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警示录
作者：张庆洲
目录
01：大毁灭前的最后一个黄昏
02：唐山地震监测网发现了什么
03：特大地震预报产生于震前14天
04：开滦矿务局短临预报意见报给谁了
05：我们计算为8.4级，只报了6级左右
06：这个大震最低6.7级，最高可达7.7级
07：一幅起伏跌宕的水氡观测记录
08：一份特大地震的完整震例
09：他向唐山交了一份什么答卷
10：地震监测网的忧虑和不安
11：二十多年前的隐秘
12：我总觉着有一种犯罪感
13：作为一个地震工作者我无话可说
14：应该把什么教训留给后人
15：华国锋说，党中央国务院不怪你们
16：李四光的预言
17：唐山地震中期预报
18：地应力短临预报水平揭秘
19：与地震科学家对话
20：国家地震局隐私一瞥
21：“东西之争”风云乍起
22：一封鲜为人知的遗书
23：“东西之争”愈演愈烈
24：分析组长掌握什么震情
25：被迫“越轨”
26：巨大的灾难和无边的黑暗悄悄地降临
27：唐山地震漏报剖析
28：主管华北震情的官员如是说
29：她心中的海城辉煌依旧
30：海城能成功，唐山为什么不能
31：如果尊重历史，这个会不能不说
32：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唐山地震漏报的原因
01：大毁灭前的最后一个黄昏
在共和国的记忆里，深深铭刻着一个非比寻常的年份——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
一月的十里长街，滂沱的泪水送走了“人民的好总理”；
四月的天安门广场，正义的鲜花和愤怒的诗篇面对着血腥大棒的挥舞，刚为濒临崩溃的国家带来一线生机的邓小平同志再度落马；
身染沉疴的伟大舵手毛泽东，此时已无力操纵这艘风雨飘摇的共和国大船；
四个极度疯狂的政治小丑，鼓着“批邓”“反击”的邪风，将治理整顿初显成效的国家秩序又吹向了混乱的顶点。
人祸未了，天灾的魔影又悄然逼近这个磨难年度的七月——
1976年7月27日 星期二 丙辰年七月初一
几天断断续续的连阴雨过后，火辣辣的太阳照耀了整整一天。黄昏降临的时候，燠热依然悄无声息地弥漫着。人疲倦了，树木疲倦了，整个唐山都疲倦了。一缕一缕的炊烟像柔柔的黑纱，轻轻融入夏日黄昏的迷迷茫茫的天空。
唐山人无法忘记和亲人生活的最后一天。这一天过后，数十万亲人的生命结束了，还有数十万幸存者由此而改变了一生！那些与唐山大地震有关的中国地震界的官员、专家以及工作者们，无论在这一天做了什么，他们都不应该忘记。
刻骨铭心的黄昏。
千古遗恨的黄昏。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个黄昏！
与大地震有关的还有一座美丽的小山城——青龙满族自治县。在这个无法忘却的黄昏，这里是另外一种场景。远处的山尖缓缓地刺破了夕阳，西边的半个天就被染红了。整个县城一片悲壮。路边大喇叭的“东方红太阳升”不见了，竟然滚动播发着临震警报，地震随时有可能发生……地震……
县委书记兼县长冉广岐坐镇帐篷当中，一脸的庄严，指挥青龙满族自治县47万人民创造着人类灾害史上的伟大奇迹！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这个大山的儿子，是他带来了大地震即将来临的信息。信息的来源地在哪里？9个小时后的震中区唐山！通报信息的人是谁？地震科学家汪成民。他是哪里的地震科学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
青龙距唐山115公里。冉广岐指挥青龙人民创造着奇迹，一无所知的唐山人民却面临着巨大的死亡！
唐山的夜，出现了一阵一阵的藕荷色的地光。池塘里的鱼翻白了。井水改变了少女般内在的性格，不是默默地调剂盈亏的水源，而是急剧地上升或下降，有的还疯了似的冒泡翻花！跟人患难与共上千年的狗声嘶力竭地狂吠不止，俨然得到了天旨，告诉人们这即将来临的泼天大祸！
夜愈来愈深。一阵阵藕荷色的光仍在闪烁。乘凉的唐山人陆续走进了自己的家。中外宾客也回到了下榻的地方。渐渐的，唐山市的大街小巷变得空空荡荡……
唐山和青龙，同一个月亮，同一片星空。
我和数以百万计的唐山人一样，将近三十年了，多希望这是出自某个大导演杜撰的灾难巨片，我们的亲人有再次醒来的那个瞬间。可是它不是……真实的悲剧比虚构的故事更惨烈！
青龙能做到的，唐山为什么不能？
七•二八不是一个法定纪念日。新闻媒体总是尽着天职和良心，年年关注七•二八，年年报道七•二八，不忍说又不能说的七•二八，人类无法忘记的七•二八。
那个七•二八黑色的瞬间，把百万人口的重工业城市骤然变成了巨大的炼狱。幸存者们无法接受这血淋淋的现实，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姐妹之间兄弟之间说笑着睡了，睁开眼睛亲人竟变成了死尸！数以十万计的遇难者又演绎出了多少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的人间悲剧。亲人们走了，已经走了很远。一日三餐，多少女人吃饭时多摆上一副筷子；漫漫长夜，多少男人给再不回来的亲人开着门；孤儿们一夜之间仿佛都一齐长大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为儿孙烧起祭奠的纸钱……
七•二八，全城自发的悼念日。
在我采写本调查的过程中，脑海始终航行着一艘船——泰坦尼克号。她沉入大西洋海域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不同肤色的人们至今还在怀念她。我相信，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悲凉的爱情故事，人类需要在震撼人心的悲剧中吸取更深刻的教训。我们是水手，是乘客，也许是设计者。
唐山大地震要比泰坦尼克号惨痛多少倍！
人类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应该想一想对于人类生死攸关的问题：在我们居住的星球上，唐山大地震的惨痛悲剧可能不重演吗？这是摆在行政管理、科学家和公众三大群体面前的一道无法绕过去的难题。无论命题多么尴尬，都需要人类去勇敢地面对和思索。
人需要生存。人都有生存的权利!
