩石层，谁瞧得起？
但也不能说太深奥！
关于唐山大地震的短临预报，无论地震界的专家学者们如何看待唐山地震监测网的简陋仪器，也无论地震界的官员们今天如何评说群测群防，他们应该承认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田金武们按照地震预报三要素曾经成功地预报了唐山大地震！
这是中国乃至世界特大地震最精确的短临预报。据我所知，截止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还未见报道。
田金武带着遗恨走了。他领导的科研小组给故乡人民留下了一份精确的临震预报，还有他那双永远也合不上的眼睛。
唐山地震后，河北、辽宁、天津和北京等省、市地震界的同仁们，都对田金武的遇难深感痛惜。辽宁省地震局的一位负责同志感慨地说：“田金武是惟其不该忘却的人。”
人，一生做成一件事很不容易。
先生，您是做成了一件事才走的。
04：开滦矿务局短临预报意见报给谁了
王建功，1922年生人。
1954年至1974年12月，在开滦矿务局地测处任职。
1975年1月，任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主任。
我和他家人约见王老时，老人患脑血栓正在住院。他出院后我便去采访。老人背很驼。头发大都白了。瓜子脸没有血色，满是疲倦与沧桑。我本不想打扰老人，可是王老所在的开滦矿务局在唐山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王老管辖的地震办公室就多达11个。不采访不中，与老人的对话只能简短，再简短。
唐山大地震，老人记忆犹新。
张庆洲：开滦矿务局地震台网是如何设置的？
王建功：矿务局成立了地震办公室。各矿、厂也成立了地震办，矿务局出钱都购置了监测仪器。像林西、赵各庄、吕家坨、马家沟、唐家庄、开滦机厂等都相继成立了地震监测台、站。
开滦矿务局下设11个地震办公室。
矿务局地震办公室4个人，各厂矿地震办大约有4至5个人。
矿务局地震办设在地测处。各厂、矿地震办设在地质科。
张庆洲：开滦矿务局投入这么多人力财力，研究地震又与出煤无关，成立时有难度吗？
王建功：我亲自找，一个矿一个矿地督促。
张庆洲：您能讲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王建功：这个事……(老人面露难色)，那阵儿我有看法，可是咱们不能说。
张庆洲：为什么？
王建功：不但伤小人物还伤大人物。咱们认为这样，人家认为那样，不好说！
张庆洲：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异常？
王建功：地震半年前左右吧，各矿、厂都出现了异常。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
张庆洲：有人说，马家沟地震台的马希融发出了临震预报，你作为他的上级，你知道他报给谁了吗？
王建功：马希融报过不止一次，他报给我了。他来电话说，我把图纸资料整理出来了，是给你寄去呢还是送去？我说你也别寄也别送，我这里有你的图纸资料，咱们在一块也研究过。你送来，咱们还得研究，还得通过领导，那就耽误事了。你直接往地震局报，给我留一份就中。
张庆洲：我听马彩欣(唐山震后调入局地震办)说，七.二八前几天石家庄开了一个地震会，您意识到要发生大地震，曾带去了书面地震预报意见是吗？
王建功：1976年7月24日左右吧，我去参加省地震局的会议。临走之前，我写了地震预报意见。那是一份正式报告，复写了三份：一份给矿务局领导，一份带到石家庄，一份留底。
张庆洲：您的预报意见根据是什么？
王建功：我根据开滦系统各矿、厂地震办报上来的意见，总结分析了他们的图纸资料和预报意见，提出：
在7月底8月初，唐山将发生5级以上的强震。
张庆洲：您亲自交给局长的吗？
王建功：咱见不着局长。局长办公室外面有秘书，咱连秘书都很少见着哇。我给局办公室，由局办转给局长。
张庆洲：您到石家庄以后，地震预报意见交了吗？
王建功：交省地震局了。
张庆洲：会议开了几天？
王建功：开了两三天吧。那边开着会，这边就震了。
张庆洲：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王建功：当天就回来了。地震发生在哪儿不知道，开始说东北然后又说唐山。我们说唐山，唐山我们回去了。
地震就把地震会搅散了。
张庆洲：在我采访过程中，有人说杨友宸如果不上干校，抓住这次地震就有点希望，是吗？
王建功：你要说这个话，我可就要说了。杨友宸要是不走，唐山大地震就抓住了！
张庆洲：为什么？
王建功：大地震前半年开始吧，地震异常就越来越多了。市里会商会上，各单位都发表预报意见，五级六级的都有。我印象最深的是二中，田老师敢报大震。
我们开滦系统就有11个地震台、站，观测手段跟专业队伍相比差不了哪儿去！
杨友宸敢抓也敢坚持意见。我就说这个话，他要在，这个地震就是抓不住，在震前也嚷嚷出去了。
05：我们计算为8.4级，只报了6级左右
吕兴亚，男，1938年5月11日生，山海关人。
1955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河北省重点高中——山海关一中。
1958年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因身体原因辍学，山海关一中留下了这个品学兼优的高材生任教。
1998年5月11日退休。
他没有完整的大学文凭，却是全国模范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历史上能成就大事的人往往没有大学文凭。
中国地震界承认这位预报过海城、唐山、宁河等震惊中外大地震的杰出人物，邀请他出席了“全国地震战线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会议”(1977年12月，北京)。
20世纪末。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我采访了鲜为人知的吕兴亚。采访前一天晚上，我与吕老通电话，他说明天早上要去取水样，10点你再来吧。我大惑不解，老人不是早就退休了吗？
我见到他的时候，很难把他和他曾经预报的海城、唐山、宁河等令世人震惊的大地震联系起来。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大像这个时代的人。我们谈话时，吕老的夫人也在场。
张庆洲：您退休了还搞水氡化验？这么大雪，路还滑。
吕兴亚：那就推着自行车走，当拐棍。
张庆洲：市场经济了，没有更适合您的工作吗？
吕夫人：渤海中学是私立学校，总请他他就是不去。
吕兴亚：我观测30年了，中断一天也不行。
吕夫人：渤海中学董事长说，给月薪一千，还给房，还不用坐班。要是放不下水氡观测，还给他专门找一口井。
张庆洲：为什么不去呢？是不是地震局给得报酬更多？
吕兴亚：我说你可别笑话我，早年一分钱也没有。80年代吧，唐山和秦皇岛分家了，你猜给多少？一天一毛！这两年秦皇岛地震局来了个新局长，说这也太少了，就一年给360块了。
吕夫人：他不会挣钱也不会花钱。前几年我说给他做一件衣裳，他说做那干什么，还得花布票！你说，都什么年月啦……
张庆洲：您现在的水氡分析数据报给哪儿？
吕兴亚：报秦皇岛市地震局，然后由他们报国家地震局，可能是入网了吧。我这个点30年了。
我连续观测这么多年，扔了可惜呀，尽义务也不能扔！
吕老从1970年测报地震至今已整整30年，退休在家仍然搞水氡观测。楼下的贮藏室别人家放杂物，他家却建成了小试验室。我参观的时候，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久违的震撼！
写字桌中间是化验水氡的仪器，铭牌是：上海电子仪器厂出品，型号FD-105K。左边是一个小型真空泵，右边摆着一个厚厚的记录本，封面上印着：
水氡观测记录
FD-105K
使用时间：1999年12月-2000年 月
负责人：吕兴亚
国家地震局制
观测记录本旁边是一个试管架，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试管。
我望着吕老苍苍白发，心底油然升起一种敬意。我记得一位伟人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吕老就快一辈子了，他向地震部门几乎是无偿提供着每一天的水氡观测数据。祖国的北方冬天很冷，有雪也有冰；夏天很热，有雨也有雷；春天又常常是风沙弥漫……为了保证水氡观测质量，他把水点选在距山海关17华里的疙瘩岭山区的天然自流泉，每天往返34华里取水样。对每一次观测，每一个数据，每一条曲线，从来不敢掉以轻心。他们取得了大量原始数据，仅地磁一项就积累了十万多个数据。他们从未草率地对待任何一个异常，轻易作出一个结论。每当出现明显趋势异常或有短临预报时，都会加密观测次数和分析会商。
30年了，他取水样化验未间断一天。30年了，吕老也吃五谷杂粮，身体就没有不适的一天吗？我望着吕老送给我的史料，在遗憾的同时更感到一种心痛！
我与老人相视无语，只有石英钟有节奏的嗒嗒声。在整整30年的风风雨雨中，吕老太老了，我不知道吕老坚持至今的取水样化验氡值的日子还有多远……应该记住这位老人，我想。
吕老轻轻地从茶几上的史料中抽出一张泛黄的八开纸，笑容在脸上骤然凝固了。他的声音很沉重。
这是山海关一中于1976年7月7日和22日先后两次向河北省、天津市和唐山地区地震部门提出的书面预报意见：……7月中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陆地有6级左右地震。
张庆洲：您能像讲课那样，通俗易懂地讲一下唐山大地震前的预测预报情况吗？我是外行，读者们大都也是外行。
吕兴亚：这是地应力、水氡、磁偏角旬均值变化曲线图。
地应力最早出现异常。75年7月以前曲线是平稳的。75年8月至76年5月，曲线已形成鼓包形趋势异常，异常幅度高达70微安。我们断定这是大震前兆。76年6、7月份曲线开始回升，并出现跳动。7月中旬地应力仪表针大幅度摆动，有时还出现小幅度颤动，这反映了震源局部岩层产生了微破裂的应力变化，可能震源岩层即将发生大破裂。
地应力不断积累加强，地下岩层的物理化学性质就发生变化。地下水中氡气受到压力影响，压力大的地方向压力小的地方迁移增强，含量会发生变化。75年8月初，氡含量50几个埃曼，76年4月高达89.1埃曼。我们认为这是大震前兆。76年5月氡值大幅度下降，7月又有回升趋势，突跳变化明显，预示进入临震阶段。
磁偏角异常变化75年9月10日开始，76年3月10日出现峰值，连续渐变异常182天，最大变化幅度3.5＇左右。
根据连续渐变天数T，计算震级为8.4级。
因为没有报大震的经验，只报了6级左右。
发震时间：我们在1976年7月7日和22日上报预报意见时，主要根据磁偏角日均值曲线快要恢复到1975年9月10日异常开始的水平，也就是说整个异常临近结束，又综合了地应力、水氡、土地电异常变化，认为这次地震很可能在7月中下旬发生。
震中估计：从变化曲线上看，连续渐变
异常段磁偏角是向西偏的，故震中在我台站西部地区内。当时我们已积累了六年多的经验，从磁偏角曲线特征上分析，这次地震很可能发生在渤海及其沿岸陆地。
张庆洲：这样一个大异常，哪一级地震专家来核实过？
吕兴亚：唐山大地震前夕我去石家庄开地磁会去了。我把测报小组的工作交给了物理何老师。1976年7月26日我返回山海关。何老师说，唐山地区地震队来了两个同志，看了仪器设备也看了坐标图，认为异常确实存在，让咱们继续观察。
张庆洲：你们计算是8.4级，为什么只报6级左右呢？
吕兴亚：如果报8.4级不是太大了吗？我们还做不到那么精确。反过来说，当时报6级左右也是很犹豫的，因为计算是8.4级。
张庆洲：大地震一天天临近的时候，您着急吗？
吕兴亚：时间进入1976年7月下旬以后，我的神经就绷得很紧了！就连走路、吃饭、说话都绷着弦，因为异常太大了！
七.二八夜里大地一晃，我腾地一下挟着大闺女就跑出来了。
1976年10月18日，山海关一中向河北省、天津市、秦皇岛市以及唐山地区地震队等地震部门发出了书面地震预报：11月15日(±3天)，西南部的天津、沧州可能发生7.1级地震。
1976年11月15日，天津宁河一带果然发生了6.9级强震。
我注视着泛黄的地震预报底稿陷入沉思。山海关一中对海城、唐山、宁河大震的预报无疑是成功的，只是震中位置还精确不到具体地点。吕兴亚说，对一个单独台站来讲，要准确地预报震中位置很难，最好是多台站、多手段的综合分析。
我想，唐山大地震前夕，许多台、站都曾发出了临震警报，关键性的综合分析工作应该由谁来做？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收到这些信息了吗？如果收到了，他们至少也应该在百忙之中交代一下。如果没有收到，这些弥足珍贵的地震预报意见还沉睡在哪一级官员的办公桌里呢？
06：这个大震最低6.7级，最高可达7.7级
侯世钧，男，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
1964年8月，分配到唐山地区乐亭城关中学(“文革”期间更名乐亭红卫中学)任初、高中物理课理化教研组长。
1969年，渤海地震后，红卫中学成立了地震测报小组。
1970年1月，参加首届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对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后的序列强余震基本做出了准确预报。为此被评为河北省科技先进工作者，并被推荐为参加首届全国科技大会的候选人。
侯世钧圆脸盘，个不高声调也不高，很慈祥的老人。
他把满满一提袋资料小心翼翼地展现在我面前。那份极其珍贵的地震预报意见，16开纸上方的订书钉一层锈迹。我抚摸着这些珍藏了二十多年的史料，只觉眼中一潮。
唐山震后时间不长，一名记者来到了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跟他谈了很长时间。记者说，这些事不可能见报，但是作为青少年开展科技活动，有可能写一写也不一定能发表。记者说，没法说！还真没见报。
当时去红卫中学参观的人多极了。什么地球物理所的，什么生物所动物所化学所的，一拨一拨地来看资料了解情况。
乐亭红卫中学有三种观测手段：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出的地应力仪、地磁偏角测量仪和地温测量仪。再就是他们埋没的土地电，极距75米，地下走电缆。乐亭没有大工厂，干扰小。土地电埋设在田野里，就连小工厂也没有。
侯世钧成功地预报过多次地震，震级和发震时间主要是地应力，趋势参考土地电，几种手段各有千秋。
乐亭红卫中学从1969年成立地震测报小组，一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在将近8年的时间里，一天观测三次，早8点中午12点晚5点，每晚填图、分析。这项工作要持之以恒，风雨无阻，一天也不能中断。
从1974年开始，他们每天给地震办报数据。那阵儿是手摇电话机呢，摇几下总机电话员出来了，然后让她接县地震办。给地区地震队是用信报，特意印了一个表，三天一报数。
1975年10月出现异常。唐山地区各监测台、站关于地震的呼声比较高。1976年5月，二中田金武老师给他写来一封信，探讨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以后的异常趋势，震情是结束了还是一个新的转折？他回信说，和林格尔地震后是有变化。1975年12月份开始出现异常，和林格尔地震是一个转折，异常还是继续发展。
1976年6月份，乐亭县地震办公室在县招待所召开了地震会商会，乐亭红卫中学正式提出：
七月中下旬，我区附近将有大于五级的破坏性地震。
1976年7月16日，异常越来越明显，幅度也加大了。侯世钧思想斗争了好长时间，又发出了书面地震预报意见。为什么有思想斗争？侯世钧说，发书面地震预报意见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如果发了而没有震，那……怎么交待？谁也不是瞎发的。当时华国锋有指示，京津地区5级以上地震要在24小时内作出预报。
虽然是慎之又慎的大事，侯世钧认为大地震即将爆发，所以才发了书面临震预报意见，并加盖了学校的公章。
侯世钧沉默了。他双手捧给我一份信函。由于年代久远，纸页之间有点粘，我一点一点地揭开了这页尘封已久的历史。
地区地震办公室负责同志：
现将我们这里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从1975年12月23日到1976年4月10日，我们这里东西道土地电出现正弦形异常，原来以为是4月6日河(和)林格尔6.3级地震所引起的，现在看起来不是。因为即(既)然有那么明显的长趋势异常，就应该有明显的临震异常，可是没有。据此，我们推算在7月中下旬我区附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此预报意见早在6月初县地震会上提出，不知已转告否？
另据地应力135°档情况看，也出现了长趋势异常，且坡度幅度都较大。
磁偏角从4月初也有长趋势异常。南北道土地电也出现了明显异常。
另外，根据东西道土地电日均差“二倍法”推算，7月23日渤海将有较大一点的地震发生，因为这有长趋势异常背景值得注意。综合以上情况，我们预报：
在7月23日前后我区附近西南方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
如需要可供资料。
致以革命敬礼
乐亭县红卫中学地震科研小组
1976年7月16日
说明：原件一式二份上报地区地震队和地区地震办公室。原件加盖“乐亭县红卫中学革命委员会”公章。……
很显然，这不是临震预报的原件，是发出原件后追发的一封信函。文中在分析趋势性背景时，提到了1976年4月6日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这是在中国地震史上很重要的一次地震，因为在这以后再也没有发生4.5级以上的地震，又过了113天便爆发了唐山大地震。
和林格尔地震为何模糊不了唐山地震监测网的视野？像杨友宸、田金武、侯世钧、马希融、吕兴亚……他们和某些地震专家一样，也同样注视着和林格尔地震，却没有漏报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3日，唐山地区地震队两个专家来落实异常。他们开始并不是特别相信。侯世钧把东西道土地电、南北道土地电以及南北异极土地电、地应力、地磁等预报依据和图纸资料介绍给他们以后，他们又考察了仪器设备情况，心里也不安了，说回去详细向队里汇报，有什么情况保持联系。地震专家要走了，侯世钧就有点急。
他说，我们这里异常变化非常明显了。又说，根据我的计算，这个大震最低是6.7级，最高可达7.7级！
乐亭红卫中学书面预报意见只报了“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为什么又强调这个大震最高7.7级呢？侯世钧说，还不敢那样报。一是缺乏报大震的经验，二是5级以上就要逐级向上报了。白纸黑字，这是要承担责任的！