02：唐山地震监测网发现了什么
本章叙述的是工作在地震台、站及监测点的唐山人。
在采访中，我感到了他们对家乡那种深刻的爱。在平时，这种爱或许不怎么明显，可是当大劫难即将来临，却表现的那么强烈！唐山，是生养他们的故土。这里有他们牵肠挂肚的家，有恋着他们的女人们，有血浓于水的兄弟姐妹，还有静静流淌的陡河，甜甜的炊烟……他们像小燕啄泥一样，年年月月辛劳奔波着，构筑了不怎么富有却温馨的小家。一个一个的小家，组成了可爱的故乡。
他们一旦得知故乡显现了大震的背景，便不顾一切地捕捉地震的信息了。故乡不能毁灭，家不能毁灭，亲人的生命不能毁灭啊！他们捕捉到了临震的信息。
他们曾有人声嘶力竭地告急！
这一切没有感动上苍。父老乡亲大都还在睡梦中，一场大毁灭席卷了整个唐山！他们从此沉默。新闻界也从此沉默。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唐山大地震是中国灾害史上不光彩的一页吗？假如唐山大地震预报成功了，新闻界会怎样呢？
这不公平。
他们是唐山人的骄傲。尽管他们不是哥白尼也不是海力布，只是一介草民。草民该做的他们做了，草民不该做的他们也做了。他们很优秀，优秀的事迹却沉埋了二十多年。
我寻找他们，从冬天找到夏天，从夏天又找到冬天。
面对地震专家的否定，他再次发出临震警报
马希融，高级工程师，回族，1933年7月生。1955年参加工作，后进修矿井地质及物探专业，开滦马家沟矿地测科、地震台。
河北省人大第六、七、八届常委。
马希融身材魁梧，方型脸透着一股豪气，性格有点倔犟。让我想起伊斯兰的英雄——马本斋。在我众多的采访者中，他是最难采访的人。他不愿提及过去。我顶着寒风“三顾茅庐”，老人才向我和盘托出保藏已久的珍贵史料。
1976年5月28日开始，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异常变化：北偏西20度测道地电阻率值大幅度下降，北偏东69度测道也出现了急速下降现象。
他相信他的地电阻率监测系统。这在1976年是颇为先进的观测设备，是他亲自完成组装和试测的。然而，他还是反复地仔细检查，结果是仪器正常，线路无损，周围的环境也没有干扰。
科学严肃地向他昭示：地电阻率下降，反应了地壳岩石应变积累的加速发展，预示着近期要发生强烈地震！
马希融明白，科学来不得半点差错，一定要慎重一定要精确。他夜以继日地观测计算，结果：北偏西20度测道，5月28日至6月14日地电阻率值下降幅度达17%；北偏东69度测道，6月7日至18日累计下降幅度8%。
马家沟矿地震台毕竟只是一家，他又与其他台站进行交流，并且注意了对地下水和动物变化的观察。他最终肯定了自己的结果是准确无误的。
1976年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和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作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国家地震局来人了。
7月14日上午，两名地震专家到达了发出紧急预报的地方。专家听了马希融的汇报，看了监测设备，又检查了线路，没发现任何问题。专家却认为地电阻率下降是由于干扰引起的。国家地震局地震专家和唐山市地震工作者的对话很干脆，也很正常，但却像刀子一样在马希融心里剜了将近三十年。
专家：如果按照你的意见，唐山不就在地震中毁了吗？
马希融：我是这个看法。
专家：如果真是大震，发生前将有很多小震。
马希融：如果先发生大震，而后发生小震群呢？
专家：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震例。
马希融：昌黎后土桥是专业地震台，极距比我台长得多，探测深度也深得多，为什么近两个月来曲线形态与我台那么一致？
专家：后土桥地震台内外线很乱，现在也不承认是异常了。
马希融：您看我们地震台呢？
专家：很好。以后我给你寄一些资料来，你好好学习学习吧。
马希融是个倔犟的回族汉子，他竟敢在专家的结论面前不退缩。这位毕竟不是一般的专家，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负责地电的专家！马希融还是蔫了一回，但从科学的角度他不服，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表现在行动上便是夜以继日地严密监测地电阻率的异常。
一个千载难逢的重大异常，在他的视野中愈来愈清晰。
7月26、27日，相对平稳的北西道和北东道地电阻率值突然出现了同步急剧下降的现象：北偏西20度下降幅度达12.4%；北偏东69度下降幅度达3.8%！
为什么大幅度下降之后，曾出现了37天的相对平稳？
为什么又出现了同步急剧下滑的现象？
……
燥热折磨着马希融。
回族英雄马本斋驰骋疆场是一种征服，马本斋的后代征服地震预报难关也是一种征服。不同的只是，马本斋要征服的目标明确具体，马希融要征服的目标扑朔迷离。不屈不挠的征服欲望，是伊斯兰的宝贵品质。
马希融的结论产生了：两个测道地电阻率大幅度下降，预示着地壳形变加剧，岩石出现微破裂。随着地壳裂隙增多，含水量增加，导致了地电阻率值大幅度下降。之后，地电阻率相对平稳，说明应力积累达到一定程度而出现了危险的暂时平衡。26、27日地电阻率出现大幅度急剧下滑现象，表示大地震的应力高度积累所形成的暂时平衡已经被打破，微破裂加剧，随之而来的是大地震即将发生。
马希融额头的汗珠滚落。
是报，还是不报？
伊斯兰的后代，依然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中国人，具有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承袭了祖宗们遗传下来的东西。我们往往顾虑重重，我们往往循规蹈矩，我们往往三思而后行，我们往往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何况，他已经被冷落了一回。不想这些，他就不正常了！
报，万一不震呢？
引起社会动荡……影响“抓革命、促生产”……扮演一回“狼来了”的孩童角色……
不报，如果震了呢？
数以百万计的鲜活生命……一名地震工作者终生的耻辱……一个辜负党和人民期望的历史罪人……
他望着沉甸甸的观测记录，记起近日来动物的异常变化，他犹豫了许久，终于拿起了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左继年作了强震临震预报：
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历史将会记住这个时刻：1976年7月27日18点。
马希融发出强震临震预报9个小时以后，震惊中外的大地震摧毁了整个唐山！
……
倔犟的马希融哭了。
他带着眼泪也带着腰伤，冒着余震的危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属于他的那堆废墟上扒着，寻找那些洒满汗水和泪水的地震观测资料。马家沟的人看见了，他顾不上给自家盖简易棚，他顾不上去看望地震砸伤的老伴。他把一腔热血泼洒在地震预报事业上了。仅仅过了15天，他就修复了仪器，投入到紧张的地震监测工作中。
1976年11月初，他准确地预报了11月15日发生在宁河西部的6.9级大地震。他再次宣告了他的成功不是一种偶然！
在以后的日子里，马希融又成功地预报了多次5级以上的地震，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也多次把先进称号送给了马希融。
马希融想要的不是这些。
马老师，我顶着凛冽的寒风“三顾茅庐”，你跟我说早已看透了名和利，一再劝我别采写你了，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1977年的早春，马希融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那位地电专家，写于1977年1月20日。信中说：
……
1976年7月中旬我去你处，由于自己水平有限……结果辜负了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对人民我们是有罪的……
唐山地震……作为我们地震工作者来说心情十分悲痛，据传马师傅对我意见很大，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形变电阻率，7.8级震前的反映是应该肯定的，你们的预报意见是震前几大家预报意见中震级最大的一家……我们虽然漏报，但增加了我今后的信心，说明地震前有人能够做出预报……
我注视着国家地震局地震专家的来信。