1976年7月23日下午，地震专家走了，“泥牛入海无消息”。乐亭开始下大雨。校园里有一口地震观测井，原来打水要系上三四米长的绳子，地下水位涨上来，坐在井沿就能洗脚。显然，这不仅仅是下雨的原因。
1976年7月24日，雨仍然下着。呈米字形的四道地电，有三道把表烧毁！从1969年至1976年，也曾遇到无数次下雨，但没有微安表同时烧毁的现象。只能换上新表继续观测。这一天侯老师终生难忘。也许是太相信自己的数据和图纸，也许是太相信自己的分析和结论，也许是知道大震即将来临，他望着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再也受不了了，竟然在课堂上宣读了地震预报意见。下课了，他还鬼使神差地通报了一些教师。
这样做严重违纪。他知道。
侯世钧的临震预报是7月23日左右，白纸黑字无法更改。如果说24、25日没有震，他还不是特别担心的话，那么到了26、27日，侯老师全身的神经的的确确是绷紧了！
侯世钧监视这个大震已经太久，各种监测手段充分证明这是与和林格尔地震无关的大震。数据是可靠的，分析是严谨的，计算是无误的。所以才敢把临震预报通报给一些老师和学生，才敢跟调查核实的地震专家明确地讲，这个大震最高可达7.7级！
可是它不震。
这个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莫非真是虚报了？侯世钧心情也很矛盾，又希望震又不希望震。
7月27日黄昏。侯世钧在血色黄昏中铜像般伫立着，一颗焦躁不安的心也随着夕阳坠入了地平线。他的临震预报对地震界来说是虚报，对老师和同学来说可是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夜里十点左右，侯世钧无奈地回到了宿舍。为了能及时逃生，依然没有锁门，门里边支了一根小木棍。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听着爱人均匀的呼吸声……大地震轰然而至。
侯老师挟着孩子窜出了门外。因为没锁门，一点逃生的障碍也没有。他爱人紧跟着出来了。刚逃离宿舍，山墙便轰轰隆隆地倒塌了。大地剧烈地摇撼，人根本站不住。侯老师右手抱着一棵树，左手挟着孩子。那一年孩子六岁。
在我采访结束的时候，候老师说我还有话想说。我望着他恳切的目光重新打开了录音机。我们忘记了吃饭，我倾听着一个曾经无私地付出青春岁月，白发苍苍依然不敢忘记祖国地震事业的老知识分子悲凉的心声。
我虽然不搞地震预报了，可这些年来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唐山大地震从整个预报形势来看，如果落实了周总理专群结合的方针，也就是说地震专家和群策群防结合起来，中国地震界应该作出临震预报。
唐山地区的群策群防水平，当时在全国也是很高的，关键是有一批人层次比较高，大部分是大学本科毕业的老师们。当时就教那么一点书，还有精力从事地震研究。像吴宝刚、周萼夫妇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文革”的初中很轻松。他们都提出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意见。可是，本该抓住的却没有抓住……遇难的死不瞑目，幸存的遗恨了这么多年。
我觉得临震预报还是要依靠专群结合。
乐亭红卫中学的预报意见也是专群结合的成果。唐山大地震之前，说了那么多年有震有震，国务院还专门下发了69号文件，我们就提高警惕了，观测仪器就明显了。如果没有长趋势的预报意见，我们也不见得能分析出来。应该说，专群结合才能做出比较准确的临震预报。
我们国家对专业地震部门很重视，跟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投入的财力也比较多。但是这些年群策群防不知为什么不提了。唐山大地震前临震信息那么多，今后还会再看到吗？唐山地区近百个测报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异常，那时一分钱也不给还常年坚持，每天测三遍风雨无阻……
像吕兴亚那样坚持下来的人恐怕是不多了。
我1983年从乐亭红卫中学调出来，临走曾经交待了一个留校的学生，我说一定要把地震监测坚持下去啊！八九年我回去一次，那间原来摆满监测仪器的小屋，早已人去楼空。
小屋在校园边，很清静，搞地震监测挺好的……
07：一幅起伏跌宕的水氡观测记录
北方的春天。
我一进入滦南县境，就感到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了。宽敞的柏油路偶尔有一辆汽车惬意地飞过。空气真鲜啊，五脏六腑都透亮了。天空格外的蓝，一眼望出去好远。路边的麦浪，一波一波柔柔地卷过来，宛若翠绿的宽阔无边的毯子，毛绒绒的透着诱人的新鲜气息。
清晨的安狼坨庄，还在静谧之中。
安继辉，精瘦，头发花白，不大的眼睛非常有神。他从1963年开始在唐山市自来水公司化验室从事水质化验。1981年调生产科，然后到开发公司当书记，然后调任引滦入唐净水厂筹建组组长，再然后就是退休了。
我随主人进了正房，很简陋。土炕正中摆着一张小方桌。
他把一大摞一大摞落满灰尘的东西搬上小方桌，说，人事科的同志通知我你要来，我把资料都准备好了。我随手拿了一本毛主席语录，红塑料皮里头竟是工作日记，我信手翻起来。
1974.11.16
河北省地震工作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在保定高碑店召开。
174人参加，其中专业人员57名。
……
1975.7.27
营口市地震办公室主任郭：介绍防震抗震情况：
一、灾情……
……
在唐山，我还没发现过这么完整的记录。
安继辉淡淡地说，这些都是工作记录。你再看看这个，这几大本是水中氡含量测定原始记录。表格已经破旧，像是旧书摊上的古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古籍也许更有价值。“水中氡含量测定原始记录”从1974年4月26日一直填写到1976年7月27日。
这是历史的见证。
安继辉真是一个有心人。这些资料在公司放着，他真怕有一天当废纸卖了，就拿家来了。唐山地震以后，水氡资料汪成民和尹汉年借过，他们是搞地下水研究的科学家。安继辉的地电资料却没一个人问过。
唐山市自来水公司不仅测水氡，还有土地电，土地电是1974年埋设的。一天测三次，数据处理取平均值。75年雨季也没什么干扰。平时是38微安左右，最高不过40微安，很稳定的。
1976年7月25日，微安表打到头了，打到100微安。安继辉还清楚的记得，那天雨不大，就感到很突然。他怕电阻有问题，就把电阻拆了重新接线，还是100微安。后来干脆就没法测了。那天是礼拜日。7月26日他又修，还是不中，还是100微安！7月27日又打到头了。他根据地电异常，还有水氡异常，27日晚上拨通了市地震办公室的电话，是姓刘的女士接的。
安继辉说找一下杨友宸。
刘女士说杨友宸不在。
安继辉说这两天有异常没？
刘女士说没异常。
安继辉想说微安表三天打到头的事。又一想，她不懂，就没说。刘女士是当老师的，调地震办来当一般工作人员，值班打杂没正经事。安继辉就在化验室整理明天会商的材料：
地电异常。
水氡异常。
……
7月27日晚上，有人组织分析分析就好了……安继辉沉默了。唐山市地震办每周三会商，可是发现异常要立即上报，无论是谁值班，地震前兆异常还是要报！至于为什么安排杨友宸去干校，为什么调一个老师到地震办公室，那就是“权力”的事了。
我对水氡监测与地震的关系是个门外汉，真诚地叫了几声安老师，对水氡才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氡是一种放射性气体。是地壳岩石中放射性元素铀、镭衰变的中间产物……氡气可以被地下水溶解。地下水中氡的含量以浓度单位——埃曼表示。在水中溶解量的多少，受温度和压力的影响。测量地下水中的氡含量，能比较灵敏地反映地下应力和热流的变化。所以，地下水中氡含量与压力和震动有明显的关系。水氡异常表现为，中长期异常是缓慢上升。临震异常是水氡值出现单点或多点的突升与突降。
唐山市自来水公司水中氡含量测量于1974年4月26日开始，每天测量每天计算，每天填写原始记录表。
安继辉翻阅着原始记录，你看，这是建陶院内的德胜井数据。这口井深300米左右，附近没有干扰，平时总是4点几埃曼。1975年12月6日7.74，12月11日7.08……数据处理后就明显了，峰值越来越高，波浪形地往上走。当时测的两口井：一是德胜井，二是十四中井。你看十四中的井：1975年5月26日2.08，7月1日2.18，7月14日2.59，7月22日2.4，7月25日2.35，7月26日2.43，7月27日2.5……
结束了。“水中氡含量测定原始记录”截止到1976年7月27日永远地结束了。唐山市自来水公司的测定结果，在唐山地震前哪一级地震局的官员知道？有没有引起他们的关注？
安继辉无法忘记，1976年7月中旬，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带队到唐山市自来水公司参观。在自来水公司会议室，安继辉挂上一幅起伏跌宕的水氡观测图表，向国家地震局的官员正式提出水氡异常……
08：一份特大地震的完整震例
姜义仓，1932年4月生人，高级工程师。
天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1975年，任开滦赵各庄矿地震台台长。
姜义仓个头不高，鼻梁骨有一块伤疤，那是大地震给这位地震台台长留下的痕迹。老人思维敏捷，谈起唐山大地震，那铬印般的记忆却时常打乱他的正常思维，积蓄已久的激动、愤怒和悔恨，搅成一个硬硬的死结，恐怕这一世是解不开了。
新台长张力秋三十多岁，一头密实的黑发蓬蓬勃勃，四方大脸，很实在。他在一旁很少插话，静静地聆听着老台长的回忆。
新、老台长陪我参观了地震台，外观不怎么起眼的二层楼，一层各房间竟都是监测地震的仪器设备：有压磁地应力仪和地震记录仪，24小时自动记录；也有先进的体积式应变测量仪，微机自动控制，每天出图……
在一张大蓝图前面，我们不约而同地站住了。这张蓝图长2米高1米左右，图纸上方的黑体字震撼人心：
唐山震例 一九七五年七月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图中纵坐标是地应力、土地电和磁偏角；横坐标是1975年7月至1976年12月每一天的日期。三种监测手段每一天的数值构成三条蛇一样的异常变化曲线，惊心动魄的唐山大地震明显地呈现出来！
这就是历史。
压磁地应力仪(北京地质仪器厂制造)安装在76米深的井底，这口井打到了唐山石灰岩。1975年7月份至11月中旬基本平稳，1975年11月15日开始呈上升趋势，1、2、3号受力元件上升最高达5欧姆，以后始终在这个高值范围内波动，一直到1976年7月10日才缓缓下降，7月15日恢复到原位，异常持续长达270天！1976年7月中旬下降，预示着岩石破碎，能量即将释放！
土地电的南北(SN)和东西(EW)两条曲线在唐山大地震前两个半月就出现了正异常变化！
磁偏角的变化曲线，从1976年1月20日开始就出现了大异常，数值始终居高不下……
赵各庄矿地震台与唐山二中的磁偏角图形为什么惊人的相似？姜义仓回忆说，所以，唐山市地震办每周三的会商会议就讨论得十分热烈。各个单位都带着图纸和数据，会商时说白话不行。田老师就敢报大震，他很有经验，他的磁偏角一下来就有地震。对海城等几次地震都预测核实过，很准确。
1976年7月中旬，国家地震局在二中召开的现场会，我们都参加了。田老师讲，唐山地区于7月底8月初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可能达到8级。在以后的会商会议上，他的预测始终不变。他的图形反映了大地震，田老师报8级大地震，参加会商会的人都清楚。
姜义仓遗憾地说，我报的是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
唐山大地震以后，国家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的专家来了，给了我们一个公式，根据我们这张图的数据计算：正是8级！
我们没有这个公式，我们震前不懂啊！
我们只知道要有一个大地震，但不知道大到8级！我们也是粗心，1976年7月26日早晨雾气蒙蒙的，马路上行人的头发都白了。就没有想一想，咱们这个地区冬天有雾，夏天哪来的大雾？我家邻居养的金鱼从鱼缸里跳出来了。林西南沙河的鱼在水面上翻白了……
多少宏观异常！
唐山大地震以后，几次6级以上的强余震我们都预报成功了。
因为我们懂了。
姜义仓老人陷入悔恨之中。那张巨大的蓝图，仿佛变成了蒙盖尸体的青单。地震专家们，在大地震之前来赵各庄地震台一趟多好啊！你们是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异常，还是抽不出时间来？哪怕给我们一个公式也行！
姜义仓并没指望地震专家来唐山。
地震台台长脸一扬，鼻梁骨那块伤疤更显眼了。他说，杨友宸是市地震办主任，他很能干哪！他要是不去干校，我估计这个大震百分之六七十要报准了，这个人要立功的！唐山大地震中长期预报已经有了。各个监测台、站都昼夜监测，积极性特别高。杨友宸很有魄力，抗美援朝的军人。其实，1976年进入夏季以后，各台、站的异常就出现了。市里每周三的会商会上，他都强调：海城地震抓住了，唐山也要抓住！各个台、站也有这个决心。杨友宸很可能把地震监测网的异常资料，连同动物的异常，全部综合在一起，向市领导告急……
我心里一惊。我采访了唐山地震监测网的那多人，几乎都有姜义仓这种看法，说如果杨友宸不调走就如何如何，他给地震监测网留下的印象怎么就这么深？我说，您能举个实例吗？
地震台台长愣愣地瞅着我，又笑笑，似乎看透出了我的疑惑，实例？走，咱们看看那些挂图去，今天还有它的实用价值！
在“水化学分析室”的东墙上，是《地震知识》的挂图，一共18幅。挂图是塑料模压的，立体感很强，有地球内部构造；地震前兆地光、地声；动物异常表现；水井冒泡翻花形态；地震避难场所；伤员的救护；地震烈度实况……整个地震全过程的再现！
大地震发生以后，赵各庄矿地震台抢救仪器设备的同时，也扒出了全部《地震知识》挂图。这些挂图凝聚着杨友宸的心血。二十多年过去了，联合国的官员们来时，都伸出了大拇指！
我们的“土”东西，老外们却很感兴趣。
赵各庄矿地震台“大事记”记录：
1995年2月14日 香港有线电视台拍片。
1996年7月26日 联合国十年减灾委员会主席埃罗博
以及科尔博士参观并拍照。
1996年11月11 加拿大2名记者采访、拍照。
1997年1月26日 联合国灾害科学与公共行政管理相结合全球计划项目国际研讨会代表四十多人参观。
1999年12月3日 德国中部电视台拍电视片。
……
我无法全部摘录下来。希腊、俄罗斯、日本等好多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和记者们先后来到这里参观、拍照和录相。我们的“土东西”呀，本土的，浸着血泪的土东西！蓝眼珠黄头发的老外们，唐僧一样翻山涉水而来，就为一部真经。可是，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多地震的国土上，有几人当回事了？我凝望着杨友宸的杰作终于明白了，唐山市地震监测网数以百计的地震工作者为什么怀念杨友宸；也似乎明白了，我在采访杨友宸的时候，老人为什么泣不成声！
我离开了地震台，走在赵各庄静静的小路上，一轮血红色的夕阳正缓缓地下坠。一辆手摇车迎面缓缓地摇过来，我可爱的家乡啊，在哪都能看见手摇车！记起大毁灭前的最后一个黄昏，我心底陡然涌上一阵酸楚。
二十多年倏然而过。我采访了唐山市及唐山地区的部分地震台站和监测点的当事人，他们各自都知道自己发现了临震异常，消息比较灵通的也只知道两三家有异常。我列举了几处有代表性的临震异常之后，他们竟都惊讶了。
二十多年了，人们不知道在这场大劫难之前，各种监测手段曾出现过许多的临震异常，而且不是震前一两天才出现的！比如赵各庄矿地震台从1975年11月中旬出现异常，1976年7月中旬结束，异常长达270天！
他们还各自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唐山大地震以后，地震专家们来了，一拨儿一拨儿的，要图纸要资料，有的借了还了，有的干脆就没还。我恍然大悟，为数不多的地震专家们，也知道唐山大地震之前曾经出现过许多临震异常！
我终于理解了中国地震界的苦衷。
09：他向唐山交了一份什么答卷
杨友宸满头白发，中等墩实个头，一口东北话嗄巴其脆。
1932年出生于东北吉林扶余县五家站，冻天冻地的农历癸酉年正月十五日。人世给予这个婴儿的却不是热闹的花灯。
1945年13岁，独自流浪到长春当童工。不知是何年何月，沿途乞讨到唐山。吃着百家饭就长大了，竟然穿上了军装。
1949年南下解放海南，在广东英德剿匪立大功一次。
1953年抗美援朝任作战参谋，荣立三等功，不幸与连长因分配水(上甘岭一线)的问题干架，三等功又免了。事后，连长很不落忍，说以后争取吧。他甩了一句争取啥呀，战争结束了。
1955年进入江西南昌步校。当时中国颇有名气的军官摇篮。一生最辉煌的岁月在这里度过。因静脉曲张住进海南陆军187医院，与芳龄20的海南护士符玉英自由恋爱。出院后，一个礼拜一封情书，历时三年，很是体现了东北人执着的个性。
1957年舌头上下一动就溜出了五个要命的字：“苏联不咋样。”那阵儿有个黑色的5%，就把他扒拉到5%里头了，定为“严重右倾”。苍天是公正的。在他痛苦之时，恩赐他与贤慧温柔的海南姑娘喜结连理。
1958年被押送到哈尔滨红旗农场劳动改造，在冰天雪地中继续锻造性格。
1960年到唐山房产公司工会，海南女人第一次看到北方的雪。
1968年受命组建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这是组织第一次启用他，他便把一腔子热血哗哗啦啦地倒出来了。“严重右倾只能用不能升”，那也没关系。
若干年后，江西南昌步校党组织没忘记饱受委屈要过饭的苦孩子，千里迢迢来函一封。他就拿着盼了近30年的公函找到唐山的党组织。组织说，档案给你清了，那不算个事儿。他说，我可是当了30年的事儿。
磕磕绊绊的人生路，无论风雨雷电，无论酸甜苦辣，东北汉子就一溜歪斜地过来了。敢爱敢恨敢说敢负责。他的顶头上司王俊起说他“不惧官”，在奴性味十足的偌大一群人当中，“不惧官”的能有几个？他常去市委书记许家信办公室串门儿，也说点地震预报的事，关系不错。谁都以为他是地震办公室主任，其实他不是，组织还没任命呢。
他抓唐山市地震办全面工作。
中国地震界知道有一个“唐山杨”。
1968年，地震地质科学家把唐山划进了地震危险区。唐山市地震办公室匆匆上马。开始是仨人，以后渐渐调走了，就剩了一个人一部电话一间房。杨友宸想，组织把人命关天的事交给咱，这样胡弄不中。他就从简单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干起来了。
建立地震观测点很难。
谁拿这个当回事？学校是教书的，开滦是出煤的，农民是种地的，你在人家那里建点，给人家啥甜头？地震办啥也没有！
地震观测点不建不中。
杨友宸就骑着自行车，在唐山市方圆几十里这个大圈里跑，跑有条件搞地震观测的基层单位。找那些头头们说，一回不中二回，二回不中三回……磨薄了嘴皮子也得说。大清早，包两个馒头夹点红糖就走，到人家那儿要点水喝就算了。那辆“永久”28自行车每天跑百八十里地，楞是骑坏了！也不知过了几个年，他就跑下来了四十多个地震观测点！
有唐山八中、二中、十中、自来水公司、电厂、钢铁公司、东八里庄、西八里庄、王撵庄、赵各庄、曹家口、常各庄、范各庄、殷各庄、洼里、新城子……供电局，哦，供电局是下属的变电站建了几个。开滦是大户，十几个矿、厂竟然都建了。
这就是遍布城乡纵横交错的唐山地震监测网！
地震监测台、站、点，再辛苦也能建起来，可上哪去找合适的人？这可是科研性质的工作，国家教委不可能给你一批大学生！这个杨友宸还真找来了，各厂、矿、学校的人都个顶个的棒。就说开滦矿务局吧，各矿监测台站的负责人，大都是地质院校的本科生。学校呢，大都是教物理化学的老师，也是大学毕业生！
这批知识分子哪来的？说来与年代有关。那年头的“臭老九”在杨友宸眼里可是不臭。就说八中的吴宝刚、周萼夫妇吧，从天津大学下放到八中。只因为吴的岳父是国民党少将军医。群众杨友宸跟书记王明忠说，这样的人别压着，这问题那问题到底是啥问题？“老右倾”打着市政府的旗号，点名让他们搞地震。书记说好吧好吧，听你的。“老右倾”说，你们不发奖状我们发，我不怕。
最难办的是庄里的事。庄里主要是观测水位，水面到井口一天差多少。每天观测两次，18点以前用电话报市地震办。那阵子郊区总机不花钱，费用由政府兜着。一年一年地坚持下来，到唐山大地震之前，有的观测点人员换好几茬了。每次换人了，他都得去手把手地教新人，怎么测怎么报。比如磨土豆粉条用水量大，井水下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报的时候要报清楚。庄里业余观测的都是小青年，每次来唐山开会都给他们点补助，超不过10块钱，再给一个小本啥的。也就这点小甜头。
一点小甜头也是钱，架不住人多呀。钱谁出？科委主任王俊起工作多管不过来，几个副主任又不愿管。杨友宸报了预算不给批，就直接找财政局长汇报。
他说，预算一千八。
局长说，早知道这个数早就批了！
唐山市地震办对震情捉摸不定时，杨友宸和各厂矿的地震监测人员开展了关于地震活动的周期性规律研究。白天工作多顾不上学业务，晚上空荡荡的大楼就剩他一个。他就看地震史料，地震专题研究，摸索地震活动的规律。
1975年2月海城发生了7.3级地震，令他震惊！
杨友宸去过云南通海也去过辽宁海城。
云南通海1970年1月5日大地震，震级7.7级，震源深度12公里，震中烈度10度多。死亡一万五千多人。通海地震前异常现象很多，可是没有一个有效的地震预报监测网，没有预报。现场太惨了……
海城大地震，震级7.3，震中烈度9度多。海城地震前几个小时，辽宁省领导拍板：海城、营口可能发生大地震。临震紧急预报，辽宁南部一百多万人撤离了建筑物。海城地震波及了6个市、10个县，却仅有一千三百多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的0.016%。海城创造了海内外公认的“世界奇迹”。
这两次大地震形成了强烈反差！
那么，唐山呢？
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已经明确提出：京津唐渤张为危险区域，“立足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有的专家根据华北北部近年长期干旱，措词更是触目惊心：“华北有发生七级左右强震的危险。”
通海和海城毕竟是县城，而唐山是重工业城市。唐山市区的人口总数就多达一百多万！
唐山是重蹈通海覆辙，还是海城之后的再度辉煌？
唐山市地震监测网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敢掉以轻心。
1975年底，唐山市自来水公司的水氡出现了异常。赵各庄矿地震台和唐山二中观测站的地应力相继出现了异常。他们加强了对地质、水质物理化学因素的化验观测。杨友宸请来了天津地震局的专家，联合搞了一次在全国尚属首次的地下抽水破坏性试验。这是秘密进行的试验。取得了多项数据，发现了一些与发震有关的因素，分析结果是：地震危险已经逼近唐山！
1976年初，中共唐山市委主持召开了唐山市防震工作会议。杨友宸作了关于当前唐山市地震形势的报告。在会上还通报了田金武、马希融、周萼、李伯齐、安继辉，还有杨友宸本人对地震地质，水质化学某些发震因素的化验检测结果和地震与气象的关系，地震活动规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公布了唐山地震中短期预测：
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在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7级强震发生。
杨友宸无法忘记，全场一片寂静。
10：地震监测网的忧虑和不安
中共唐山市委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唐山防震工作的重大转折。各部门相继成立了防震工作领导小组，积极组织和推动了防震工作的深入开展。
1976年春天，唐山又出现了干湿严重失调的反常气候。这些异常都引起了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忧虑和不安。
杨友宸白天跑各个监测台站，回来以后接各个点的电话。按市地震办的规定，每天18点以前报数据。市地震办分别按土地电、地磁、地应力、水氡、水位……各种监测数据绘制动态图，然后向河北省地震局汇报。电话由总机接，要哪儿给接哪儿，很方便。还经常跟沈阳、济南、天津等地地震局沟通情况。
唐山地震监测网的信息渠道已经四通八达，畅通无阻！
1976年5月，国家地震局在山东济南召开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在会上，杨友宸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对当前京津唐渤地区，特别是唐山地震形势的看法。
杨友宸指着数据图表，列举了唐山近期对水氡及其他水质化学成分的检测结果。这些数据来自唐山市自来水公司和唐山市发电厂，化验手段是先进的，数据是准确的。他详细分析指出了异常变化和发震征兆，向地震界的领导、专家和同行们郑重提出：
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山东、天津等省市的代表表示赞同。
有的省市代表也提出了异议。
最后，会议强调指出：从目前地震活动的空间分布和前兆异常看，以唐山为重点的京津唐渤地区年内有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危险性。要求有关地区丝毫不能放松防震工作。要密切注视近期地震发展趋向，发现异常及时上报。
杨友宸星夜赶回唐山，传达了济南5月会议精神。
全市地震工作者昼夜监视着不平静的故乡。唐山二中、八中，开滦马家沟、赵各庄矿相继传出最新震情。唐山十中、电厂、钢铁公司、开滦各厂矿、洼里、王撵庄、殷各庄、新城子等地震监测网点以及陡河地震台、市自来水公司、省驻唐水文工作站也发来临震异常资料和地震预测报告。
杨友宸深感震情紧迫。可主管地震办工作的王俊起不在家，去唐山市交通局整顿“软、散、懒”班子去了。
杨友宸直接找到了市委书记。许家信书记听完汇报，指示：由王耐林副主任(副市长)负责，立即召开地震工作紧急会议，唐山市所属各单位“第一把手”参加。
当晚18点左右，唐山市地震工作紧急会议召开了！
会议室门窗紧闭。与会者脸色凝重，从“不准记录不要传达”几个字中，“第一把手”们掂出了此次会议的分量。
王耐林主持会议。
杨友宸向几百名与会者通报了唐山地震形势：唐山在原有的发震背景中，又有新的发展变化。近日来发出地震预报的单位增多，频率很高，呼声很大。因此我们认为，唐山近期存在着发生强震的危险。临震预防工作刻不容缓，要抓紧组织实施。
杨友宸发言结束，会场依然很静。不知道“第一把手”们此刻的心情。一阵沉寂过后，他们才悄悄议论开了。
王耐林作指示：鉴于临震前兆和异常现象尚不明显，因此，紧急动员群众采取防震措施为时过早。但必须用临震姿态狠抓防震工作。要高度重视地震前兆的发展变化，发现宏观异常现象要及时上报，以便迅速采取相应的防震措施。
……
杨友宸叙述的鲜为人知的内幕，令我感到震惊！
杨老的眼睛泪光闪闪，唐山大地震，我们从1968年抓起，一直抓到快摸到它了，不敢掉以轻心哪！那么大的一张地震监测网，那么多不敢眨一下的眼睛。我在哪一次会商会上不提到海城？海城抓住了大震，唐山也要抓住大震！你采访去吧，我相信唐山地震监测网的人都记得。可是，“组织”通知我去104干校……
大震即将来临，唐山市地震办负责人的工作结束了……
采访归来当夜，我失眠了。杨老那张满是无奈的脸，分明还隐藏着许多内容！组织通知他上104干校，是哪一级组织？到底谁能代表组织？不管是谁，只要在那个位置上就可以以组织面貌自居吗？我决定，继续采访。
在杨老的住宅，我进行了第二次采访。杨友宸间陋的会客室依然整洁。海南大婶依然在忙碌着什么，她说海南都是女人干活。一笑，她出去了。
我开门见山地问道，您昨天讲，在大地震即将来临之际，市委书记许家信知道震情紧迫后，立即连夜召开了“唐山市地震工作紧急会议”。副市长王耐林指示：“必须以临震姿态狠抓防震工作。”可是组织又通知你去104干校。到底是是哪一级的组织，总该有个具体的人找你谈话吧？
杨友宸斩钉截铁地说，党支部代理书记李世信。我说，我还得落实震情呢。他说，这是组织决定，地震办的工作你甭管了！我说，我就声明我不负责了！他说，甭你负责！
……
杨友宸摇了摇头，长叹一声。可是我真的不放心。地震办其他同志业务不熟：一个女老师调来时间不长；一个从焦化厂借来的小杨；还有一个徐自然。可是定了，我不去不中。我对小杨说，情况很严重，千万注意啊！
我也叹了一口气，杨老，您临走是什么心情？
杨友宸又摇了摇头。心情？我知道地震办的现状，我也知道大震迫在眉睫。我跟老伴说，唐山震情危急了，近些天可能发生大震，你和老人、孩子们千万注意啊！我就讲了地震一旦发生应该怎么办。
我家住在小山，那里是唐山地震最惨重的地方。我家里的人都幸存了……可是我……我心里更难受！我心里有愧……我作为地震工作者，悄悄地嘱咐家里人……
我没辙，真没辙啊！！
老人眼里闪着泪光，声音发颤，是我撕开了老人的心！我转移了话题。您在干校的情况呢？
一天也不得安生！干校的同志对我不错，照顾我掏大粪，我掏着大粪心里也急呀。清早起来我就转悠，可咋转也转不出那扇大门。干校的规定，不许请假不许出门！名义上是改造世界观，实际上是劳动改造。我的罪名有三条：
一是不听党的指挥(跟军代表对着干)。
二是光拉车不看路(还承认干劲)。
三是违反财经纪律(用卖废报纸的钱，买了一架照相机，为了保留资料)。
11：二十多年前的隐秘
我注视着杨老，假如你不走，唐山会发布临震预报吗？我想，我会尽力争取。一个中等城市有权发吗？我先要和河北、天津、沈阳等省市地震局沟通，但这不是请示。为啥争取发呢？唐山地震前，我虽然没在唐山，可我知道发现了多少微观异常。唐山二中田金武，地震三要素报的不是一般水平；唐山市自来水公司安继辉的水氡不是小异常；马希融的形变电阻率直接捅到了国家地震局；贾庵子，河沿庄……变电站的地电微安表都烧毁了……唐山市地震监测网的微安表烧了多少块！
宏观异常呢？能写一本书……
唐山市四十多个地震监测站、点，他们一天一报，这是规定啊！我不在就不报了？退一万步说，他们就是都不报了，我这个人也呆不住，骑自行车一天能跑好几个点，啥宏观微观异常掌握不了？
我想，我能说服市委书记，许家信这个人不固执，会发布临震预报的。市委书记有这个权利，然后向省里备案。
唐山市防震工作紧急会议，其实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我相信杨友宸老人话，因为唐山地震监测网的人曾经印证。不容忽视的是，唐山市地震办是一个政府职能部门，只因为一个人的在位与否就出现两种结局，这是多么可悲的事！
我按照我的思路继续采访，竟然出现了不应该发生的……我想不到、也不敢想象的大事情……这种事就发生在大毁灭即将来临之际！
张庆洲：您当时不在地震办，其他同志不掌握情况吗？
杨友宸：唐山地震以后，我就去地震办公室扒图纸资料。有人看见了就问，老杨翻啥呢？我说翻雨衣。我就把图纸资料，也有雨衣和棉被一块翻出来了。我打开了“地震记录本”：
1976年7月26日空白。
1976年7月27日空白。
地电、水氡、地下水……所有的动态曲线图一律截止到1976年7月25日。26、27日是大震前出现异常最多的两天，而这最关键的两天都是空白！
我就急眼了，我就骂街了：啥事啊，妈的！
当时有一顶帐篷，我把这些图纸资料和“地震记录本”就堆桌子上了。有人打听过这个事，再过几天，“地震记录本”和图纸资料不翼而飞！
张庆洲：是小杨拿走了吗？
杨友宸：不可能。他震亡了……
二十多年前的隐秘第一次泄露出来！
老人的眼睛一点一点地合上了。你不知道，唐山这些搞地震监测的人，可惜了，可惜了啊！
张庆洲：您要是不走，悲剧有可能改写吗？
杨友宸：我不能这样说。当时有人说过……唉，1968年到1976年，风风雨雨多少年，最终却没有报出来。
24万人，惨哪——！
杨友宸老人哭了。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苍老的脸上，泪珠滚落一颗又滚落一颗。
在采写杨友宸的日子里，我经常失眠。
那次成功的“唐山市地震工作会议”向世人昭示着什么？原本应该载入史册的重要会议，也跟唐山地震废墟一道销声匿迹了吗？ 那个党支部代理书记李世信，代表哪一级组织通知杨友宸上“干校”，从而导致了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群龙无首”？
茫茫人海，尚不知李世信在阴间阳世。一个代理党支部书记似乎还不敢擅自作主，在大震迫在眉睫之际，勒令唐山市主管地震工作的负责人去“干校”，也许他只是个传声筒而已……假如这个推理成立，他是谁的传声筒呢？许家信是一个圆滑的政治家，在“文革”中多年胜任市委书记就是明证。他结束了在唐山的政治生涯，也许将这个惊天秘密永远带到了另一个世界。昔年掌握生杀大权的当权者们已经先后辞世，谁是知情者，谁又是始作俑者……唐山大地震与其他惊天大惨案一样，总要留下令人遗恨的千古之谜吗？！
退一步说，杨友宸去干校是组织的决定，不可抗力。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其他人呢？即将临震的最后两天，“地震记录本”，以及地电、水氡、地下水……所有的动态曲线图为什么是空白？谁是渎职者？！也许这人已经震亡，良心早已腐烂……也许这人苟活人世，偷走证据的那一刻就想到了死不认帐……
或许，那个鬼的世界会将此事调查清楚，超过24万的冤魂不会甘心情愿的做一个屈死鬼，一定会调查个水落石出。
我恨我自己无能，所以寄希望于鬼的世界……
12：我总觉着有一种犯罪感
我总觉着有一种犯罪感
刘占武，男，1943年7月1日生人。
1962年毕业于唐山二中。
1967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
1968年分配到中科院地质研究所从事地震研究。
1970年至今在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原唐山地区地震队)供职，现任台长，高级工程师。
在一个很普通的黄昏，我采访了这位与唐山大地震失之交臂的地震专家。每年清明节，他都去一个叫后于家店的地方，在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里，埋葬着唐山大地震中遇难的地震工作者贾云年等人。“给他们填一锹新土吧。”他说。
清明，鬼节！
唐山市四周有许多许多像后于家店这样的坟地，埋葬着数以十万计的唐山人的骨肉同胞，也有来自祖国各地的宾客。大大小小参差不齐的荒冢，被人世冷落了一年，在这一天才盼来了亲人的脚步声。在那个黑色的瞬间，亲人们骤然含冤而去，薄薄的一层黄土阻隔了阴阳界遥遥的思念……这一天，唐山人大都是天刚蒙蒙亮就起来，从市区向四周的坟场奔去。我每年去果园坟场，目睹着每年一次阴阳界那种撕人心肺的交流。活人们大都是默默地填坟，默默地诉说，也时而响起女人悲愤的哭声！唐山的鬼们便也知道了中国的巨变，这种巨变不仅仅是唐山的繁华，不仅仅是市场经济，而是政府正在走向开明。
唐山大地震令刘占武悔恨了二十多年。这犹如一块裹尸布，日夜笼罩着已不再年轻的心，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他揭开。他抽烟抽得很凶，深沉的声音有点嘶哑。仿佛横贯唐山市的呜咽流向远方的陡河。
“我总觉着特别遗憾，有一种犯罪感似的！”他说。
刘占武先生很坦荡，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掩饰，尽管我已经给他讲了本调查的初衷：实事求是地给后人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
他还是忏悔。男子汉那种震撼人心的忏悔！
唐山大地震漏报了，他想了许久想了许多……
我写到占武先生的章节时，他的光明磊落，真的让我好为难。他坦然承认自己在唐山地震预报过程中的失误。我调查过许多人，发现真的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面对唐山24万具尸骨欲盖弥彰！占武先生绝不是那种“提起裤子就不认帐”的廉价男女。他的高尚品格令我景仰。
我想应不应该笔下留情？
然而，我不能违背写作初衷。
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管辖陡河、昌黎后土桥、凤凰山、何家庄、北戴河、滦南和迁西共7个专业地震台。属于专业地震队伍。唐山大震前，刘占武是中心台业务组组长，负责7个地震台的业务工作和分析预报。中心台本身在胜利桥有一个地电手段，也要进行观测。
唐山地区设有地震办公室。那阵儿是双重机构。
国务院69号文件下达以后，层层进行了传达贯彻。刘占武印象特别清楚的是，国家注入了相当可观的一笔资金，对七个地震台的线路、仪器进行了更新改造。测震仪器达到了双套配备运行。再就是选建新的台站，因为沿海那边缺少一个地震台。1974年开始新建滦南地震台，1976年刚投入运行就地震了。
1975年，昌黎后土桥地震台的地电出现了明显变化，数值一直连续下降。到1976年上半年，下降的速率相当快，按一般情况看很不正常了。他们先后三次到昌黎后土桥地震台检查。
昌黎地电是比较专业的观测手段，线路呈十字架形，各一千米的长极距。埋设在田野里，基本没有其他干扰。
他们刨开地线检查没问题。爬上电杆把可能漏电的线路重新包了一遍，避免下雨漏电带来误差。还把极板重新埋了一次。
地电数值还是继续下降。
在六七月份，雨季快到的时候。他们考虑是否仪器漏电了？就又检查了仪器。这样处理了两次还是无法阻挡下滑的势头。
第三次是7月上旬。他们又去把仪器标定了一下，看仪器本身有无问题。仪器标定完了，依然是下滑。已经快到七•二八了！
中心台的同志很着急。
有一个搞地电的专家，叫石蕴璇。他是1952年地质学院毕业的，一直在野外勘探部门搞地电观测。