一个民族能够正视本民族的弱点，这个民族就有希望。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的过失，这个人就还能进步。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无视自己的弱点和过失，那就是很危险的事了。
03：特大地震预报产生于震前14天
历史狠狠地戏弄了国家地震局一回，叫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长了一个记性，他也忒该长个记性(好像还不仅仅是个记性)了！无论谁坐上那把椅子，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流水似的局长们谁也无法抹掉这个记性。
1976年7月14日(距唐山地震14天)，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主持在唐山召开了京津唐张渤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会议期间，近百名中国地震界的官员、专家和工作者到唐山二中参观地震科研小组的工作。田金武老师手中的教鞭在“地震数据曲线图”上滑动，边讲解边分析，列举了土地电、地应力和磁偏角异常的确凿数据，郑重发出地震警报：
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
有人问，你说有一个大震在哪儿呢？
田金武说，大地震就在脚下。
李伯齐和王书蔚的回忆令我震惊！
唐山二中地震科研小组成立于1973年。唐山市地震办的杨友宸那阵正忙，他跟唐山二中领导谈，也跟他看得上的人谈。组长田金武老师忒不一般了，不仅仅是唐山市三、四、五届人大代表，六十年代初就曾应邀参加周总理召集的全国“神仙会”。成员也是这所重点学校的高手：数学老师李伯齐，物理老师王书蔚。
科研小组成立之初就埋设设备，地应力，土地电，还有地倾斜。地应力测量仪是三河地震地质大队出的。地倾斜测量仪也是买的，总坏，李伯齐就动手做了一个。阿基米德说你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把地球撬起来嘛。他利用杠杆原理，因为地倾斜量非常小，就做了一个杠杆放大，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们每天测数据，绘出图表，然后先开个小会，就带着这个结果去会商。每周三市里会商。从1973年坚持到1976年，风雨无阻。
王书蔚老师说，实际上，说我们七.二八地震测得准，就算是一个偶然吧。临震预报世界上还没过关呢，咱们一个小组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我们说有一个大震，是按图纸数据讲的。
李伯齐老师把一张图摆在我面前。二十多年过去，图纸已经很陈旧了，似乎还有一些泥土的痕迹。
李伯齐老师黯然神伤。他说，这是1976年的原始图，笔迹是田金武老师的……你看这条曲线是磁偏角，一直上升，地震前几天突然下来了！这条曲线是土地电，5月份是上升的趋势，进入7月份达到高峰。图纸上的数值很清楚，是一点点地上升，然后又有规律地降下来了，绝不是仪器出了毛病。图纸标得很明白。
尤其是地应力，你看，它开始挺稳定吧，然后就变化，变着变着就出格了。1975年12月份出格，没办法记录了。又过了几个月，直到7月份，又一点点地降回来了，我们一直记录到7月27日。你说仪器不好？可图上显示，把这个大过程都记录下来了。地应力测量仪是1975年3月份买的，北京三河地震地质大队出的。
在国家地震局召开的现场会上，我们就是把这张图放大了挂墙上了。用数据说话，按照我们的理解和认识进行分析。
田金武当时不搞教学了，天天研究它，他也敢说话。当时我们自己觉着挺狂似的，这个地震怎么这么大？
最后是王书蔚讲的结束语，我们报了一个大地震，到底怎么样呢？那就让实践来检验吧。
三种仪器都有显示，我们也说了也震了。你说不科学？可我们记录的数据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至于我们的认识那就是另外的事了。
李伯齐王书蔚非常钟爱地震预报事业。地震当天，亲人们的尸体还没料理，就扒出了地震的图纸和资料。那一年年一月月的多少记录本，没地方放也不能浇了它们！当时正是大伏天，一会下雨一会晴。夫妻两个蓬头垢面的，把图纸资料一张张地弄干净，一点点地摩娑平了，保存到小窝棚里。他们说，干了这么多年，积累的图纸资料或许有点用处，供一些专家们做研究吧。
唐山大地震以后，地震专家们蜂拥而至。什么地球所的，什么地应力的，什么什么的都来了。专家看资料他们就讲解。他们也往飞机场那里送过资料，觉着国家现在还保存着呢。这对夫妻说，自己受伤害了，别人再别受伤害了。北京的地震专家瞅着废墟上的小窝棚，也挺感动的。专家说，你们都这样了，还把图纸资料保存的这么好，你们也不是专业搞地震的。
1976年底，国家地震局在石家庄召开全国地震总结会。王书蔚老师应邀出席会议，并代表二中地震科研小组发言。王书蔚老师平时血压偏低，记起地震遇难的亲人，血压突然就高了……
在小组会上，唐山的代表议论纷纷，对地震局的个别专家很有看法。一向与人无争、与世无争的王书蔚老师说话了，地震局根本就瞧不起这些群测点，不屑一顾，说什么土拉巴叽的。他们挺洋气的还测不出来呢。咱们的地应力好像就在地表，他们能打到岩石层，谁瞧得起？
但也不能说太深奥！
关于唐山大地震的短临预报，无论地震界的专家学者们如何看待唐山地震监测网的简陋仪器，也无论地震界的官员们今天如何评说群测群防，他们应该承认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田金武们按照地震预报三要素曾经成功地预报了唐山大地震！
这是中国乃至世界特大地震最精确的短临预报。据我所知，截止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还未见报道。
田金武带着遗恨走了。他领导的科研小组给故乡人民留下了一份精确的临震预报，还有他那双永远也合不上的眼睛。
唐山地震后，河北、辽宁、天津和北京等省、市地震界的同仁们，都对田金武的遇难深感痛惜。辽宁省地震局的一位负责同志感慨地说：“田金武是惟其不该忘却的人。”
人，一生做成一件事很不容易。
先生，您是做成了一件事才走的。
04：开滦矿务局短临预报意见报给谁了
王建功，1922年生人。
1954年至1974年12月，在开滦矿务局地测处任职。
1975年1月，任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主任。
我和他家人约见王老时，老人患脑血栓正在住院。他出院后我便去采访。老人背很驼。头发大都白了。瓜子脸没有血色，满是疲倦与沧桑。我本不想打扰老人，可是王老所在的开滦矿务局在唐山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王老管辖的地震办公室就多达11个。不采访不中，与老人的对话只能简短，再简短。
唐山大地震，老人记忆犹新。
张庆洲：开滦矿务局地震台网是如何设置的？
王建功：矿务局成立了地震办公室。各矿、厂也成立了地震办，矿务局出钱都购置了监测仪器。像林西、赵各庄、吕家坨、马家沟、唐家庄、开滦机厂等都相继成立了地震监测台、站。
开滦矿务局下设11个地震办公室。
矿务局地震办公室4个人，各厂矿地震办大约有4至5个人。
矿务局地震办设在地测处。各厂、矿地震办设在地质科。
张庆洲：开滦矿务局投入这么多人力财力，研究地震又与出煤无关，成立时有难度吗？
王建功：我亲自找，一个矿一个矿地督促。
张庆洲：您能讲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王建功：这个事……(老人面露难色)，那阵儿我有看法，可是咱们不能说。
张庆洲：为什么？
王建功：不但伤小人物还伤大人物。咱们认为这样，人家认为那样，不好说！
张庆洲：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异常？
王建功：地震半年前左右吧，各矿、厂都出现了异常。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
张庆洲：有人说，马家沟地震台的马希融发出了临震预报，你作为他的上级，你知道他报给谁了吗？
王建功：马希融报过不止一次，他报给我了。他来电话说，我把图纸资料整理出来了，是给你寄去呢还是送去？我说你也别寄也别送，我这里有你的图纸资料，咱们在一块也研究过。你送来，咱们还得研究，还得通过领导，那就耽误事了。你直接往地震局报，给我留一份就中。