1976年7月27日晚上6点多钟，他跟刘占武说，小刘，昌黎的问题我总不放心，是不是大震的前兆？别以为是仪器本身或者是外线路有干扰，这样咱们要吃亏的。咱们要分析要重视啊！
那天夜里不是刘占武值班。他们在院子里分手时刘占武说，这样吧老石，咱们明天上午准备准备，下午会商。
就这样分手了。老石遇难了。
刘占武说，我想老石在遇难前也是很后悔的。我们抓住这个异常，要是多做一些深入的调查、研究、分析……
刘占武一口紧一口地吸烟，我们中间烟气腾腾。在他的叙述过程中，每提起一个遇难者，他便沉默一阵，烟雾也浓烈一阵。
张庆洲：唐山大地震之前，你们还掌握其他震情吗？
刘占武：唐山二中的田金武和李伯齐二位老师到我们监测中心台来过。他们已经提出了大震的概念，我印象中是7级。唐山八中和马家沟地震台，我们也给予过指导。我们感到奇怪，马希融、田金武提供的数据和昌黎后土桥地震台的数据有点吻合，一直像台阶一样下降。7月份，马希融也提出了大震的概念，他跟我们讨论过。
唐山市的地震台、站真的很厉害。
还有两个观测站，曾经发出了地震警报：
山海关一中吕兴亚预报：山海关西南100公里左右(唐山南火车站至山海关火车站为135公里)，在7月底8月初将发生6-7级地震。
乐亭红卫中学候世钧预报：7月23日前后，将发生6-7级地震。
张庆洲：吕兴亚和候世钧报给谁了？
刘占武：报给我们了。
张庆洲：还有记录可查吗？
刘占武：这么多年记录是没了。可是，确实是报给我们了。
我由衷地钦佩刘占武先生承认失误的勇气！山海关一中和乐亭红卫中学地震监测站曾经成功地预报了唐山大地震，真的是鲜为人知！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的记录都没有了，刘占武先生不说谁知道？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已经跟二十四万尸骨一道沉埋了二十多年！
刘占武先生很坦诚，他说，他组织人员对异常进行了落实。石蕴璇和宋宝田(均在地震中遇难)到乐亭红卫中学。他和曹玉田到山海关一中。他们从两个监测站回来以后，对两家的预报意见进行了讨论。
乐亭红卫中学是用“二倍法”得出的7月底8月初的发震时间。中心台对土地电的“二倍法”有点疑惑。山海关一中呢？吕兴亚的磁偏角反映的应该是地磁场的变化。但是他报的太准确了，而且震级又这么高，有点接受不了。这是7月中旬左右的事，距大地震仅有十几天的时间。
中心台向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作了汇报。汇报说，首先应该肯定他们的大胆预报，这种探索精神是可嘉的。第二，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现在是摸索阶段，不能说人家完全不对。第三，中心台认为还要继续观察。地区地震办主任赵绍文是行政人员，自然是尊重专业地震工作者的意见。
13：作为一个地震工作者我无话可说
此时距七•二八已经很近了。
唐山地区和唐山市两家地震办公室，不大沟通情况，只是一年组织一次会议。市里参加地区的。
刘占武也提到了杨友宸。他说，可惜的是杨友宸上干校去了。他的责任心相当强，别人就难说了。他不是专业地震工作者，对地震的研究很了不起，分析能力也相当强。建立地震观测网的时候，上厂矿下学校，骑着自行车一个点一个点地跑。他不是党员，就找书记们做工作。人家厂、矿是以生产为主啊。他要人家腾房子，买仪器设备，还得找观测人员，他建了那么多的观测点，二中、八中、电厂、还有马矿、赵矿……
杨友宸善于把这些异常串联起来。一串联情况就明了，异常情况就能集中起来，这样领导就便于下决心了。他敢跟市长汇报，找谁他都敢！向唐山人民打个招呼，应该说是能办得到的。
海城地震前也就是打了一个招呼。
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是专业地震队伍，已经掌握了一些地震前兆，也有人发出了地震预报。唐山市地方地震工作队伍也发现了大量地震前兆，也有人发出了临震预报。如果专群结合，历史就有可能改写。刘占武是这个观点。
张庆洲：我听说大地震之前，河北省地震局曾派出了6人考察组来唐山，他们没发现什么异常吗？
1976年6月下旬，河北省地震局派了5个专家1个司机来调查地震地质情况，搞地貌调查，也查阅一些历史资料。他们临走那天，跟中心台的领导交流了情况。刘占武也在场。
省局专家提到地貌异常，意识到了有新的活动，但是还拿不准，要回去跟领导汇报。贾云年特别指出，地貌变化已经反映了地层变化，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按断层学说，断裂有一个演变加速过程，地壳应力场变化太剧烈了。在河北省北部，京津唐一带可能要发生比较大的地震。
刘占武说“断裂有一个演变加速过程”是这样的，一次大地震爆发前，它总会先有局部活动。像扁担断开吧，先出现好多裂纹，嘎巴嘎巴地响到一定程度以后，咔的一声骤然断裂了。
省局专家那次地震地质调查，给刘占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苏英俊是带队的，老资格的大学生。贾云年也就是三十四五岁的样子，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学的地球物理。他爱人陈非比现在地震出版社，也五十七八岁了吧。他们夫妻都是业务尖子，相当有才干。科大的高材生确实是高人一筹啊！
刘占武感叹，贾云年要是活着，应该是了不起的专家了。
那是大地震即将发生的晚上，因为天太热，他们有人说连夜走，有人说第二天走，最后还是决定第二天走。
一念之差，六个人全部遇难。
……
苏英俊的儿子以后来的，把苏英俊火化了，儿子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回家了。司机呢，当时他家人开车来把尸体运走了。贾云年、周士玖、黄钟和王素吉4个人，埋葬在后于家店小树林里了。跟他们埋在一起的，还有石蕴璇，以及付长河全家……
每年的清明节刘占武都去上坟。
唐山大地震中，刘占武的胳膊被砸断，胸椎八、九、十节砸坏了，险些沦为截瘫。那段经历像一把锋利的刀子扎在了这位地震专家的心坎上，不知哪年哪月才能拔下来。将近三十年了，刘占武先生已步入老年，回忆那一幕还是泪光闪闪。
我爱人把我运到了飞机场。飞机场到处都是伤员和死尸，也分不清哪个是死的，哪个是活的。那三天，夜里下雨白天曝晒，活人死人一块遭罪。后来来了医疗队，我爱人就把我架了过去。大夫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脱口说出了工作单位。人们叫着喊着就围上来了，也有捋胳膊卷袖子的要动手。
地震咋不砸死你！
大夫，不给他治！
不给治，疼死他拉倒！
我望着父老乡亲们，哭了。
作为一个地震工作者我无话可说……
我爱人急哭了，拼命地叫，我是医务工作者，母亲死于癌症，我也是没办法呀！地震和癌症一样，人类认识不了啊……他作为地震工作者不想立功吗？一个军人也跟着劝，谁都有良心，谁愿意唐山死那么多人！
14：应该把什么教训留给后人
刘占武伤势很重，8月初被抬上了火车。唐山至古冶(约25公里)这段铁路正在抢修，火车走了一天一夜。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是怎么走过来的，他转到了本溪钢铁公司医院。
我跟谁都不说话，闭着眼睛冥思苦想。这么一个大地震，这么多临震异常，怎么连个5级的概念都提不出来呢？再不行，提个4级也是一个交待啊！怎么就一点招呼都没打……总觉着对不起唐山人民，有一种犯罪感似的！
就这样想。
昌黎后土桥地震台的异常，山海关一中和乐亭红卫中学的短临预报，田金武和马希融的大震概念……我们收到的异常资料也不少，怎么就没让地区地震办公室组织会商呢？
我应该建议他们，可是我没有。
我恨我自己！
这种痛苦持续了好多年。
家里人偶然提起地震，我也不吱声。
……
刘占武10月8日回来了，唐山正在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他到飞机场参加了地震工作队。地震工作者只能监测余震了，不能让唐山人民再遭到伤害。他们通过无线电台收集各县资料，组织会商。还在飞机场设了一个地震台，地震记录仪记录余震。一天睡不了三四个钟头。春节也不回家。
家就不要了。
一直坚持到77年5月份。
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后，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地震界一层一层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和专家们都相当重视唐山了。不知为什么，朴实、忠诚、豪放中又有点倔强的唐山人并不买帐。
刘占武作为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台长，他思考了将近三十年，这位地震专家认为应该把什么教训留给后人呢？
显然，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刘占武先生大口大口地吸烟。唐山大地震像山一样沉重，压得中国地震界喘不上气来。将近三十年了，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始终没有结束。有人极力掩饰漏报真相，祈盼时间像黄沙一样慢慢地抚平一切。也有人极力想把真相大白于天下，这是历史赋予的责任，相信终究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这两种人都有一套堂而皇之的理由，当然还有各自的方法和策略。
其实，唐山地震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悲剧。悲剧的本身似乎已经不很重要，唐山人该承受的都已经承受了。重要的是摒弃偏见，从整个预报过程的各个环节中真正汲取经验和教训，尽最大可能地避免唐山大悲剧不再重演！
刘占武说，我估计，1976年7月25号以后，各种宏观异常(如井水、动物)就开始出现了，到了7月27日晚上应该是最密集的时候。大震后，我查了查电话记录本却没有记载。我不知道唐山地区地震办和唐山市地震办有无记载，我们监测中心台没有接到这方面的信息。
震后曾经搞过调查，宏观异常都调查出来了。井水升降冒泡翻花，狗咬主人猪不进圈……相当的丰富。
大地震之前出现了大量的宏观现象是肯定的。
但是为什么报不上来？这就是说我们宣传的力度不够，老百姓对地震前兆现象认识不够。
在地震预测科学还不过关的情况下，宏观异常必须要抓住！而要发现大量的宏观异常，仅仅依靠地震工作者是不够的，必须依靠人民群众。
另外，唐山大地震之前，唐山市地震办公室掌握一些异常，我们中心台也掌握一些异常，非常遗憾的是两家没有沟通情况。如果及时沟通，搞一个联合会商，我估计情况要好得多。因为异常现象和预报意见已经比较丰富了。联合会商起码能引起地震工作者的警觉，提出一个震情情况，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这事太遗憾了！
再一个原因呢……
刘占武仍然大口大口地吸烟，眉心的川字纹骤然深了许多。他显然有些顾虑，也许在斟酌怎么说才合适。我的录音机沙沙地转动，忠实地记录着历史。他沉默了一会，才缓缓地抬起了饱经风霜的脸。
刘占武：可叹的是，国家地震局对唐山大地震重视程度不够，没有组织专业工作者下去捕捉临震。起码当时这个概念不明确，也没有组织召开大的会商会，召开的行政会议却比较多。
唐山地震以后我常常想，国家地震局要是重视，上边会商下边也会商，逐级沟通地震异常情况，向唐山人民打个招呼是很可能的！
张庆洲：青龙县也就是打了个招呼。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没人给唐山一个说法，勉强说得过去的说法也没有。24万多人就稀里糊涂地走了，唐山百姓问一声为啥，这不能说过分吧？
刘占武：我就说这个！你光说科学水平忒低，对地震认识不了，这么三言两语地说说，说不过去啊！唐山大震前已经出现了那么多临震异常现象，我们竟然一点招呼也没打。古今中外的地震史上没有先例，24万人一次性地死亡。24万具尸体是多少？堆成山！
……
一直到退休以后，我还会关心地震事业。我们有好多老同志退休了还到单位去，不给返聘费也去。邯郸中心台的老专家吕梦麟是老科学工作者了，尽管他早就退休了，一到礼拜三就到中心台去。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退下来以后，也总去唐山市地震局……
我有生之年是不敢忘记地震预报了！
15：华国锋说，党中央国务院不怪你们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楚辞.离骚》
中华民族需要勇于探索与献身，甘于寂寞又淡泊名利的优秀儿女。黄相宁便很优秀。
黄相宁的办公室很简陋。办公桌上堆放着杂乱无序的资料。台式风扇很老旧了，孤孤零零地蹲在一个角落，不厌其烦地为主人扇着热风，嗡嗡中夹杂着哐当哐当的声响。水泥地面满是大大小小的麻坑。
从黄相宁的谈话中，能感到他心灵深处有一种长久的压抑。他退休了，头发已经花白，但那双略带血丝的苍老的眼睛，分明还闪着一种不屈不挠的坚毅。
我们的谈话没有离开唐山，以及唐山地震塞给他的那份无奈。
黄相宁说，我们从1967年开始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一句话，时光倒流了33年！
风雨飘摇的1976年。
一艘载着10亿人口的共和国之船。舵手毛泽东病入膏肓。总理华国锋看不清前进的航向。“四人帮”在甲板上蹿下跳。一大批老帅悲愤难平。政治的迷雾笼罩着整个中国。
历史上多少大悲剧往往是天灾人祸搅成的一团难解之谜。
唐山大地震以20世纪最惨烈的自然灾害而永远地载入了史册。国内外新闻媒体曾予以充分报道。其中李先念等六位中央领导接见开滦矿务局李玉林的报道，尤其令世人瞩目。
然而，还有一次鲜为人知的重要接见，新闻媒体至今未予以报道。
华国锋、江青、纪登奎和吴德曾于1976年7月28日，召见了国家地震局的三位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人物：刘英勇、梅世蓉和黄相宁。昔年的首长有的已经解甲归田，有的已经告别人世。被召见人在人世仅存两位：梅世蓉和黄相宁。这次召见的意义并不在于哪些高层领导人出面，而在于国家地震局如何就唐山大地震漏报经过作出解释。毛泽东主席在病中，华国锋、江青等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天”了。
黄相宁先生思维敏捷富有条理，将近三十年了，那一段历史几乎能倒背如流。刻骨铭心的事是无法忘记的。它会在记忆中反复出现，年年月月夯实着记忆。
七.二八清晨，唐山还在呻吟还在流血的时候，国家地震局在北京三里河国家科委大楼紧急召开了在京单位震情会商会。在大楼频频晃动的情况下，黄相宁向与会者汇报了曾经上报国家地震局的文字预报意见。
新华社记者当即对此发了内参。
7月28日夜里10点半左右，领导派车送黄相宁回家。从地震地质大队分析预报室驻地到德胜门外北郊西三旗。
刚到交道口东大街，便看见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张士英守候在街上，他十分焦急地对黄相宁说，快！带上你的预报意见赶快跟我走，华国锋总理召见你。刘(英勇)局长和梅世蓉已经去了。他们坐上国家地震局的小轿车。
在车上张士英说，新华社记者写了内参，把你上午在会商会上讲的内容报上去了。华总理让你谈这个。
11点半左右轿车开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外。黄相宁立即下车进入会堂，一名军人问明他的身份，立即带他到台湾厅。
黄相宁看见刘局长和梅世蓉副主任正在向华国锋总理汇报。在座的还有江青、纪登奎和吴德。
黄相宁坐在指给他的座位上。
这时，梅世蓉的汇报已近尾声。她说……唐山地震十分出人意外，震前没有出现像邢台、海城那样的前震。震前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故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
梅世蓉汇报完以后，华国锋说，黄相宁同志请你来讲讲，你们当时是怎么预报的？
黄相宁听见梅世蓉副主任那样说，就觉着相当的为难，可他面对的毕竟是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看到了内参，他不能不说。
黄相宁说，唐山大震前，地应力出现了明显的前兆异常，据此结合地震地质条件，我们提出了1976年7月20日前后，8月5日前后，在集宁、繁峙——束鹿——张家口一带、京津唐地区的宝坻——宁河及其东南渤海海域，将发生5级左右的地震预报意见。
随即，黄相宁起立把上报国家地震局局长和分析预报室的地震预测报告的文字意见，和华北地区地应力异常主应力方向交汇震中图放在桌上展开。华国锋等人也来到桌前。
黄相宁指着预测报告的文字，一字一句地念预报地震的三要素和主要预测依据，边念边解释主要的地应力曲线异常和异常主应力方向，震前交汇出来的宝坻经唐山到乐亭的三角形地震危险区域。
最后黄相宁说，我们在唐山震前虽然做了预报，但报的震级太低，没有达到保卫四大(大城市、大水库、大厂矿、交通枢纽)的目的，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这样大的损害，我们这些地震预报工作者心里十分内疚，万分难过！
华国锋说，“这次唐山地震，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巨大的损害。震后我们立即派出了解放军、医疗队奔赴唐山抗震救灾。
“党中央、国务院不怪你们，地震战线的同志们要放下包袱，团结一致对付地下之敌，要决心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召见结束，是7月29日凌晨2点多钟。
电风扇嗡嗡地转着。黄相宁和我相视无言。他老了，白发已悄然爬上了双鬓。黄相宁缓缓地说，你看看这张照片。写字台玻璃板左上角压着一张四寸黑白照片。照片是航拍的，唐山市大毁灭后的鸟瞰全景。也许是年代久远，也许是主人当初的泪痕，有些已经模糊了。望着照片上一片连着一片的废墟，我心底猛地打了个寒战。
黄相宁站了起来，这是唐山地震的惨景！我要让自己永远也忘不了！我从来不宣传唐山地震前我们作出了短临预报，因为觉得心里对唐山人有愧。我是研究唐山地震地质工作最早的人之一，从1967年就开始做工作，李四光让我们抓住这个地震，将近10年哪……最后还是没有抓住，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我内心真的很难过，一说起这段，我就特别难过啊……
黄相宁哭了。这是一个科学家的眼泪，是一个男人的眼泪，也是一个老人的眼泪。
他哭得很伤心，断断续续地说，我没在人前哭过，但在家里哭过好多次……我觉得非常对不起唐山人民……
黄相宁涕泪交流，我无法劝慰这位很优秀的地震科学家。我记起地震中超过24万无辜死去的遇难者，也低下了头。我只是机械地重复着：黄老师，你尽力了；黄老师，你尽力了……
黄相宁做为一个地震科学家，在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之前，曾经发出长期预报，中期预报，短临预报。严格按照地震预报“三要素”的要求，黄相宁报的震级还偏低，地点还未精确到唐山市，只是时间大致不差。但是，难得可贵的是书面地震预报，白纸黑字无法更改，有据可查！
16：李四光的预言
地质力学泰斗李四光曾经预言：
天津-北京，清楚地有一个北西向的断裂带。北京西山到西北旺一带，可能是一个由剪切力形成的北北西向的羽状断裂。……即使京津不发生地震，是在京津以外的地方发生地震 ，它的影响是很远的，也有可能影响到京津。
滦县-迁安，可能东西向构造带的活动更重要一些。东西构造带很深，范围很大，很强烈，发生震群的话，可能延续的时间长，释放的能量也比较大。这里，地震沿构造向南延展的可能性小，而向东西则可能大些。因此，我们应向滦县、迁安这个东西构造带地区做些观测。(滦县、迁安均属唐山地区)
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资料室文件(00148号)，令我震惊！唐山大地震前9年，地震地质科学家就已经把注意力聚焦在唐山这块土地上。李四光于1971年4月29日逝世。5年后，唐山大地震爆发。他的预言和地震地质工作者所做的工作却鲜为人知。这段历史，不应该随着那场大毁灭而销声匿迹。现录于后。
滦县地区地震地质工作年终报告
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革命委员会(章)
1967年
正文摘录：
为保卫京、津地区，搞好地震预报，我队于今年5月接受了国家任务，在滦县地区开展地震地质工作。
工作范围：东经118°—119°北纬38.4°—40.1°。面积约4500平方公里。(笔者注：唐山位于东经118.2°，北纬39.6°）
主要任务有二：
一、查明滦县大震的地质构造背景；
二、查清沧州大断裂的北东延伸。
要求在1967年底提交年度报告和选出有关的观测台站站址。
……
报告第一页右侧是缩印1：3000000的位置图。图中标注的地名：塘沽、唐山、滦县、迁安、青龙……9年后的唐山地震灾区赫然入目！
黄相宁：我们作出唐山地震预报不是偶然的。最早认识这个区域危险性的是李四光。地震地质调查从1967年开始至1970年结束。唐山、滦县、迁安和迁西地区的山头，我们爬遍了！详细调查的目的，就是为了地震预报！
我们在唐山陡河、滦县和昌黎建立了三个地应力观测站。在凤凰山、马铺营、滦县、李官营等地建立了十几个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点。
1970年，在唐山危险区布置完毕，开始了连续不断的监测。李四光的助手，地震地质大队总工程师陈庆宣(现为中科院院士)亲自到现场验收。
张庆洲：您能用通俗的语言，形象地解释一下地震地质和地应力，以及你们布置这些监测手段的作用吗？
黄相宁：李四光提出的地震预报途径是：地震地质和地应力相结合。地震地质是什么呢？
地壳里有很多断裂，它好像一所房子也有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里面，最受力的地方最容易发生地震。李四光的学说：地下的力积累超过了岩石的弹性极限，然后破裂产生震动。测量这个力的变化过程就可以预报地震。地下的力，在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它与地质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就做地震地质工作。地震地质调查的目的在于，在地壳的空间寻找危险的部位。
而地应力呢，在地震地质调查之后就布置观测网，测量地下力的变化，从而预测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
这就是李四光的思路和技术途径。
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没有的。
张庆洲：你们在唐山危险区建立了地应力观测站和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点，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黄相宁：地震地质大队有一个测量队，每年进行四次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断层活动反映地应力的情况很直观也很说明问题。遗憾的是，李四光去世以后，我们的工作便开始走下坡路。1975年，唐山地震危险区的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就停止了。
张庆洲：距唐山大地震仅1年！
黄相宁：非常可惜。我们积累5年资料了，如果不停止，凤凰山那里不变几公分才怪呢！
张庆洲：为什么停止了？
黄相宁：不给经费了。
在地震局来讲，跨断层这个手段比地应力要确认一些。为什么呢？仪器是世界上通用的。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平时变化很小，地震之前地壳会出现很明显的变动。这种手段是累计测量，测量后得出数据，连续起来就可以看出趋势了。停止测量了，缺了1年的数据，就无法连续了。而缺少的正是关键的1年！
我们的工作都是在李四光的布署下完成的。他生前的最大愿望就是早日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他当时是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组长。
李四光逝世前9天，我们去向他汇报工作。医生让我们说话一定要少一点。他当时血压不稳，走路都晃晃悠悠的了。这个科学家责任心是非常强的。我觉得，在中国，在地震预报方面，李四光的学说和他所做的工作，应该在唐山大地震上有所反映。
唐山地区的危险性最早是李四光提出来的。我们在他的指导下才建了地应力观测站，才对唐山大地震有所预报。
17：唐山地震中期预报
1975年12月，地震地质大队上报给国家地震局《1976年地震趋势意见》称：
华北地区
1976年(尤其可能在第一季度)，从河北省乐亭至辽宁省敖汉旗-锦州一带及其东南渤海海域，可能发生大于6级地震……
主要依据：
1.辽宁省沈阳、锦州，河北省昌黎、三河、怀来、蔚县、尧山，北京市镇罗营、昌平、下苇店……等台站电感法地应力测值，大都从1975年2月到11月构成280余天的正、负趋势异常。据华北地区和沈阳台站此类异常时间与震级的经验公式：
(数学公式笔者略)
计算为7.3级和7.4级(误差正、负半级左右)。
……
上述各台站异常主应力方向，主要交汇在乐亭——敖汉旗——锦州一带及其东南渤海海域，而且异常主应力值也以昌黎、安邱等地为高。
2.沈阳台站……1975年3-10月地应力速率异常最大主应力方向的分布……都显示出了大震前的特征。
3.河北省昌黎台站出现了类似海城地震前的地应力趋势跳动异常。
4.目前，断层位移测量存在较大异常的点有：河北省夏垫、香河，北京市马坊、范庄子等。……马坊自1975年3月以来，东面的较大断裂上盘表现为趋势上升，幅度达6毫米。
……
西南地区
1976年(可能在上半年)，于四川南坪——雅安——陕西宁强一带，可能发生7级左右地震。
主要依据：
1.甘肃省武都，四川省汶川、沪定，云南省建水、下关等台站电感法地应力测值，从1974年12月至1975年11月构成340天左右的地应力趋势异常。根据西南地区此类异常时间与震级的经验公式：
(数学公式笔者略)
计算为7.5级(误差约正、负半级)。
……
2.汶川台站1975年4月至现在，地应力速率异常最大主应力方向分布散乱，其分布函数的性质与大震前一致。
3.下关台站自1975年6月以来，出现了地应力跳动异常。
4.四川北部松潘断层位移测量结果，从1975年4-11月，该南北向断层的东盘相对西盘上升了4.2毫米。
……
黄相宁执笔的《1976年地震趋势意见》无疑是一份出色的中期地震预报。我想指出的是：
1.“乐亭——敖汉旗——锦州”，已经把唐山地区圈进了危险三角区，并明确指出：“可能要发生大于6级地震。”
2.文中反复出现的昌黎、乐亭，均在唐山地区范围内。
3. “四川南坪——雅安——陕西宁强一带，可能发生7级左右地震。”则准确预报了1976年8月16日和8月23日松潘7.2级大地震。松潘距南坪约90公里。
4.这份正式呈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文件，距唐山大地震仅6个多月。
唐山地震临震预报
我双手捧着一本很老旧的资料，真的掂出了它的沉重！从唐山大地震爆发的那一刻起，成千上万的唐山人在思索：这么大的地震，地震局真的没发现一点迹象吗？
这个疑团缠绕着唐山人的心。
我凝望着封面，字迹有些模糊了。
地震预报登记薄
(国家地震局制第2册)
我一页一页地翻过去，终于翻出了那一页沉重的记录。这是一份至今未见天日的极其珍贵的史料，现全部照录如下：
序号：7608
发布时间：1976年7月14日
发预报单位：地震地质大队
预报地点及范围：集宁、繁峙、束鹿、张家口一带；宝坻、乐亭及渤海地区(最可能在中南部海域)。
预报震级：MS 5.0左右。
可能发生时间地点：1976年7月20日左右；1976年8月5日左右。
预报理由：西拨子、下苇店、昌平等站地应力跳动异常，分别于7月初、7月10日结束，一般结束后半个月内发震。
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黄相宁将一张图纸放在写字台上：
华北地区地应力异常主应力方向交汇震中图
黄相宁缓缓的声音：地应力的长处在于可以计算方向，这个方向可以交汇出危险区域。这就是我们呈报的危险区域图。你看！他指了指危险区域图，唐山两个字蓦地撞入我的视野。
过了许久，我们的对话才重新开始。
张庆洲：临震预报意见和危险区域图呈报给哪个部门了？
黄相宁：临震预报意见是复写的，一式两份。一份呈报给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一份存底。另外专门写了一份地震预测报告，连同地应力危险区域图报给地震局局长了。
张庆洲：你们年初报的是“大于6级地震”，临震预报为什么降到了“5级左右”了呢？
黄相宁：1976年4月6日，内蒙和林格尔发生了6.3级地震。我们认为应力释放了一部分，所以临震预报就从年初的6级降到了5级。这个判断有些失误，应该是它的释放并不影响主体。
另外呢，海城地震以后，华国锋提出在京津唐张地区震前24小时报出5级以上地震的要求。国家地震局规定，谁报这个地区≥5级地震的短临预报意见，就把该意见报送国务院。所以当时的京津唐张地区很少见≥5级地震的临震预报。
5级以上是破坏性地震，一般情况下谁敢报5级？你要对国务院直接负责。
18：地应力短临预报水平揭秘
唐山大地震留给我们的疑问太多。读者已经从本调查中了解到，唐山的地震工作者和北京的地震专家都曾发出过临震警告！但最终却以超过24万人的生命为代价，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大悲剧。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使唐山大悲剧不再重演，这就不得不涉及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们的临震预报水平究竟如何？
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国内外都知道，中国曾成功地预报了1975年2月的海城地震，那么海城地震之前呢，还有没有成功的临震预报？
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分析预报室短临预报组，有一份沉默至今的历史资料。现全部照录如下：
最高指示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
地震预报登记卡片
一九七一年
编号.019
———————————————————————
发布单位：地震地质大队
发布时间：1971年6月3日20时
预报内容：时间：1971.6.4-6.12
地点：
①昔阳、长治、平遥、临汾连线范围。
②渤海地区(包括辽宁、长海)
③丰南、昌黎、建昌、连线范围值得注意。＜供考虑＞
震级：
①5级左右或3.5-4级震群。
②4级左右。
向何处发报：中央地办。
地震情况及预报效果：
6月5日 和顺4.8、5.2正确
1971年6月5日，距昔阳仅30公里的和顺发生4.8和5.2级地震。
这是我所见到的中国成功预报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的正式书面短临预报！
1971-1981年，11年间，黄相宁的“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小组”向国家地震局以书面形式正式预报了4.75级(破坏性地震最低限)以上破坏性地震短临预报意见175次。
联合国全球计划(UNGP-IPASD)按照《地震短临及年度预报意见评定标准》对175次短临预报进行了严格评审、打分(该评定标准以100分计，统计资料笔者略)，成功率为：33.1%
我相信这是一个令国际地震界为之兴奋的百分比。
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所取得的成就，175次短临预报，不是“瞎猫碰死耗子”碰出来的，是人类不断征服自己、征服大自然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医疗技术设备的更新日新月异，并能迅速普及，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而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测预报地震的技术设备却不能普及。一次又一次的大地震毁灭了并且仍在继续毁灭着我们的亲人和家园。
这是人类的悲哀！
19：与地震科学家对话
黄相宁性格内向。
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崎岖小路。他把青春和力量、智慧和勇气，全部献给了祖国的地震预报事业。然而，他取得的每一项成就，就像预报了唐山大地震一样，上苍恩赐他的并不是好运。他在逆境中苦苦地求索。
他步入60岁的那一年，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决定对地震地质-地应力予以赞助，并付诸了实施。
张庆洲：您从事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测地震已经坚持到了今天，但是联合国的评审为什么截止到1981年？
黄相宁：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二年(1977年)吧，地应力被判为不予支持不予发展的监测手段。就是说，仪器坏了就停，任其自生自灭了。全国原来有一百多个地应力观测站，1981年以后，就剩十几个了。
张庆洲：联合国怎么知道你这个地应力的？地震监测手段有很多种，为什么选择资助地应力？
黄相宁：1995年10月，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联合国发展支持与管理服务署的官员科尔女士获悉，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青龙县因防震组织出色，结果无一人直接死于地震，科尔女士在半信半疑中亲赴青龙调查，最终确信这真的是一个奇迹。
但究竟是哪里发出的地震预报意见？调查来调查去一直调查到我这里。联合国的官员们对地应力产生了兴趣，但又极注重实际效果。他们进行了严格评审打分以后，认为：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是可行的，就决定予以赞助。
张庆洲：您对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测地震的信心如何？
黄相宁：我原想把这些经验和教训整理出来，写成文字留给后人。现在有了联合国的资助，我就要继续实施。用事实证明：李四光的思路是正确的，地震地质-地应力是预报地震的可行途径。
我相信最终会被世人所理解，所以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张庆洲：唐山地震可能不再重演吗？
黄相宁：从地震预报整体水平来看，把唐山地震报得非常准确，我觉得有困难。但是能不能避免一部分伤害呢？我觉得应该做到，青龙就做到了。
唐山地震能否不再重演，从唐山的悲剧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不仅仅是地震科学家的事。
张庆洲：您对唐山地震前的群测群防预测水平怎么评价？
黄相宁：唐山市搞地震监测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真正的专家。他们搞了多年的监测，认识了许多地震信息，也积累了许多极其重要的资料。
张建华和姜义仓就做了一件地震科学上的大事。这就是：一个大地震的震中区在地震前的应力反应是什么样的？在世界上，中国人第一个取得了这样珍贵的资料。陡河地震台和赵各庄矿地震台都在震中区，都是自动记录结果，而且数据很一致。你想一想，谁知道有个7.8级的地震在这个地方发生？而且事先把地应力台建到震中区去了。这样的机遇千载难逢！
唐山地震以后，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唐山市搞地震监测的人是非常高明的，我们这些专家并没有充分认识他们。比如乐亭县地震办公室就把预报意见给我了，报得非常好，现在还在我这里珍藏着。
他们的预报意见比有些专家要强得多！
张庆洲：你们这一代都老了，你认为地震预报前景如何？
黄相宁：地震预报需要丰富的经验。除了理论知识之外，实践经验非常重要。我们这一代，从邢台地震以后经历了两个地震高潮活动期，已经积累了上百个地震实例。
如果我们这一代走了，巨大的地震预报财富或许也跟着走了。即使我们写了书，下一代用起来也很难，不带是不行的。我就一个学生也没有，带学生需要经费啊！
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负责人说，你在国际上带学生吧？
我说只要有人愿意搞地震预报，我就愿意培养。
黄相宁的叙述很艰难，时有难言之隐。我的写作也很艰难，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只能省略。读者阅读时也许很艰难，文中有些地方叙述得“不明白”。
黄相宁们痴心不改，在地震预报科学的崎岖小路上艰难地攀登，不断地改进、完善预报方法和仪器。唐山大地震以后，华北平静了12年之久，在1988年他们成功地年度预测出1989年10月18日山西大同6.1级地震。这以后进入了90年代，他们向国家地震局又多次基本准确地进行了年度和短临预报。