张庆洲：我听马彩欣(唐山震后调入局地震办)说，七.二八前几天石家庄开了一个地震会，您意识到要发生大地震，曾带去了书面地震预报意见是吗？
王建功：1976年7月24日左右吧，我去参加省地震局的会议。临走之前，我写了地震预报意见。那是一份正式报告，复写了三份：一份给矿务局领导，一份带到石家庄，一份留底。
张庆洲：您的预报意见根据是什么？
王建功：我根据开滦系统各矿、厂地震办报上来的意见，总结分析了他们的图纸资料和预报意见，提出：
在7月底8月初，唐山将发生5级以上的强震。
张庆洲：您亲自交给局长的吗？
王建功：咱见不着局长。局长办公室外面有秘书，咱连秘书都很少见着哇。我给局办公室，由局办转给局长。
张庆洲：您到石家庄以后，地震预报意见交了吗？
王建功：交省地震局了。
张庆洲：会议开了几天？
王建功：开了两三天吧。那边开着会，这边就震了。
张庆洲：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王建功：当天就回来了。地震发生在哪儿不知道，开始说东北然后又说唐山。我们说唐山，唐山我们回去了。
地震就把地震会搅散了。
张庆洲：在我采访过程中，有人说杨友宸如果不上干校，抓住这次地震就有点希望，是吗？
王建功：你要说这个话，我可就要说了。杨友宸要是不走，唐山大地震就抓住了！
张庆洲：为什么？
王建功：大地震前半年开始吧，地震异常就越来越多了。市里会商会上，各单位都发表预报意见，五级六级的都有。我印象最深的是二中，田老师敢报大震。
我们开滦系统就有11个地震台、站，观测手段跟专业队伍相比差不了哪儿去！
杨友宸敢抓也敢坚持意见。我就说这个话，他要在，这个地震就是抓不住，在震前也嚷嚷出去了。
05：我们计算为8.4级，只报了6级左右
吕兴亚，男，1938年5月11日生，山海关人。
1955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河北省重点高中——山海关一中。
1958年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因身体原因辍学，山海关一中留下了这个品学兼优的高材生任教。
1998年5月11日退休。
他没有完整的大学文凭，却是全国模范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历史上能成就大事的人往往没有大学文凭。
中国地震界承认这位预报过海城、唐山、宁河等震惊中外大地震的杰出人物，邀请他出席了“全国地震战线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会议”(1977年12月，北京)。
20世纪末。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我采访了鲜为人知的吕兴亚。采访前一天晚上，我与吕老通电话，他说明天早上要去取水样，10点你再来吧。我大惑不解，老人不是早就退休了吗？
我见到他的时候，很难把他和他曾经预报的海城、唐山、宁河等令世人震惊的大地震联系起来。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大像这个时代的人。我们谈话时，吕老的夫人也在场。
张庆洲：您退休了还搞水氡化验？这么大雪，路还滑。
吕兴亚：那就推着自行车走，当拐棍。
张庆洲：市场经济了，没有更适合您的工作吗？
吕夫人：渤海中学是私立学校，总请他他就是不去。
吕兴亚：我观测30年了，中断一天也不行。
吕夫人：渤海中学董事长说，给月薪一千，还给房，还不用坐班。要是放不下水氡观测，还给他专门找一口井。
张庆洲：为什么不去呢？是不是地震局给得报酬更多？
吕兴亚：我说你可别笑话我，早年一分钱也没有。80年代吧，唐山和秦皇岛分家了，你猜给多少？一天一毛！这两年秦皇岛地震局来了个新局长，说这也太少了，就一年给360块了。
吕夫人：他不会挣钱也不会花钱。前几年我说给他做一件衣裳，他说做那干什么，还得花布票！你说，都什么年月啦……
张庆洲：您现在的水氡分析数据报给哪儿？
吕兴亚：报秦皇岛市地震局，然后由他们报国家地震局，可能是入网了吧。我这个点30年了。
我连续观测这么多年，扔了可惜呀，尽义务也不能扔！
吕老从1970年测报地震至今已整整30年，退休在家仍然搞水氡观测。楼下的贮藏室别人家放杂物，他家却建成了小试验室。我参观的时候，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久违的震撼！
写字桌中间是化验水氡的仪器，铭牌是：上海电子仪器厂出品，型号FD-105K。左边是一个小型真空泵，右边摆着一个厚厚的记录本，封面上印着：
水氡观测记录
FD-105K
使用时间：1999年12月-2000年 月
负责人：吕兴亚
国家地震局制
观测记录本旁边是一个试管架，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试管。
我望着吕老苍苍白发，心底油然升起一种敬意。我记得一位伟人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吕老就快一辈子了，他向地震部门几乎是无偿提供着每一天的水氡观测数据。祖国的北方冬天很冷，有雪也有冰；夏天很热，有雨也有雷；春天又常常是风沙弥漫……为了保证水氡观测质量，他把水点选在距山海关17华里的疙瘩岭山区的天然自流泉，每天往返34华里取水样。对每一次观测，每一个数据，每一条曲线，从来不敢掉以轻心。他们取得了大量原始数据，仅地磁一项就积累了十万多个数据。他们从未草率地对待任何一个异常，轻易作出一个结论。每当出现明显趋势异常或有短临预报时，都会加密观测次数和分析会商。
30年了，他取水样化验未间断一天。30年了，吕老也吃五谷杂粮，身体就没有不适的一天吗？我望着吕老送给我的史料，在遗憾的同时更感到一种心痛！
我与老人相视无语，只有石英钟有节奏的嗒嗒声。在整整30年的风风雨雨中，吕老太老了，我不知道吕老坚持至今的取水样化验氡值的日子还有多远……应该记住这位老人，我想。
吕老轻轻地从茶几上的史料中抽出一张泛黄的八开纸，笑容在脸上骤然凝固了。他的声音很沉重。
这是山海关一中于1976年7月7日和22日先后两次向河北省、天津市和唐山地区地震部门提出的书面预报意见：……7月中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陆地有6级左右地震。
张庆洲：您能像讲课那样，通俗易懂地讲一下唐山大地震前的预测预报情况吗？我是外行，读者们大都也是外行。
吕兴亚：这是地应力、水氡、磁偏角旬均值变化曲线图。
地应力最早出现异常。75年7月以前曲线是平稳的。75年8月至76年5月，曲线已形成鼓包形趋势异常，异常幅度高达70微安。我们断定这是大震前兆。76年6、7月份曲线开始回升，并出现跳动。7月中旬地应力仪表针大幅度摆动，有时还出现小幅度颤动，这反映了震源局部岩层产生了微破裂的应力变化，可能震源岩层即将发生大破裂。
地应力不断积累加强，地下岩层的物理化学性质就发生变化。地下水中氡气受到压力影响，压力大的地方向压力小的地方迁移增强，含量会发生变化。75年8月初，氡含量50几个埃曼，76年4月高达89.1埃曼。我们认为这是大震前兆。76年5月氡值大幅度下降，7月又有回升趋势，突跳变化明显，预示进入临震阶段。
磁偏角异常变化75年9月10日开始，76年3月10日出现峰值，连续渐变异常182天，最大变化幅度3.5＇左右。
根据连续渐变天数T，计算震级为8.4级。
因为没有报大震的经验，只报了6级左右。
发震时间：我们在1976年7月7日和22日上报预报意见时，主要根据磁偏角日均值曲线快要恢复到1975年9月10日异常开始的水平，也就是说整个异常临近结束，又综合了地应力、水氡、土地电异常变化，认为这次地震很可能在7月中下旬发生。
震中估计：从变化曲线上看，连续渐变
异常段磁偏角是向西偏的，故震中在我台站西部地区内。当时我们已积累了六年多的经验，从磁偏角曲线特征上分析，这次地震很可能发生在渤海及其沿岸陆地。
张庆洲：这样一个大异常，哪一级地震专家来核实过？
吕兴亚：唐山大地震前夕我去石家庄开地磁会去了。我把测报小组的工作交给了物理何老师。1976年7月26日我返回山海关。何老师说，唐山地区地震队来了两个同志，看了仪器设备也看了坐标图，认为异常确实存在，让咱们继续观察。
张庆洲：你们计算是8.4级，为什么只报6级左右呢？
吕兴亚：如果报8.4级不是太大了吗？我们还做不到那么精确。反过来说，当时报6级左右也是很犹豫的，因为计算是8.4级。
张庆洲：大地震一天天临近的时候，您着急吗？
吕兴亚：时间进入1976年7月下旬以后，我的神经就绷得很紧了！就连走路、吃饭、说话都绷着弦，因为异常太大了！
七.二八夜里大地一晃，我腾地一下挟着大闺女就跑出来了。