黄相宁副研究员简历
黄相宁，曾用名黄小咸，汉族。
1937年3月18日生于四川重庆。
1959年7月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石油系。同年分配到地质部，从事石油地质普查、勘探与综合研究。
1966年6月调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从事地震科研工作。
现任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顾问。在中国协调办公室领导支持下，在菲律宾建立了10个压磁地应力台站。
20：国家地震局隐私一瞥
汪成民有点塌腰，这是唐山给他留下的印记。为了抢救地震资料，他爬入即将倒塌的丰南岳42号房，被一块几十斤重的水泥板砸在腰部老伤上留下了病根。他头发花白，很软也很稀疏。
他的回忆始终在一种恬淡的状态下进行，嘴角始终挂着一丝恬淡的微笑。大悲大喜大起大落之处也不见一丝感动。
他曾是时代的骄子，留苏归来头上便罩上了一层光环。他也曾沦为时代的弃儿，戴着一顶臭老九的帽子进了干校。在干校养猪也养人，留苏没学到馇猪食和蒸馒头的学问，手就被卷进了搅面机里，大拇指与手碗之间的肉撕开了，留下了一条永远的疤，跟心上的伤疤一样长。
唐山大地震以后，厄运再次降临在地震科学家头上。天大的冤屈他可以吞下去，妻子的离异却让他饱尝了世间的人情冷暖。在他的眼中，世界没了色彩，天也再不湛蓝。孤灯夜下，他悲怆地自己质问自己：
我为什么留苏？
我为什么搞地震预报？
他又淡淡地笑了，一种无奈的笑，有一种苦味。
我与地震科学家的谈话在悲壮的气氛中开始。
替罪的羔羊
1976年7月28日下午，一辆面包车通过丰润风驰电掣般地向唐山市区急驶。车里坐着表情严峻的汪成民。无论后人如何评说唐山大地震，这位41岁的科学家都是首当其冲的人物。
七.二八大地震，震动了中南海，震动了全中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不同国度不同政治不同肤色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向浩劫中的唐山表示了同情和悲哀。同情心献给不幸者，这是人类的美德之一。
汪成民却有点异样。在那座雄伟的大楼里，他的水蛇腰骤然就挺直了许多，眼角和眉梢也能读出许多的内容来了。你看看，我说对了吧，我说有地震嘛。另外一些人就显得有点灰了。
中南海传唤。
地震局局长刘英勇带上汪成民直奔最高统帅部。这两个人行政级别差距太大。组长上头是副主任，副主任上头是主任，主任上头是副局长，副局长上头是局长。中间那几个关键岗位上的领导呢？局长似乎无暇顾及这些了。在车上，局长对组长说，小汪，你这次可对了，不得了，你给地震局露脸了。
在中南海紫光阁，惨烈的现实把局长的“露脸”击得粉碎！地震局一大一小两个官员看见了从大地震中死里逃生的李玉林。李玉林刚进门，纪登奎就把他抱住了。李玉林哭着说，纪副总理，整个唐山都平了……
国家地震局的面包车依然向地震震中区急驶。汪成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的路那么漫长，那么刻骨铭心。
第一个死亡之夜降临的时候，年轻的地震科学家泪眼蒙蒙。他看到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唐山，痛苦呻吟的唐山，尸横遍野的唐山！
从见到李玉林那一刻起，我就害怕了。这不是科学家之争的事了。两个科学家，你说天晴我说天雨，结果下雨了我对了。可是地震，死了二十几万哪！
我们的面包车过了丰润，就看见公路全被震坏了。挤满了大小车辆和逃难的灾民。我们下车打听道，灾民竟都麻木了。我看见一个穿着破破烂烂公安制服的人，就过去问上唐山怎么走，一不小心说出是地震局的。那人一下子把枪掏出来顶上我，吼道，我崩了你，你们地震局是干什么吃的！车上的人赶忙下来劝，说他是干具体工作的不是领导。他说我老婆就在那儿，先拉人！我说我们要搞地震预报。他说地震都发生了搞什么预报！面包车就颠颠簸簸地拉伤员。我们和伤员挤在一块，耳朵听着呻吟声，衣裳沾上了鲜血。
我痛苦，我悲哀，可是我没法说！
夜幕中的唐山，一星亮光也没有。哪里还有什么标志？只有唐山矿的井架孤零零地站着。我的心情太复杂了，我是地震科学家！可以做到的事，我没有做到，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最后还是没有做到。唐山死了二十几万人哪！
我到了抗震救灾指挥部以后，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提出：封存所有资料，以备审查。
在唐山的那些日子，在哪儿也不敢说是地震局的。那阵子是共产主义，到哪儿都能吃饭。但是只要露出身份人家绝对不管饭，还骂你打你。
那天，马希融来飞机场参加会。他讲着讲着就把他母亲的血衣抖出来了，他就哭诉唐山地震前他有预报，被国家地震局压制了。当时我是主持会的啊，立马就围上来一群人。有人喊，谁是地震局的？马希融一指我，一帮人上来就揍。我躲到桌子底下，身上挨了好多拳。有几个解放军战士把我保护起来，不然非揍死不可。
唐山大地震前，马家沟地震台是有预报的。我组的钱复业曾经去过马家沟。马希融把异常跟她讲了。她回来汇报说，他那是异常吗？真要是异常，唐山不就彻底毁了吗？事情复杂就复杂在这儿了，我的上头和下头都有人反对我的观点。马希融事后了解了真相，我们之间的矛盾才慢慢缓和了。
震前，我派往唐山的人，有的支持我有的反对我。震后，我在唐山被人骂被人打。群众不理解，领导不让说。为什么搞地震预报这么难哪！
我在唐山工作了几个月，中途回北京汇报了几次。地震发生时，人们对我是肯定的口气，说老汪你对了。我在唐山几个月回来，没想到情况全变了。地震局上上下下口径一致了：唐山地震前没什么情况，这是科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
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我这个震情分析组长是干什么吃的？我等于成了替罪羊了！我意识到这是面临坐监狱的问题。我想，唐山如果没死人，这事很容易说，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震前的争论，谁对谁错很清楚。唐山死了二十多万，人们就不敢提过去的事。因为，认为唐山没有地震的正是当权的人。
我不服，越不服就越糟。军代表出面做工作了。他说你拿党籍保证。我说我不是党员。他说你竟突出自己能入党吗？我妻子也受了很多压力，我没什么好说的，夫妻两个就客客气气地分手了。那些日子，我再脆弱一点就要发疯要自杀。
汪成民性格内向，他平缓的叙述令我感到压抑。凌乱的茶几上，堆满了有关唐山大地震的文件和资料。有的资料已经泛黄了，散发着历史的气息。有的图纸线段模糊，却依然顽强地昭示着什么，可是制图者已经震亡了。这些珍贵的史料他已经保存了二十多年。
地震科学家要证明什么呢？
21：“东西之争”风云乍起
唐山大地震在科学上的重要性，灾害上的严重性，以及地震部门围绕唐山地震所暴露的矛盾的充分性，严肃认真地总结唐山地震对造福于全人类是十分重要的。遗憾的是，二十多年了没有进行这项总结，也许真的是没有办法进行总结，如果总结也许会总结出点什么事情来！地震预报难度大，没过关，的确是客观事实。但不容置疑的是，唐山大地震前后我国对7级以上大地震多次预报成功也是客观事实。
唐山大地震为什么漏报呢？
唐山地震前，国家地震局到底掌握多少异常情况？数量多少，严重性如何？地震局领导及分析预报室对此持什么态度？如果有情况为什么不报告党中央和国务院？来自下面的异常情况和预报意见被卡在了哪个环节上，原因是什么？唐山地震漏报有客观原因，但从地震局主观上看，工作、思想、组织以及作风方面有没有问题？
我提出的疑问也许有些尖刻，但是目的只有一个：只有调查清楚唐山地震漏报的症结所在，才能真正地吸取血的教训。唐山大地震的惨剧不再重演，这是本调查的惟一宗旨。
汪成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的回忆。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种子，大约在1974-1975年就已经播下了……
1974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科学院“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即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国家地震局于1975年1月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召开一年一度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会上地震专家们对中国东部1975、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出现了严重分歧。
以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为代表的专家认为：我国东部自1969年渤海地震后，地震活动已趋减弱，问题不大了。今后一二年主要危险在我国西部，战略上要转向川、滇一带抓8级大震。另外一些青年专家则认为，上述观点对东部形势的严重性估计太低，既与实际情况不符，也与半年前国务院69号文件提法相矛盾。
在这种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领导同意临时再增加一个报告，让汪成民代表东部有震观点的同志发言。
这是历次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惟一的一次，分析预报室将全国一分为二，出现了两个独立的报告：
中国东部与西部地震形势。
1975年1月12日，汪成民作了题为“对我国东部1975-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的报告。出席会议的有科学院、地震局领导周荣鑫、王建中等，还有全国代表百余人。报告提出：1975-1976年我国东部可能发生强震，可能地点是华北北部与苏鲁皖交界，可能强度达6级左右。
我凝视着“1975-1976年中国东部地震形势分析图”陷入了沉思。在近似椭圆形危险区的长轴两端，分别标注着令世人震惊的两个地名：唐山和海城！
这张图绘制于1974年12月，出自于汪成民之手。
1975年2月4日，海城发生7.3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地震。
1975年1月12日，全国会商会上一场争论，形成了汪成民称之为学术上的正常的“东西之争”。这场中国地震界的“东西之争”，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愈演愈烈，学术之争的平台渐渐坍塌，直到24万人魂断唐山……
22：一封鲜为人知的遗书
我从汪成民手中接过一封信件。不知是年代久远还是收信人的泪水，有些段落模糊了。笔迹清秀流畅，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地震工作者一种执着的追求。我翻到信的结尾不禁一惊：贾云年！
辽宁海城地震以后，河北省地震局贾云年给汪成民来信，对发生在一个月前会商会上的一场争论，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为了寄托我们的哀思，摘录如下：
汪成民同志，春节好！
辽宁地震发生后，我们都十分关心震情的发展，心情当然也是十分焦急的。
……
辽宁地震的发生，对我们专业人员包括领导在内，在认识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促进是：……继河间、渤海之后再一次证明了邢台地震的发生是应力场加强——即地震活动急剧增强的突出体现。换言之，邢台地震的发生表明了一个活动期的开始，而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有的已公开发表)是结束或进入调整期……更不是30年内无大于6级地震的问题。我们并不是盲目夸大地震活动，但是对于地震活动总的发展趋势的战略分析与估计的正确与否，在我们的地震预报工作中可以说是占有极为重要的指导地位的。
战略估计不对或不清，我们就会在战役上迷失方向或摆不正位置，以至违背了全局而犯根本性的错误。
……
根据河北省及邻区的地震地质分析，1980年左右在河北北部有发生大于7级地震的可能。
……
我们的这一预报意见1974年初就发出了，但始终没能在一定的场合下讨论。本想在“应力场”会上详细研究讨论一番也未实现。
……
祝工作好！
贾云年 1975.2.12
贾云年的遗书态度很明确，在重申1974年预报意见的同时，也道出了一个地震工作者的忧虑和不安，“战略估计不对或不清，我们就会在战役上迷失方向或摆不正位置，以至违背了全局而犯根本性的错误”！
云年，您是我永远也无法采访到的人。您的遗书写于1975年2月12日，这一天是农历乙卯年正月初二！在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盛大节日里，阖家团圆，爆竹声声，您为了祖国的地震预报事业，却在奋笔疾书……
我原想采访您的妻子陈非比女士，又一想，25年过去了，不能再撕开不幸的女人心上的伤疤，我最终放弃了采访计划。
在此，我为你的英灵祈祷！
23：“东西之争”愈演愈烈
海城地震之后，梅世蓉等依然坚持东部问题不大的错误估计，认为海城地震是这次活动期最后的一次强震。
北京市地震队的耿庆国几次呼吁华北还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意见，无法通过地震局的关卡，就直接通过新华社“内参清样”绕过地震局向上反映。
梅世蓉知道以后非常不满，说：“胡闹，给我捅漏子。”
又说：“69号文已完成历史任务，到期就撤。”
汪成民却反其道而行之，写了“谈海城地震后我国东部地震形势”一文，支持耿庆国、贾云年等坚持有大震观点的同志，利用出席一些重要会议的机会进行宣传。在国务院小会议厅(华国锋、吴德等中央负责同志在场)、在国家计委(袁宝华主持会议，余秋里同志在场)等处多次阐明以下观点：
1.海城地震是中国东部活动增强的信号，而不是结束的信号。
2.大震有串发特点，今后1-2年内可能还有震，国务院69号文件不能撤。
3.海城地震后牵动燕山南麓向东发展可能性大。京津唐渤张是危险区之一。
汪成民平静地叙述着历史。四四方方的茶几上堆着半尺多高的史料。他是很严谨的科学家，几乎每一句话都有出处。他讲话很注意把握分寸，但不知为什么有点“保守”。他写于1975年7月的“京津唐张渤地震形势”提纲，明明白白地写着：
“串发性特点：今明年还可能发生＞7级(地震)。”
可是他并没有这样跟我讲。我想，也许当年在公开场合没有讲这个话，但是“7级”在他心里可能占了很大的分量。
1976年初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梅世蓉副主任身体欠佳，没有出席会议，汪成民代表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向大会作总报告。他放开手脚专门论述了“东西之争”，反对只重视西部抓8级地震，而忽视东部的战略估计，并进一步把海城地震后下次地震的危险区缩小到唐山滦县与辽西一带。摘录如下：
关于一九七六年地震趋势意见
……
地震活动及大地测量等资料表明，京、津、唐、张、渤一带及其邻近地区，继海城地震之后，仍然存在着发生5-6级地震的背景。其主要依据是：小震活动仍有集中成带并围成空区的分布；许多台站的地应力，宝坻、唐山、西集、中兴庄等台的地电，香河一带的地形变，锦州、朝阳、沈阳等台的地倾斜，以及一些台站的水氡观测，多发现有半年左右的异常；在辽南西部的老虎山——大庙、河北的蓟县——兴隆等地的重力复测发现几段较明显的异常变化。总的看来，河北的东部和辽宁的西南部，观测到较多的中期趋势异常。因此，在冀东北至冀辽交界地区(包括渤海沿岸)及京津之间，需继续加强观测分析工作。
……
1976年4月，京津唐地区出现了异常，最突出的有宝坻地电、昌黎地磁、滦县水氡、香河水准等。汪成民带队去唐山——山海关一线调查落实情况，结论是：“异常是真实可信的，并非外界干扰引起，此区震情要密切注视。”
汪成民带队在外调查，梅世蓉筹备召开京津唐地区震情讨论会。这个会开成了一个降调会，不仅将全国会商会的结论退了下来，并且公开提出：国务院69号文件的预报期限已到，到6月若不发震，就下通知撤消此文件。
1976年5月底，云南龙陵发生7.4级地震，丁国瑜主任带队去了四川。这次地震证明了梅世蓉估计的“主要危险区在西部”的正确性。当四川出现一些情况时，主管华北震情的梅世蓉副主任去了四川。而且监视京津地区的一些技术力量、仪器设备，如流动重力队等也从京津唐地区抽调到了川滇。
1976年6月的真实情况是：一方面京津唐地区异常逐渐增多，另一方面监测力量不断削弱。局分析室负责业务的领导没有一个人在家，全部到了川滇……
工作重心转向了西部。
24：分析组长掌握什么震情
唐山大地震之前，唐山地震监测网曾出现了大量的异常。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不知道吗？唐山大地震过去二十多年了，这段历史终究要澄清！震情分析组长掌握多少唐山临震异常？
汪成民先生陷入沉思，唐山大地震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但这毕竟无法避免地涉及到“责任问题”。
我的录音机无声地转动着。这一段录音带是难以忍受的空白，间或一两声咳嗽声。
从6月中旬起，分析预报室陆续观测到一批异常，并收到愈来愈多的预报，平常每月平均收到了3-5次预报，6月以来收到15次预报。预报时间集中，调子较高，异常现象也较明显。
6月21日，根据气象分析资料，唐山出现类似1969年渤海7.4级地震前的气象异常。
7月5日，多项监测手段出现过去少见的异常，为此汪成民在会商会记录中写上结论：特别强调要注意临震(异常)。
7月12日，根据地磁资料提出：7月19日与7月29日是近期两个易发震的危险日期。
7月14日，北京地震队张国民来电称：北京地区观测到自建队以来最明显的异常，累计有7大异常，担心北京地区要出问题。
7月16日，先后收到北京队、天津队、北京地质大队等震情报告。
……
此时，上报的震情报告越来越多，汪成民十分焦急。梅世蓉副主任从四川回来，他就及时进行了汇报。梅世蓉说，“四川比这还热闹也没发生地震，从测震角度看，华北问题不大。”
汪成民直接找局领导反映，约了几次都没时间听。
他们很忙，正忙着按科学院批“两胡”的精神部署工作，科学院揭批胡耀邦同志，地震局揭批胡克实同志。
汪成民的思想负担很重，地震预报本身没过关，谁都很难说有把握，偏偏又是预报京津唐这个敏感地区……而对京津地区预报已有明文规定，没取得领导同意之前，他无权也不敢下结论！