1976年10月18日，山海关一中向河北省、天津市、秦皇岛市以及唐山地区地震队等地震部门发出了书面地震预报：11月15日(±3天)，西南部的天津、沧州可能发生7.1级地震。
1976年11月15日，天津宁河一带果然发生了6.9级强震。
我注视着泛黄的地震预报底稿陷入沉思。山海关一中对海城、唐山、宁河大震的预报无疑是成功的，只是震中位置还精确不到具体地点。吕兴亚说，对一个单独台站来讲，要准确地预报震中位置很难，最好是多台站、多手段的综合分析。
我想，唐山大地震前夕，许多台、站都曾发出了临震警报，关键性的综合分析工作应该由谁来做？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收到这些信息了吗？如果收到了，他们至少也应该在百忙之中交代一下。如果没有收到，这些弥足珍贵的地震预报意见还沉睡在哪一级官员的办公桌里呢？
06：这个大震最低6.7级，最高可达7.7级
侯世钧，男，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
1964年8月，分配到唐山地区乐亭城关中学(“文革”期间更名乐亭红卫中学)任初、高中物理课理化教研组长。
1969年，渤海地震后，红卫中学成立了地震测报小组。
1970年1月，参加首届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对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后的序列强余震基本做出了准确预报。为此被评为河北省科技先进工作者，并被推荐为参加首届全国科技大会的候选人。
侯世钧圆脸盘，个不高声调也不高，很慈祥的老人。
他把满满一提袋资料小心翼翼地展现在我面前。那份极其珍贵的地震预报意见，16开纸上方的订书钉一层锈迹。我抚摸着这些珍藏了二十多年的史料，只觉眼中一潮。
唐山震后时间不长，一名记者来到了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跟他谈了很长时间。记者说，这些事不可能见报，但是作为青少年开展科技活动，有可能写一写也不一定能发表。记者说，没法说！还真没见报。
当时去红卫中学参观的人多极了。什么地球物理所的，什么生物所动物所化学所的，一拨一拨地来看资料了解情况。
乐亭红卫中学有三种观测手段：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出的地应力仪、地磁偏角测量仪和地温测量仪。再就是他们埋没的土地电，极距75米，地下走电缆。乐亭没有大工厂，干扰小。土地电埋设在田野里，就连小工厂也没有。
侯世钧成功地预报过多次地震，震级和发震时间主要是地应力，趋势参考土地电，几种手段各有千秋。
乐亭红卫中学从1969年成立地震测报小组，一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在将近8年的时间里，一天观测三次，早8点中午12点晚5点，每晚填图、分析。这项工作要持之以恒，风雨无阻，一天也不能中断。
从1974年开始，他们每天给地震办报数据。那阵儿是手摇电话机呢，摇几下总机电话员出来了，然后让她接县地震办。给地区地震队是用信报，特意印了一个表，三天一报数。
1975年10月出现异常。唐山地区各监测台、站关于地震的呼声比较高。1976年5月，二中田金武老师给他写来一封信，探讨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以后的异常趋势，震情是结束了还是一个新的转折？他回信说，和林格尔地震后是有变化。1975年12月份开始出现异常，和林格尔地震是一个转折，异常还是继续发展。
1976年6月份，乐亭县地震办公室在县招待所召开了地震会商会，乐亭红卫中学正式提出：
七月中下旬，我区附近将有大于五级的破坏性地震。
1976年7月16日，异常越来越明显，幅度也加大了。侯世钧思想斗争了好长时间，又发出了书面地震预报意见。为什么有思想斗争？侯世钧说，发书面地震预报意见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如果发了而没有震，那……怎么交待？谁也不是瞎发的。当时华国锋有指示，京津地区5级以上地震要在24小时内作出预报。
虽然是慎之又慎的大事，侯世钧认为大地震即将爆发，所以才发了书面临震预报意见，并加盖了学校的公章。
侯世钧沉默了。他双手捧给我一份信函。由于年代久远，纸页之间有点粘，我一点一点地揭开了这页尘封已久的历史。
地区地震办公室负责同志：
现将我们这里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从1975年12月23日到1976年4月10日，我们这里东西道土地电出现正弦形异常，原来以为是4月6日河(和)林格尔6.3级地震所引起的，现在看起来不是。因为即(既)然有那么明显的长趋势异常，就应该有明显的临震异常，可是没有。据此，我们推算在7月中下旬我区附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此预报意见早在6月初县地震会上提出，不知已转告否？
另据地应力135°档情况看，也出现了长趋势异常，且坡度幅度都较大。
磁偏角从4月初也有长趋势异常。南北道土地电也出现了明显异常。
另外，根据东西道土地电日均差“二倍法”推算，7月23日渤海将有较大一点的地震发生，因为这有长趋势异常背景值得注意。综合以上情况，我们预报：
在7月23日前后我区附近西南方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
如需要可供资料。
致以革命敬礼
乐亭县红卫中学地震科研小组
1976年7月16日
说明：原件一式二份上报地区地震队和地区地震办公室。原件加盖“乐亭县红卫中学革命委员会”公章。……
很显然，这不是临震预报的原件，是发出原件后追发的一封信函。文中在分析趋势性背景时，提到了1976年4月6日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这是在中国地震史上很重要的一次地震，因为在这以后再也没有发生4.5级以上的地震，又过了113天便爆发了唐山大地震。
和林格尔地震为何模糊不了唐山地震监测网的视野？像杨友宸、田金武、侯世钧、马希融、吕兴亚……他们和某些地震专家一样，也同样注视着和林格尔地震，却没有漏报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3日，唐山地区地震队两个专家来落实异常。他们开始并不是特别相信。侯世钧把东西道土地电、南北道土地电以及南北异极土地电、地应力、地磁等预报依据和图纸资料介绍给他们以后，他们又考察了仪器设备情况，心里也不安了，说回去详细向队里汇报，有什么情况保持联系。地震专家要走了，侯世钧就有点急。
他说，我们这里异常变化非常明显了。又说，根据我的计算，这个大震最低是6.7级，最高可达7.7级！
乐亭红卫中学书面预报意见只报了“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为什么又强调这个大震最高7.7级呢？侯世钧说，还不敢那样报。一是缺乏报大震的经验，二是5级以上就要逐级向上报了。白纸黑字，这是要承担责任的！
1976年7月23日下午，地震专家走了，“泥牛入海无消息”。乐亭开始下大雨。校园里有一口地震观测井，原来打水要系上三四米长的绳子，地下水位涨上来，坐在井沿就能洗脚。显然，这不仅仅是下雨的原因。
1976年7月24日，雨仍然下着。呈米字形的四道地电，有三道把表烧毁！从1969年至1976年，也曾遇到无数次下雨，但没有微安表同时烧毁的现象。只能换上新表继续观测。这一天侯老师终生难忘。也许是太相信自己的数据和图纸，也许是太相信自己的分析和结论，也许是知道大震即将来临，他望着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再也受不了了，竟然在课堂上宣读了地震预报意见。下课了，他还鬼使神差地通报了一些教师。
这样做严重违纪。他知道。
侯世钧的临震预报是7月23日左右，白纸黑字无法更改。如果说24、25日没有震，他还不是特别担心的话，那么到了26、27日，侯老师全身的神经的的确确是绷紧了！
侯世钧监视这个大震已经太久，各种监测手段充分证明这是与和林格尔地震无关的大震。数据是可靠的，分析是严谨的，计算是无误的。所以才敢把临震预报通报给一些老师和学生，才敢跟调查核实的地震专家明确地讲，这个大震最高可达7.7级！
可是它不震。
这个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莫非真是虚报了？侯世钧心情也很矛盾，又希望震又不希望震。
7月27日黄昏。侯世钧在血色黄昏中铜像般伫立着，一颗焦躁不安的心也随着夕阳坠入了地平线。他的临震预报对地震界来说是虚报，对老师和同学来说可是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夜里十点左右，侯世钧无奈地回到了宿舍。为了能及时逃生，依然没有锁门，门里边支了一根小木棍。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听着爱人均匀的呼吸声……大地震轰然而至。
侯老师挟着孩子窜出了门外。因为没锁门，一点逃生的障碍也没有。他爱人紧跟着出来了。刚逃离宿舍，山墙便轰轰隆隆地倒塌了。大地剧烈地摇撼，人根本站不住。侯老师右手抱着一棵树，左手挟着孩子。那一年孩子六岁。
在我采访结束的时候，候老师说我还有话想说。我望着他恳切的目光重新打开了录音机。我们忘记了吃饭，我倾听着一个曾经无私地付出青春岁月，白发苍苍依然不敢忘记祖国地震事业的老知识分子悲凉的心声。
我虽然不搞地震预报了，可这些年来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唐山大地震从整个预报形势来看，如果落实了周总理专群结合的方针，也就是说地震专家和群策群防结合起来，中国地震界应该作出临震预报。
唐山地区的群策群防水平，当时在全国也是很高的，关键是有一批人层次比较高，大部分是大学本科毕业的老师们。当时就教那么一点书，还有精力从事地震研究。像吴宝刚、周萼夫妇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文革”的初中很轻松。他们都提出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意见。可是，本该抓住的却没有抓住……遇难的死不瞑目，幸存的遗恨了这么多年。
我觉得临震预报还是要依靠专群结合。
乐亭红卫中学的预报意见也是专群结合的成果。唐山大地震之前，说了那么多年有震有震，国务院还专门下发了69号文件，我们就提高警惕了，观测仪器就明显了。如果没有长趋势的预报意见，我们也不见得能分析出来。应该说，专群结合才能做出比较准确的临震预报。
我们国家对专业地震部门很重视，跟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投入的财力也比较多。但是这些年群策群防不知为什么不提了。唐山大地震前临震信息那么多，今后还会再看到吗？唐山地区近百个测报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异常，那时一分钱也不给还常年坚持，每天测三遍风雨无阻……
像吕兴亚那样坚持下来的人恐怕是不多了。
我1983年从乐亭红卫中学调出来，临走曾经交待了一个留校的学生，我说一定要把地震监测坚持下去啊！八九年我回去一次，那间原来摆满监测仪器的小屋，早已人去楼空。
小屋在校园边，很清静，搞地震监测挺好的……
07：一幅起伏跌宕的水氡观测记录
北方的春天。
我一进入滦南县境，就感到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了。宽敞的柏油路偶尔有一辆汽车惬意地飞过。空气真鲜啊，五脏六腑都透亮了。天空格外的蓝，一眼望出去好远。路边的麦浪，一波一波柔柔地卷过来，宛若翠绿的宽阔无边的毯子，毛绒绒的透着诱人的新鲜气息。
清晨的安狼坨庄，还在静谧之中。
安继辉，精瘦，头发花白，不大的眼睛非常有神。他从1963年开始在唐山市自来水公司化验室从事水质化验。1981年调生产科，然后到开发公司当书记，然后调任引滦入唐净水厂筹建组组长，再然后就是退休了。
我随主人进了正房，很简陋。土炕正中摆着一张小方桌。
他把一大摞一大摞落满灰尘的东西搬上小方桌，说，人事科的同志通知我你要来，我把资料都准备好了。我随手拿了一本毛主席语录，红塑料皮里头竟是工作日记，我信手翻起来。
1974.11.16
河北省地震工作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在保定高碑店召开。
174人参加，其中专业人员57名。
……
1975.7.27
营口市地震办公室主任郭：介绍防震抗震情况：
一、灾情……
……
在唐山，我还没发现过这么完整的记录。
安继辉淡淡地说，这些都是工作记录。你再看看这个，这几大本是水中氡含量测定原始记录。表格已经破旧，像是旧书摊上的古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古籍也许更有价值。“水中氡含量测定原始记录”从1974年4月26日一直填写到1976年7月27日。
这是历史的见证。
安继辉真是一个有心人。这些资料在公司放着，他真怕有一天当废纸卖了，就拿家来了。唐山地震以后，水氡资料汪成民和尹汉年借过，他们是搞地下水研究的科学家。安继辉的地电资料却没一个人问过。
唐山市自来水公司不仅测水氡，还有土地电，土地电是1974年埋设的。一天测三次，数据处理取平均值。75年雨季也没什么干扰。平时是38微安左右，最高不过40微安，很稳定的。
1976年7月25日，微安表打到头了，打到100微安。安继辉还清楚的记得，那天雨不大，就感到很突然。他怕电阻有问题，就把电阻拆了重新接线，还是100微安。后来干脆就没法测了。那天是礼拜日。7月26日他又修，还是不中，还是100微安！7月27日又打到头了。他根据地电异常，还有水氡异常，27日晚上拨通了市地震办公室的电话，是姓刘的女士接的。
安继辉说找一下杨友宸。
刘女士说杨友宸不在。
安继辉说这两天有异常没？
刘女士说没异常。
安继辉想说微安表三天打到头的事。又一想，她不懂，就没说。刘女士是当老师的，调地震办来当一般工作人员，值班打杂没正经事。安继辉就在化验室整理明天会商的材料：
地电异常。
水氡异常。
……
7月27日晚上，有人组织分析分析就好了……安继辉沉默了。唐山市地震办每周三会商，可是发现异常要立即上报，无论是谁值班，地震前兆异常还是要报！至于为什么安排杨友宸去干校，为什么调一个老师到地震办公室，那就是“权力”的事了。
我对水氡监测与地震的关系是个门外汉，真诚地叫了几声安老师，对水氡才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氡是一种放射性气体。是地壳岩石中放射性元素铀、镭衰变的中间产物……氡气可以被地下水溶解。地下水中氡的含量以浓度单位——埃曼表示。在水中溶解量的多少，受温度和压力的影响。测量地下水中的氡含量，能比较灵敏地反映地下应力和热流的变化。所以，地下水中氡含量与压力和震动有明显的关系。水氡异常表现为，中长期异常是缓慢上升。临震异常是水氡值出现单点或多点的突升与突降。
唐山市自来水公司水中氡含量测量于1974年4月26日开始，每天测量每天计算，每天填写原始记录表。
安继辉翻阅着原始记录，你看，这是建陶院内的德胜井数据。这口井深300米左右，附近没有干扰，平时总是4点几埃曼。1975年12月6日7.74，12月11日7.08……数据处理后就明显了，峰值越来越高，波浪形地往上走。当时测的两口井：一是德胜井，二是十四中井。你看十四中的井：1975年5月26日2.08，7月1日2.18，7月14日2.59，7月22日2.4，7月25日2.35，7月26日2.43，7月27日2.5……
结束了。“水中氡含量测定原始记录”截止到1976年7月27日永远地结束了。唐山市自来水公司的测定结果，在唐山地震前哪一级地震局的官员知道？有没有引起他们的关注？
安继辉无法忘记，1976年7月中旬，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带队到唐山市自来水公司参观。在自来水公司会议室，安继辉挂上一幅起伏跌宕的水氡观测图表，向国家地震局的官员正式提出水氡异常……
08：一份特大地震的完整震例
姜义仓，1932年4月生人，高级工程师。
天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1975年，任开滦赵各庄矿地震台台长。
姜义仓个头不高，鼻梁骨有一块伤疤，那是大地震给这位地震台台长留下的痕迹。老人思维敏捷，谈起唐山大地震，那铬印般的记忆却时常打乱他的正常思维，积蓄已久的激动、愤怒和悔恨，搅成一个硬硬的死结，恐怕这一世是解不开了。
新台长张力秋三十多岁，一头密实的黑发蓬蓬勃勃，四方大脸，很实在。他在一旁很少插话，静静地聆听着老台长的回忆。
新、老台长陪我参观了地震台，外观不怎么起眼的二层楼，一层各房间竟都是监测地震的仪器设备：有压磁地应力仪和地震记录仪，24小时自动记录；也有先进的体积式应变测量仪，微机自动控制，每天出图……
在一张大蓝图前面，我们不约而同地站住了。这张蓝图长2米高1米左右，图纸上方的黑体字震撼人心：