汪成民决定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采取一些“越轨”的方法。
25：被迫“越轨”
我看出了汪成民那份刻骨铭心的无奈。他像是一位出色的猎手，已经发现了吞噬人民生命的恶魔。他手中的猎枪，子弹已经上膛，可是他无权开枪！他只能迂回，迂回，再迂回……
汪成民这个组14人，在十几天内他组织了25人次下台站，这样频繁的调研在国家地震局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为了配合调研工作，他给司机班开了震情座谈会，要求随时准备出车。
7月17日，汪成民决定第三次亲自去唐山。他有两个目的。一是向主管业务的副局长查志远汇报，副局长正在唐山主持一个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二是利用会议广泛地向代表们收集情况，了解是否有临震异常，进行情况通报。他专门印了一张“突变异常调查表”。要求各观测点对最近本区突出情况发表意见，在7月底以前填表直接报送北京。
这种不通过省、地、市组织直接一杆子捅到底，由国家局直接发调查表了解临震异常的办法，是国家地震局从未用过的应急措施。许多代表反映，这种异于寻常的做法，提高了对地震突然袭击的思想准备。这些表格在唐山大地震前夕有的报送了北京，但大部分没有收回，也许填表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汪成民在资料堆中抽出一张调查表，由于年代已久，有些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摘录于下：
突变异常调查表
填报单位：天津市汉沽区 填表日期：1976.7.22
主要内容：
汉沽一中“磁偏角”和“土地电”：……认为本月底或下月中旬偏东北存在震情。
东风盐化厂海潮观测：7月6-17日，异常11天，幅度达21cm，近期渤海沿岸应有震。总的看来，在长趋势背景上，海潮是成线性上升的，在上升中出现鼓包，这个鼓包可视为短临异常。而上升的过程是否视为大震在孕育中？
……
汉沽！
1976年7月28日上午我(作者)途经汉沽，踩着拧成麻花的钢轨，遥望汉沽人处理死者的方式很气愤。他们大都是4个人抬着一块门板，上面的死尸只裹着一条棉被。为什么不去火葬场？为什么不打一口棺材？遇难者是自己的亲人哪！我到唐山才看见唐山远不如汉沽。唐山市没有了街道，大街小巷没有一条没有死尸的，天下着雨，所有街道都成暗红色的了。解放军的翻斗车昼夜清尸也清不完，那时正是三伏天，三四天以后，尸臭弥漫了整个唐山。解放军官兵常常被呛昏了，不得已戴上了防毒面具……超过二十四万的遇难者就这样走了……
填写“突变异常调查表”的汉沽地震工作者，您在唐山大地震中幸存了吗？
汪成民发了三百多份“突变异常调查表”。
汪成民要求作大会震情发言，查志远副局长不同意。
7月17和18日，利用两个晚上的时间，汪成民和部分与会者开了两个座谈会，他在这两次座谈会上通报了震情！
营口市地震办公室主任曹显清同志听了情况通报后，当夜写了一个紧急情况反映，向市革命委员会等处报告。
曹显清，被中国地震界称为“曹地办”的小老头由于海城营口成功地预报了7.3级大地震，身披一层辉煌而载入了史册。尽管那次地震预报被誉为“世界奇迹”风靡了海内外，但他丝毫不敢忘却地震的惨烈：死亡1328人，重伤4292人……紧急情况反映摘录如下：
紧急情况！
华北协作区地震形势比较严重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汪成民讲)
国际国内地震有特殊活动。如果人的体温37°为正常，现已超过。
华北可能打破(历史)最高记录。
……
……京津唐渤张应严肃注意。
曹 显 清
1976年7月17日
我不禁对曹显清老人肃然起敬。那天晚上很热，汪成民讲到很晚才散会，老人是怀着一种什么心情连夜起草报告的？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更是不敢怠慢，带着汪成民通报的地震预报意见，风尘仆仆地赶回生养他的故乡！
二十多年以后，我在青龙看到了“中共青龙县委员会办公会议”记录。会议内容：……7月22日至8月5日有五级地震。地点：京津唐渤张一带，下半年至明年有7级至8级地震。
我想，假如国家地震局这个会不是在唐山开，参加会议的唐山人晚上也许不会回家；假如查副局长点一下头，允许汪成民在正式会议上通报震情，唐山也许和青龙一样会创造出人类灾害史上的奇迹；假如……那样的话，唐山就会少一些地震遇难者，少一些截瘫，少一些地震孤儿……还会少一些重组家庭……
然而，历史不承认假如！
汪成民在座谈会上讲的地震预报意见是：7月22日至8月5日有5级地震，可是又说下半年至明年有7-8级地震，7月份已经是下半年了，时间上不矛盾吗？汪成民沉痛地回忆，我是故意这样说的。既要把震情讲出来，还要不违抗领导的指示。只能先说5级，再说下半年有7级以上大地震。尽管这样，还怕领导说我捅事！
就在大地震迫在眉睫的时候，汪成民可能尝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个中滋味，就瞒着梅世蓉给远在云南的丁国瑜主任挂了电话。汪成民向丁主任汇报：京津唐异常多，情况严重，我的工作遇到了困难，希望丁主任尽快回京。另外，汪成民请丁主任把临时抽到川滇加强工作的北京、天津、河北的同志提前调回来，投入到京津唐地震震情监测工作中去。或许是汪成民的电话起了催促作用，一部分赴川滇的同志于唐山地震前夕返回。如天津市地震局张肇诚同志等。
汪成民7月22号回京。他呼吁领导听一次汇报，研究一下震情。领导们这个推那个推，不是开会就是生病！震情分析组长没辙了，7月22号，就在局长门口糊了大字报！值得记录在案的是，1966年“文革”以来，这个留苏的“臭老九”没贴过这东西。
这是汪成民平生第一次大字报。
一页是地震趋势预报：北京队、天津队和地球所报上来的预报意见。
另一页是地震短临预报：河北队、地震地质大队、海洋局情报所和地震测量队报上来的预报意见。
这些单位都是专业地震机构。
大字报在地震局引起了轰动。
不容置疑的是，唐山地震前反映震情最多的是北京队。早在7月14日北京队就要求听取详细汇报。汪成民已经买好了去唐山的火车票，就请梅世蓉副主任去听，但是梅世蓉执意等他从唐山回来以后再去。汪成民从唐山回来已经是7月22日了。这个会一直拖着没开。
1976年7月26日早8点，汪成民一行15人乘车去北京队。出发前他去梅世蓉家里，梅世蓉说有事，就是不去。组长无可奈何了，只有征求副主任有什么指示，要带到会上去。
梅世蓉说：“四川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再乱了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说话要慎重。”
在与北京队的震情会商会上，汪成民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
北京队的耿庆国、华祥文、李宣瑚、陈克忠等同志在发言中坚持有震的观点，充分谈了震情的紧迫与危机感。
震情会商了整整一天。关键是，谁来拍板呢？
会议的唯一结果是，双方一致认为震情紧迫感是客观的，也是空前的。双方分别尽快向领导反映，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请领导决断！
7月26日晚上，汪成民感到问题紧迫，不能再拖，连夜写了一份汇报题纲，打算口头汇报不上就打文字报告，再不行就还写大字报。
7月27日7点30分，汪成民在局长办公室堵住了领导，经再三要求，局长终于答应10点听汇报！但是刘英勇局长本人不能参加了，他还要去医院看鼻炎。
1976年7月27日上午10点，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张魁三终于按时听取了分析预报室的汇报。
参加汇报的有：分析预报室主管华北震情的梅世蓉副主任，京津震情分析组长汪成民，以及张郢珍、刘德富等人。
汪成民感到大地震迫在眉睫，就按照7月26日夜间突击拟好的文字稿严肃地宣读：
局领导：
自7月份以来，京津唐渤张地区有些台站在原有的前兆异常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各有关单位的预报较多，调子较高。据统计，今年以来我们共收到对京津唐渤的预报48次，仅7月份就有10次，其中7次是7月中旬以来收到的。
……
异常是真实可信的，情况是严重的，要求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采取什么措施，请领导决策。……
汪成民在汇报时，还离开讲稿介绍了刚了解到的廊坊水氡异常情况，说明它在海城地震前也出现过，是临震信号！
局长们显然还要听听更高明的意见。
梅世蓉副主任没有表态。
最后，查志远副局长拍板：“目前事情很忙，下星期开一次会研究一下(请读者注意：7月27日是星期二，查副局长说的是‘下星期’，假设下星期一就开会的话，也已经是8月2日了，延续了6天！)，你们明天去廊坊看看。”
查志远副局长当然有权利拍板。汪成民苦等了一个月的汇报会草草结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仅有15个小时。
26：巨大的灾难和无边的黑暗悄悄地降临
巨大的灾难和无边的黑暗悄悄地降临了。
汪成民作为一个地震科学家，1976年上半年竟然去了三次唐山。在海城地震后，他敏感地抓住唐山不放，第一次跑遍了在海城地震后所有发生异常变化的温泉：秦皇岛、抚宁、遵化、兴城、青龙、滦县；第二次深入调查了滦县安各庄水氡含量的异常；第三次解剖了开滦唐山矿近百年涌水量的异常变化。
年轻的科学家睡不着，他有那么多地震前兆异常，那么多临震告急预报，他“请领导决策”，而领导却还让他“明天去廊坊看看”。他深深地感到，在权力面前，自己是那么软弱和无助。
他想起了周恩来总理是如何对待异常现象的。
1975年3月5日深夜11点多钟，叶剑英办公室来电话询问震情。值班的同志说一切比较正常，只是北京通县麦庄一带发现了一条地裂缝。因为夜里看不清楚，打算明天去落实。仅仅过了半小时，周恩来办公室就来了电话，传达了总理的指示：连夜去调查，弄清楚地裂缝是新出现的还是老的，一定不要等到天亮。总理还说，“这么紧的事，为什么非等到天亮？晚上看不清，就不能解决照明问题吗？”值班人员向汪成民作了汇报，汪成民连忙安排崔德海带队去了。汪成民便在值班室电话机旁守候。
汪成民事后才知道，这是日理万机的总理在病重住院期间，深夜发出的对地震工作的最后一个指示。而这一天正是总理的生日。
为了一条地裂缝，仅仅是为了一条地裂缝吗？
他特别怀念周恩来总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怀念。他曾八次见到周总理，其中四次是面对面地向总理汇报。总理亲切地称他为“小老乡”……总理的“小老乡”还在半睡半醒之间，绝后空前的唐山大地震爆发了！
27：唐山地震漏报剖析
张庆洲：您做为唐山大地震的历史见证人，您认为漏报的原因是什么？
汪成民：唐山地震未作出预报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要客观地恢复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历史地、科学地去分析事物的全过程，脱离当时的环境与人物是无法得到正确的结论的。从一系列事实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科学技术”问题。
地震预报是一道科学难题，世界上尚未解决。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什么是地震的“必震信号”。因此，严格地讲当前对任何地震的预报，包括预报取得成功的海城等大地震，都远谈不上是科学的预报。现在的预报如同中医治疑难病症一样，主要依据资料与经验。海城地震如此，唐山地震也是如此，基本处于同一个水平。从预报的高标准要求(科学准确地提出地震三要素)，都达不到。从预报的低标准要求(不很科学，不很准确，大体估计在一定时空范围，达到事先向群众打个招呼)，海城可以做到，唐山也可以做到。
第二，关于“四人帮”干扰问题。
唐山大地震前，广大技术人员忙于紧张地落实异常，分析震情的时候，也正是“四人帮”活动最猖狂的时期，这是历史事实。根据科学院运动的安排，1976年6-7月，正是全院“批邓反右”掀起新高潮的日子，全院“揭批”胡耀邦同志，全局揭批胡克实同志。因此，对涉及有关京津唐地区的震情，有的人视为一个危险的政治敏感问题，采取了压制或回避的态度。
第三，关于“地震局某些环节误事”的问题。
唐山地震情况复杂，预报难度大。在震情判断上一直存在严重的分歧。从趋势分析到临震判断，多次引起了激烈辩论。这些争论本来是正常的学术之争。地震预报没有过关，成功也是探索中的成功，失败也是探索中的失败。问题是，唐山地震前，持无震观点的人掌握着关键岗位的决策权。他们把无大震的学术思想变成了行动指南，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专横压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一种成见，以至成为唐山地震预报的一种阻力。震后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控制舆论统一口径，这就超出了“学术之争”的范围了。
张庆洲：根据唐山地震的实际资料看，震前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异常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打个报告，向京津唐人民打个招呼可能吗？
汪成民：这个问题是肯定的。你设想一下，为什么不能把青龙县的做法推广到京津唐呢？为什么不能把以我个人透露情况的方式，改变成为以地震局的名义向中央，向京津唐地区直接通告呢？假若能做到这一步，唐山就成为了第二个海城，甚至能比海城取得更明显的预报效果。
这决非幻想，当时若能克服人为的阻力，这就可能成为现实！
张庆洲：教授，我将咱们的谈话公布于世，您有什么看法？
汪成民：我意识到可能给我带来一点麻烦。但是共产党员的党性，科学家的良心告诉我，实事求是讲真话，才能无愧于党和祖国，才能对得起唐山人民，才能促进地震工作健康发展，避免唐山悲剧的重演！
汪成民研究员简介
汪成民，1935年12月出生于上海。
1954年毕业于北京四中，后被选送赴前苏联第聂泊尔彼得罗夫斯克矿院。
1960年回国后从事地震前兆与地震预报研究，先后在中科院、中央地办、国家地震局负责有关震情分析方面的工作，历任分析组长、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等职。
1996年应邀在第五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介绍青龙县七•二八大地震成功预警经验。
28：主管华北震情的官员如是说
采访梅世蓉女士很难。
她与我通电话时很诚恳也很坦率：对唐山地震预报问题，不想谈，因为很难谈，说也说不清楚，麻烦事太多……
采访的念头几度潮起潮落。我怎么访她怎么谈？一个又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几乎都涉及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在说起某件“坏”事的时候，大都是“对事不对人”；说起某件“好”事的时候，可以把牛的某一部分晒干了，碾成面扬起来吹，没事儿。
不顺着传统习惯走，活该碰上麻烦事，连老婆都不疼你。
麻烦就麻烦吧。唐山死了二十几万人，不仅仅是麻烦！为了客观、公正和真实，我必须采访她。
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梅世蓉作为一个地震科学家，国家地震局负责华北震情的政府官员，她一定有她的看法和理由，也一定有无奈与苦衷。
将近1小时的长途电话，我的烟灰缸里多了三个烟头的时候，唐山和北京的距离拉近了。
我坚信，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谁愿意看到地震与死亡！
我按响了梅世蓉家的门铃。
小小的会客厅。沙发很老旧。
我的眼睛真笨，看她也就是60岁左右的样子。采访结束后，我索要了一份简历：她已经72岁了！我还惊叹，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这位七旬老人，既有科学家的严谨，又有政府官员的口才；记忆力惊人，思维相当敏捷。也许是唐山对她来说太深刻了，也许是她研究唐山太久了。大地震已经过去了24年，她的回忆却仿佛就在昨天！
29：她心中的海城辉煌依旧
张庆洲：中国地震预报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是吗？
梅世蓉：不管怎样说，正式发布了7级以上地震预报，采取防震抗震措施，最终取得了很大减灾效果的，世界上还是独此一家啊！
发布7级以上地震预报，效果比较好的应该是海城，那也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美国还专门来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考察。详细了解海城地震预报的全过程。
海城地震预报成功是无法否认的，因为它是一个事实，千真万确的事实。
张庆洲：有外电报道，这是人类首次成功地预报7级以上大地震。
梅世蓉：海城地震当天，我和局长去国务院汇报。
周总理当时在病中，他还非常关心。
李先念副总理一听死人不多，高兴得不得了，说，在工业如此发达、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取得这样效果，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华国锋主持召开国务院各部委会议，布署到现场啦，慰问啦，这些事情。
张庆洲：您那时就主管华北震情吗？
梅世蓉：主管。海城在华北边上。
1974年6月份，召开的华北地区趋势会商会，就把辽宁南部作为一个未来可能发生强震的危险区。过了半年以后，海城地震发生了。
海城地震中期是有预报的。最精彩的还是临震预报啊。
辽宁省和当地政府出面动员群众，一定要搬出屋子，在露天放映电影……
张庆洲：辽宁省跟你们打招呼吗？
梅世蓉：当然打。我们上下联系。中国任何一个省、市大地震的预报，都要和国家地震局通情报，而且必须得到同意。如果我们上头不同意，他还是不敢报。虽然发布地震预报的职责是省地震部门提出意见，然后由省政府发布。但是具体操作呢，我们是全国地震分析预报中心哪，所以上下必须通气。
海城地震如果没有预报，那简直不知要死多少人。我给你讲，如果没有临震预报，那比唐山，至少不亚于唐山。因为海城震级7.3哪，倒了很多房子，而且它人口密集啊……
我们到国际上去作报告，谁都承认这是人类第一次嘛。