唐山震例 一九七五年七月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图中纵坐标是地应力、土地电和磁偏角；横坐标是1975年7月至1976年12月每一天的日期。三种监测手段每一天的数值构成三条蛇一样的异常变化曲线，惊心动魄的唐山大地震明显地呈现出来！
这就是历史。
压磁地应力仪(北京地质仪器厂制造)安装在76米深的井底，这口井打到了唐山石灰岩。1975年7月份至11月中旬基本平稳，1975年11月15日开始呈上升趋势，1、2、3号受力元件上升最高达5欧姆，以后始终在这个高值范围内波动，一直到1976年7月10日才缓缓下降，7月15日恢复到原位，异常持续长达270天！1976年7月中旬下降，预示着岩石破碎，能量即将释放！
土地电的南北(SN)和东西(EW)两条曲线在唐山大地震前两个半月就出现了正异常变化！
磁偏角的变化曲线，从1976年1月20日开始就出现了大异常，数值始终居高不下……
赵各庄矿地震台与唐山二中的磁偏角图形为什么惊人的相似？姜义仓回忆说，所以，唐山市地震办每周三的会商会议就讨论得十分热烈。各个单位都带着图纸和数据，会商时说白话不行。田老师就敢报大震，他很有经验，他的磁偏角一下来就有地震。对海城等几次地震都预测核实过，很准确。
1976年7月中旬，国家地震局在二中召开的现场会，我们都参加了。田老师讲，唐山地区于7月底8月初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可能达到8级。在以后的会商会议上，他的预测始终不变。他的图形反映了大地震，田老师报8级大地震，参加会商会的人都清楚。
姜义仓遗憾地说，我报的是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
唐山大地震以后，国家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的专家来了，给了我们一个公式，根据我们这张图的数据计算：正是8级！
我们没有这个公式，我们震前不懂啊！
我们只知道要有一个大地震，但不知道大到8级！我们也是粗心，1976年7月26日早晨雾气蒙蒙的，马路上行人的头发都白了。就没有想一想，咱们这个地区冬天有雾，夏天哪来的大雾？我家邻居养的金鱼从鱼缸里跳出来了。林西南沙河的鱼在水面上翻白了……
多少宏观异常！
唐山大地震以后，几次6级以上的强余震我们都预报成功了。
因为我们懂了。
姜义仓老人陷入悔恨之中。那张巨大的蓝图，仿佛变成了蒙盖尸体的青单。地震专家们，在大地震之前来赵各庄地震台一趟多好啊！你们是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异常，还是抽不出时间来？哪怕给我们一个公式也行！
姜义仓并没指望地震专家来唐山。
地震台台长脸一扬，鼻梁骨那块伤疤更显眼了。他说，杨友宸是市地震办主任，他很能干哪！他要是不去干校，我估计这个大震百分之六七十要报准了，这个人要立功的！唐山大地震中长期预报已经有了。各个监测台、站都昼夜监测，积极性特别高。杨友宸很有魄力，抗美援朝的军人。其实，1976年进入夏季以后，各台、站的异常就出现了。市里每周三的会商会上，他都强调：海城地震抓住了，唐山也要抓住！各个台、站也有这个决心。杨友宸很可能把地震监测网的异常资料，连同动物的异常，全部综合在一起，向市领导告急……
我心里一惊。我采访了唐山地震监测网的那多人，几乎都有姜义仓这种看法，说如果杨友宸不调走就如何如何，他给地震监测网留下的印象怎么就这么深？我说，您能举个实例吗？
地震台台长愣愣地瞅着我，又笑笑，似乎看透出了我的疑惑，实例？走，咱们看看那些挂图去，今天还有它的实用价值！
在“水化学分析室”的东墙上，是《地震知识》的挂图，一共18幅。挂图是塑料模压的，立体感很强，有地球内部构造；地震前兆地光、地声；动物异常表现；水井冒泡翻花形态；地震避难场所；伤员的救护；地震烈度实况……整个地震全过程的再现！
大地震发生以后，赵各庄矿地震台抢救仪器设备的同时，也扒出了全部《地震知识》挂图。这些挂图凝聚着杨友宸的心血。二十多年过去了，联合国的官员们来时，都伸出了大拇指！
我们的“土”东西，老外们却很感兴趣。
赵各庄矿地震台“大事记”记录：
1995年2月14日 香港有线电视台拍片。
1996年7月26日 联合国十年减灾委员会主席埃罗博
以及科尔博士参观并拍照。
1996年11月11 加拿大2名记者采访、拍照。
1997年1月26日 联合国灾害科学与公共行政管理相结合全球计划项目国际研讨会代表四十多人参观。
1999年12月3日 德国中部电视台拍电视片。
……
我无法全部摘录下来。希腊、俄罗斯、日本等好多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和记者们先后来到这里参观、拍照和录相。我们的“土东西”呀，本土的，浸着血泪的土东西！蓝眼珠黄头发的老外们，唐僧一样翻山涉水而来，就为一部真经。可是，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多地震的国土上，有几人当回事了？我凝望着杨友宸的杰作终于明白了，唐山市地震监测网数以百计的地震工作者为什么怀念杨友宸；也似乎明白了，我在采访杨友宸的时候，老人为什么泣不成声！
我离开了地震台，走在赵各庄静静的小路上，一轮血红色的夕阳正缓缓地下坠。一辆手摇车迎面缓缓地摇过来，我可爱的家乡啊，在哪都能看见手摇车！记起大毁灭前的最后一个黄昏，我心底陡然涌上一阵酸楚。
二十多年倏然而过。我采访了唐山市及唐山地区的部分地震台站和监测点的当事人，他们各自都知道自己发现了临震异常，消息比较灵通的也只知道两三家有异常。我列举了几处有代表性的临震异常之后，他们竟都惊讶了。
二十多年了，人们不知道在这场大劫难之前，各种监测手段曾出现过许多的临震异常，而且不是震前一两天才出现的！比如赵各庄矿地震台从1975年11月中旬出现异常，1976年7月中旬结束，异常长达270天！
他们还各自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唐山大地震以后，地震专家们来了，一拨儿一拨儿的，要图纸要资料，有的借了还了，有的干脆就没还。我恍然大悟，为数不多的地震专家们，也知道唐山大地震之前曾经出现过许多临震异常！
我终于理解了中国地震界的苦衷。
09：他向唐山交了一份什么答卷
杨友宸满头白发，中等墩实个头，一口东北话嗄巴其脆。
1932年出生于东北吉林扶余县五家站，冻天冻地的农历癸酉年正月十五日。人世给予这个婴儿的却不是热闹的花灯。
1945年13岁，独自流浪到长春当童工。不知是何年何月，沿途乞讨到唐山。吃着百家饭就长大了，竟然穿上了军装。
1949年南下解放海南，在广东英德剿匪立大功一次。
1953年抗美援朝任作战参谋，荣立三等功，不幸与连长因分配水(上甘岭一线)的问题干架，三等功又免了。事后，连长很不落忍，说以后争取吧。他甩了一句争取啥呀，战争结束了。
1955年进入江西南昌步校。当时中国颇有名气的军官摇篮。一生最辉煌的岁月在这里度过。因静脉曲张住进海南陆军187医院，与芳龄20的海南护士符玉英自由恋爱。出院后，一个礼拜一封情书，历时三年，很是体现了东北人执着的个性。
1957年舌头上下一动就溜出了五个要命的字：“苏联不咋样。”那阵儿有个黑色的5%，就把他扒拉到5%里头了，定为“严重右倾”。苍天是公正的。在他痛苦之时，恩赐他与贤慧温柔的海南姑娘喜结连理。
1958年被押送到哈尔滨红旗农场劳动改造，在冰天雪地中继续锻造性格。
1960年到唐山房产公司工会，海南女人第一次看到北方的雪。
1968年受命组建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这是组织第一次启用他，他便把一腔子热血哗哗啦啦地倒出来了。“严重右倾只能用不能升”，那也没关系。
若干年后，江西南昌步校党组织没忘记饱受委屈要过饭的苦孩子，千里迢迢来函一封。他就拿着盼了近30年的公函找到唐山的党组织。组织说，档案给你清了，那不算个事儿。他说，我可是当了30年的事儿。
磕磕绊绊的人生路，无论风雨雷电，无论酸甜苦辣，东北汉子就一溜歪斜地过来了。敢爱敢恨敢说敢负责。他的顶头上司王俊起说他“不惧官”，在奴性味十足的偌大一群人当中，“不惧官”的能有几个？他常去市委书记许家信办公室串门儿，也说点地震预报的事，关系不错。谁都以为他是地震办公室主任，其实他不是，组织还没任命呢。
他抓唐山市地震办全面工作。
中国地震界知道有一个“唐山杨”。
1968年，地震地质科学家把唐山划进了地震危险区。唐山市地震办公室匆匆上马。开始是仨人，以后渐渐调走了，就剩了一个人一部电话一间房。杨友宸想，组织把人命关天的事交给咱，这样胡弄不中。他就从简单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干起来了。