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国务院通报嘉奖地震部门。当然，那个时候不是物质奖励，“文革”期间谁还想那个物质的东西？根本就不去想。(笑)
张庆洲：那年头和这年头不一样。
梅世蓉：精神上就已经足够了！奖励一下来，整个地震系统欢欣鼓舞啊！
海城地震前，说实话，在那里搞地震预报，究竟能不能成功心中没数。就是“边研究、边实践、边预报”。周总理也没要求我们一定要把哪个地震报出来。反正你们探索，报出来就给你们奖励。政府是这样一个态度。这对地震界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难题上走在世界前列。那阵儿不是动不动就要走在世界前列吗？那个时代我们虽然落后，什么都要走在前列呀！
欢欣鼓舞之余，我们召开了若干次科学会议。把海城地震短临前兆的特点，其实是一个地震表现出来的特点进行总结。以为海城地震这样一种形式的前兆，在别的地区也会重复。后来我们才认识了，别的地震还有别的表现形式。
30：海城能成功，唐山为什么不能
梅世蓉：说到唐山地震，外界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海城成功了，唐山就不能成功？海城成功了，其他地震都要成功。
有这样一个认识：一个地震表现出来的特点，好像在别的地震前也一定会重复。你参考别的地震经验，理应报出唐山地震。实事求是地讲，唐山和海城地震之前很不一样。短期临震前兆表现出来的特点差别很大。
比如说，海城地震前最突出的临震前兆是什么呢？是前震！“小震闹，大震到”。这是从邢台地震总结出来的经验。海城地震之前的小地震比邢台还要厉害，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小震的次数和强度都在增加。所以，前震在海城地震前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这是第一。
第二呢，海城出现了许多宏观异常。1975年，我们国家地震工作方针里有一个群测群防，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行，光靠专业队伍是不够的。各方面报上来的情况很多。
动物异常。那边家家户户都有动物，鸡呀，鸽子呀，甚至猪！一些比较迟钝的动物。
地下水异常。地下水变色变味啦，井水升降冒泡翻花啦，这些现象很突出。
第三呢，土仪器一般来说精度不高，地下变化很突出它才会响应，而且响应的还很厉害。仪表指针大幅度地摆动，不是一个点而是好多个点！
张庆洲：海城的土仪器包括什么呢？
梅世蓉：土地电、土倾斜、土……
所有这些短临前兆，邢台地震前都出现过。几乎是邢台地震的一个翻版。但是比邢台更丰富，邢台没有土仪器。
张庆洲：唐山地震之前呢？
梅世蓉：唐山地震前是以“高度平静”为特征。
唐山地震我研究二十多年了，左看右看前看后看深看浅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在认识上，我从学术上就有了一些看法一些解释了。
“小震闹，大震到”。它不闹！从天津的宁河到唐山的滦县，这么一个北东向的块块里头高度平静。
1982年，我组织了70多人总结唐山地震。我说，咱们把这个事搞实在，到底是不是我们的数据处理有问题。咱们查原始资料，就是查当时的地震记录。结果查了三四个月，查出了三个小小的地震，还定不了震中。0.1级以下的，小的不得了。只有1台微震仪记录到了。唐山地震前相当的平静。
一等前震，没有。
再等宏观。海城、邢台地震宏观异常很多。唐山不多。
河北省地震局的胡长和，她当时是综合预报组的负责人。我们在一块讨论那本书(《1976年唐山地震》)时，她说唐山地震前十几天，几乎天天跟唐山地办联系，问他们有没有临震情况。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外围地区看到个别的突发性异常。就希望等待更多点的临震异常。
河北省廊坊水氡异常，叫做“一大二跳”，这是专业台站的观测手段。这是海城经验。我们就想找这些异常，因为海城震前是多点异常，而廊坊只是单点。1976年7月中旬，我们才发现廊坊有点突发性异常。但是这样的单点异常不足以作为凭据来报地震的，是不是？
1976年7月27日汪成民跟局长汇报的时候，他就说，目前临震异常还比较少，就说了一个廊坊水氡，这我还记得。还没有发现太多的临震异常。这是实际情况。
张庆洲：1976年7月27日，你们掌握的还只是廊坊水氡突跳？
梅世蓉：所以就赶紧收集啊，就派了很多人下去收集。当时发现了一些情况，但是不落实。比如说昌黎电阻率，地震后才确定那是地震异常，但地震前并没有确定。什么东西干扰了大家的判断呢？就是漏电问题。漏电是人为的，不是大自然的问题。
所以找不出干扰的就是廊坊水氡。
钱钢写的也是它。这个肯定要说，因为它是很明显的异常。但它就一定是地壳运动的异常吗？这一点还是砸不死啊！
张庆洲：除了廊防水氡还有别的异常吗？
梅世蓉：唐山地震前还有一个异常，但是没有肯定下来。有些地方我不愿意说，但这个事情也不能回避。马家沟的马希融，他所看到的异常很突出。(形变电阻率)下降了16%，他是群测点。
钱复业和另一个专业人员到他们台上去了。16%的异常，按照当时的认识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他是在矿井底下放的仪器，而且又是一个群众测报点。这样一个异常量，大大超出了人们想象的程度。
专业人员当然要考虑量级的限度了。什么都有一个量的限度，大到超过实验允许的程度，它就不可信了。
实际上就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钱复业也到了唐山胜利桥。那里也有地电观测，是我们自己的专业台站，观测的没有变化。你怎么判断？马家沟变化16%，胜利桥不变化，相信哪一个？一个变化很大，一个不变化，而且不变化的是专业台站。
谁能把这个事判断出来？搞监测手段的人作不出一个结论。
局长做不出来。更高的人也做不出来。
张庆洲：还有别的什么异常吗？
梅世蓉：还有一些变化。比如安各庄的水氡异常。但是不是地震引起的？人为用水有干扰的话，它仍然可以出现异常。有的同志是这样的观点。
还有一个异常，是不是地震引起的不知道，就是香河水准。大灰厂的变化也很明显。当时争论的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异常，一种是干扰。这两种意见还挺尖锐。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在香河作了一条跨断层补充测线。
7月21日的形变专业会议争得一塌糊涂，但怎么也要有一个结论。既有干扰又有异常，这就谈不清楚了。
我们总觉得有变化。假如没有情况，不会出来这么多变化。所以1976年7月份的日子很不好过。一会儿这变，一会儿那变，变化还蛮大，意见还蛮分歧。只好给局长汇报，局长们说那怎么办？你们又拿不出一个明确意见。
这种情况下，谁能拿出一个明确的意见嘛？
地震前兆判断难，干扰和信息分不清楚。
唐山地震之前就是这种情况，异常确实有，变化也有。但那些异常是多大地震的异常？不知道。大灰厂在北京西南，昌黎在海边，这么大一片京津唐，异常点有，既便说这是地震异常，地震在哪里？
在当时认识的情况下，判断不出来。
1976年初，在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就把京津唐列为一个重点。国家地震局始终把首都圈的监视工作放在全国之首。
张庆洲：你指的首都圈包括唐山吗？
梅世蓉：包括唐山，一直到渤海湾。无论哪一任局长，都不敢掉以轻心。有的书把查志远鞭挞的很厉害。当然，他有他的问题，但在抓地震这个问题上，查志远有查志远的苦衷。
张庆洲：他有什么苦衷？
梅世蓉：他抓了，他不是没抓！而且震后还批他，批得好厉害。实事求是地讲，地震谁敢不抓啊？而且是首都圈的地震！从造反派的角度来讲，他也要抓。海城地震不是造反派抓得吗？谁敢不抓，因为它要死人，不敢不抓！
7月27日就是他听的汇报啊。
张庆洲：1976年7月27日上午那次汇报会上，汪成民讲他收到了多少预报，调子比较高，请领导决策。当时别人的意见呢？
梅世蓉：汪成民作为京津组组长，他主讲。当中有些插话，但我插话很少，也记不清插了什么话。
张庆洲：您有结论性的话吗？
梅世蓉：没有。最后是查志远作的结论。他说，有情况但是不太多，主要是短临前兆情况不太多。已经发现了廊坊水氡异常，那就赶紧去落实，马上就派车。确实是派车了，我督促的，赶紧去落实情况。
汪成民在局长门口贴过大字报，把各家的意见列出来了。当时预报意见比较多，我觉得这是事实。但是没有一个集中的地区，要加强工作总要有个集中的地点，队伍往哪里去？在这种情况下，能采取的措施只能是加强工作，哪里出现情况就赶紧去落实。当时派队伍上唐山，你根据什么？唐山又没报警。唐山要是报了我们也就去了。
31：如果尊重历史，这个会不能不说
梅世蓉：要说唐山地震预报，有一个会肯定要谈的。而这个会钱钢没写，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是一个专业会，没有群测群防。
1976年5月份，好像是23、4日的样子，在北京友谊宾馆，开了一个京津唐张地区震情碰头会。
张庆洲：那个会还有资料吗？
梅世蓉：“文革”中的文件好像也残缺不全，不知道有没有。但那个会是我亲自组织召开的。
我主持，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会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张庆洲：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
梅世蓉：1976年4月6日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生了6.3级地震，1976年4月22日河北大城发生了4.4级地震。这两个地震引起我们很大注意，到底意味着什么？京津唐张地区到底还有没有地震？大家的意见很分歧，大致有三种意见。
第一，西边的异常对应了和林格尔地震，东边的异常对应了大城地震。京津唐张地区短期内不会发生5级以上地震。
第二，和林格尔地震对应京西北的异常太远了。大城地震对应京津唐张前兆趋势异常震级太小了。宝坻地电3年的异常是7级以上的地震。
所以有的同志认为这样分开对应有问题。还有的同志，很强烈地站出来反对，认为这样对应太危险。
当时，承认宝坻地电异常是可靠的；昌黎地电异常是漏电引起的；马家沟的地电有问题。但是，宝坻地电只是一个点，如果有7级以上地震就不可能是一个点。
第三，你要承认宝坻地电异常跟地震有关系，就不是一个5级地震的问题。可它又是一个孤家寡人，如果有别的台站跟它配合呢，那就把它撑上去了。昌黎和马家沟又有问题。
张庆洲：总的来看，唐山大地震前，有多少异常摸不准看不清，还有和林格尔、大城两次不大不小不远不近的地震也模糊了视野。所以，有一些前兆现象就啃不死，是吗？
梅世蓉：所以我们在会上就说，抓紧做工作落实，把它敲死。
大家进行了分析，认为异常情况很多，但目前还作不了结论，定在7月份再开会。
这个会没来得及开，七.二八大地震就来了。
唐山地震漏报了，仅仅是科学水平问题吗
张庆洲：唐山大地震漏报，是否跟唐山属于首都圈有关？
梅世蓉：应当这么说吧，首都圈的地震预报不是那么容易的。作首都圈的地震预报顾虑很大。不是高精度的预报，谁都不敢报。
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那些成功的地震预报都在首都圈以外？所以就奇怪了，首都圈的地震台站最多，研究力量最强，历史最悠久，资料最丰富，可是……
张庆洲：1976年也是这个状况？
梅世蓉：是这个状况。咱们打个比方，说北京地区估计有一个5-6级地震，你是报还是不报？你报了，好家伙，北京城要采取一个措施，这是多大的损失？这当然要中央政府去决定。要是7级以上的地震，那又另当别论。你报一次，不准一次，就失信一次。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你喊了三次它还不来，第四次它来了，前三次的损失加在一起，损失更大。
所以，首都圈的地震预报不是很轻易的事，思想负担特别重。
张庆洲：当时您的思想负担是不是特别重？
梅世蓉：当时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看不准。不是感觉到有一个大地震要来不敢说。当时没看出是大地震。
我没看出是大地震，凭什么说是个大地震呢？
我没看出来，别人也没看出来呀？
张庆洲：1976年7月14日，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了京津唐张渤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近百名中国地震界的官员、专家和工作者到唐山二中参观地震科研小组的情况。田金武老师郑重地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可能达到8级！像这样的地震警报，查志远回来不讲不通气吗？
梅世蓉：那次会议我没参加。咱们这是瞎猜啦，田金武讲的时候查志远在不在也是个问题呀，听了没听也是个问题呀，这我就不知道了。
至于我，根本就没资格去参加那个会，因为我不是群测群防处的人。
那个时候体制就是这样。
分析预报室是国家地震局里一个小得很的机构。
你也知道“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夹着尾巴做人，咱们就规规矩矩做工作就是了。所以与我无关的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张庆洲：1976年5月，国家地震局在山东济南召开了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向地震界的领导、专家和同行们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梅世蓉：不知道，不知道。
张庆洲：唐山地区的吕兴亚、侯世钧他们都有书面地震预报意见，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都没收到？
梅世蓉：我没看到。没有任何人呈送给我。我如果看到这些，肯定会引起注意的。
张庆洲：我听说，5级以上的书面地震预报意见要层层往上转，是吗？
梅世蓉：这个呢你问我，我还真答不上来。我们只跟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打交道，主要是专业队伍。也可能跟当时的体制有关，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两条线。
张庆洲：这两条线不可能是平行线吧，它不在分析预报室相交，总得有个相交的地方。否则，群测群防不就失去意义了吗？
梅世蓉：他搞他的群测群防，我们搞我们的分析预报。
你今天要是不来，我还真不知道唐山地震前还有这么多的地震预报意见。
32：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唐山地震漏报的原因
我想，梅教授说的都是真话，她毕竟是72岁的老人了。这是让人尊敬的年龄。国家地震局的决策部门，确切地说，主管华北震情的政府官员，不掌握唐山的震情告急，也不掌握唐山的前兆异常，我们就不得不沉下心来想一想了。
1.群测群防与专业队伍两条线，群测群防处和分析预报室，应该隶属于国家地震局。这两条线在地震局的哪个部门或是哪个领导那里相交？
两条莫名其妙的平行线导致了什么？不仅仅是唐山投入了那么多的人力和财力搞地震监测网……
2.我们公正、客观地分析，1976年5月的济南会议和1976年7月的唐山会议，都是国家地震局主持召开的。国家地震局的官员，对来自唐山的地震信息应该是知情的。而像吕兴亚、侯世钧他们的书面地震预报意见，则不是直接呈报的国家地震局，那些“有关部门”是否层层往上转了呢？如果没转，是哪一级的官员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3.梅教授讲，如果唐山地震前，真有多个群测点在差不多的时段里，有突出异常的资料并作出强震预报，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一定会特别重视的！我想如果这样的话，唐山也许应该成为第二个海城。起码向唐山人民打个招呼是可能的。唐山会少一些孤儿，也会少一些截瘫……
4.我不想再声明什么了，我只想找出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而不是很具体的某一个人。因为第五次地震活跃期已经来临。一个行政部门犯错误不怕，可怕的是视而不见，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一种错误，那才是真正的悲哀。而且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错误，它以数十万鲜活的生命为代价。
5.唐山大地震以后，国家地震局下了很大气力，动用了八个省、市的地震局和九个科研机构，以及许许多多从事台站观测、野外测量的同志们，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论述了唐山大地震。这部《1976年唐山地震》(梅世蓉主编)，无疑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十分宝贵的震例。
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唐山地震漏报的原因呢？
我为我自己悲哀。随着本调查的采写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走进了雷区，前后左右都要照着点。几乎所有的被采访对象，都提出尽量少涉及具体的人。梅教授说，唐山地震都过去二十多年了，你成书的时候，能回避的就回避吧……我答应七旬老人要求的同时，不再年轻的心骤然苍老了许多。
唐山大地震犹如一座冷酷的冰山，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海平面以上的八分之一，海平面以下的八分之七呢？
梅世蓉研究员简历
梅世蓉，女，1928年4月27日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
1947-1952 四川重庆大学物理系学习。
1956-1960 苏联科学院大地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地震学专业。
1974年以来，历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主任、中国地震学会常务理事、地震前兆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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