建立地震观测点很难。
谁拿这个当回事？学校是教书的，开滦是出煤的，农民是种地的，你在人家那里建点，给人家啥甜头？地震办啥也没有！
地震观测点不建不中。
杨友宸就骑着自行车，在唐山市方圆几十里这个大圈里跑，跑有条件搞地震观测的基层单位。找那些头头们说，一回不中二回，二回不中三回……磨薄了嘴皮子也得说。大清早，包两个馒头夹点红糖就走，到人家那儿要点水喝就算了。那辆“永久”28自行车每天跑百八十里地，楞是骑坏了！也不知过了几个年，他就跑下来了四十多个地震观测点！
有唐山八中、二中、十中、自来水公司、电厂、钢铁公司、东八里庄、西八里庄、王撵庄、赵各庄、曹家口、常各庄、范各庄、殷各庄、洼里、新城子……供电局，哦，供电局是下属的变电站建了几个。开滦是大户，十几个矿、厂竟然都建了。
这就是遍布城乡纵横交错的唐山地震监测网！
地震监测台、站、点，再辛苦也能建起来，可上哪去找合适的人？这可是科研性质的工作，国家教委不可能给你一批大学生！这个杨友宸还真找来了，各厂、矿、学校的人都个顶个的棒。就说开滦矿务局吧，各矿监测台站的负责人，大都是地质院校的本科生。学校呢，大都是教物理化学的老师，也是大学毕业生！
这批知识分子哪来的？说来与年代有关。那年头的“臭老九”在杨友宸眼里可是不臭。就说八中的吴宝刚、周萼夫妇吧，从天津大学下放到八中。只因为吴的岳父是国民党少将军医。群众杨友宸跟书记王明忠说，这样的人别压着，这问题那问题到底是啥问题？“老右倾”打着市政府的旗号，点名让他们搞地震。书记说好吧好吧，听你的。“老右倾”说，你们不发奖状我们发，我不怕。
最难办的是庄里的事。庄里主要是观测水位，水面到井口一天差多少。每天观测两次，18点以前用电话报市地震办。那阵子郊区总机不花钱，费用由政府兜着。一年一年地坚持下来，到唐山大地震之前，有的观测点人员换好几茬了。每次换人了，他都得去手把手地教新人，怎么测怎么报。比如磨土豆粉条用水量大，井水下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报的时候要报清楚。庄里业余观测的都是小青年，每次来唐山开会都给他们点补助，超不过10块钱，再给一个小本啥的。也就这点小甜头。
一点小甜头也是钱，架不住人多呀。钱谁出？科委主任王俊起工作多管不过来，几个副主任又不愿管。杨友宸报了预算不给批，就直接找财政局长汇报。
他说，预算一千八。
局长说，早知道这个数早就批了！
唐山市地震办对震情捉摸不定时，杨友宸和各厂矿的地震监测人员开展了关于地震活动的周期性规律研究。白天工作多顾不上学业务，晚上空荡荡的大楼就剩他一个。他就看地震史料，地震专题研究，摸索地震活动的规律。
1975年2月海城发生了7.3级地震，令他震惊！
杨友宸去过云南通海也去过辽宁海城。
云南通海1970年1月5日大地震，震级7.7级，震源深度12公里，震中烈度10度多。死亡一万五千多人。通海地震前异常现象很多，可是没有一个有效的地震预报监测网，没有预报。现场太惨了……
海城大地震，震级7.3，震中烈度9度多。海城地震前几个小时，辽宁省领导拍板：海城、营口可能发生大地震。临震紧急预报，辽宁南部一百多万人撤离了建筑物。海城地震波及了6个市、10个县，却仅有一千三百多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的0.016%。海城创造了海内外公认的“世界奇迹”。
这两次大地震形成了强烈反差！
那么，唐山呢？
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已经明确提出：京津唐渤张为危险区域，“立足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有的专家根据华北北部近年长期干旱，措词更是触目惊心：“华北有发生七级左右强震的危险。”
通海和海城毕竟是县城，而唐山是重工业城市。唐山市区的人口总数就多达一百多万！
唐山是重蹈通海覆辙，还是海城之后的再度辉煌？
唐山市地震监测网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敢掉以轻心。
1975年底，唐山市自来水公司的水氡出现了异常。赵各庄矿地震台和唐山二中观测站的地应力相继出现了异常。他们加强了对地质、水质物理化学因素的化验观测。杨友宸请来了天津地震局的专家，联合搞了一次在全国尚属首次的地下抽水破坏性试验。这是秘密进行的试验。取得了多项数据，发现了一些与发震有关的因素，分析结果是：地震危险已经逼近唐山！
1976年初，中共唐山市委主持召开了唐山市防震工作会议。杨友宸作了关于当前唐山市地震形势的报告。在会上还通报了田金武、马希融、周萼、李伯齐、安继辉，还有杨友宸本人对地震地质，水质化学某些发震因素的化验检测结果和地震与气象的关系，地震活动规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公布了唐山地震中短期预测：
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在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7级强震发生。
杨友宸无法忘记，全场一片寂静。
10：地震监测网的忧虑和不安
中共唐山市委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唐山防震工作的重大转折。各部门相继成立了防震工作领导小组，积极组织和推动了防震工作的深入开展。
1976年春天，唐山又出现了干湿严重失调的反常气候。这些异常都引起了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忧虑和不安。
杨友宸白天跑各个监测台站，回来以后接各个点的电话。按市地震办的规定，每天18点以前报数据。市地震办分别按土地电、地磁、地应力、水氡、水位……各种监测数据绘制动态图，然后向河北省地震局汇报。电话由总机接，要哪儿给接哪儿，很方便。还经常跟沈阳、济南、天津等地地震局沟通情况。
唐山地震监测网的信息渠道已经四通八达，畅通无阻！
1976年5月，国家地震局在山东济南召开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在会上，杨友宸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对当前京津唐渤地区，特别是唐山地震形势的看法。
杨友宸指着数据图表，列举了唐山近期对水氡及其他水质化学成分的检测结果。这些数据来自唐山市自来水公司和唐山市发电厂，化验手段是先进的，数据是准确的。他详细分析指出了异常变化和发震征兆，向地震界的领导、专家和同行们郑重提出：
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山东、天津等省市的代表表示赞同。
有的省市代表也提出了异议。
最后，会议强调指出：从目前地震活动的空间分布和前兆异常看，以唐山为重点的京津唐渤地区年内有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危险性。要求有关地区丝毫不能放松防震工作。要密切注视近期地震发展趋向，发现异常及时上报。
杨友宸星夜赶回唐山，传达了济南5月会议精神。
全市地震工作者昼夜监视着不平静的故乡。唐山二中、八中，开滦马家沟、赵各庄矿相继传出最新震情。唐山十中、电厂、钢铁公司、开滦各厂矿、洼里、王撵庄、殷各庄、新城子等地震监测网点以及陡河地震台、市自来水公司、省驻唐水文工作站也发来临震异常资料和地震预测报告。
杨友宸深感震情紧迫。可主管地震办工作的王俊起不在家，去唐山市交通局整顿“软、散、懒”班子去了。
杨友宸直接找到了市委书记。许家信书记听完汇报，指示：由王耐林副主任(副市长)负责，立即召开地震工作紧急会议，唐山市所属各单位“第一把手”参加。
当晚18点左右，唐山市地震工作紧急会议召开了！
会议室门窗紧闭。与会者脸色凝重，从“不准记录不要传达”几个字中，“第一把手”们掂出了此次会议的分量。
王耐林主持会议。
杨友宸向几百名与会者通报了唐山地震形势：唐山在原有的发震背景中，又有新的发展变化。近日来发出地震预报的单位增多，频率很高，呼声很大。因此我们认为，唐山近期存在着发生强震的危险。临震预防工作刻不容缓，要抓紧组织实施。
杨友宸发言结束，会场依然很静。不知道“第一把手”们此刻的心情。一阵沉寂过后，他们才悄悄议论开了。
王耐林作指示：鉴于临震前兆和异常现象尚不明显，因此，紧急动员群众采取防震措施为时过早。但必须用临震姿态狠抓防震工作。要高度重视地震前兆的发展变化，发现宏观异常现象要及时上报，以便迅速采取相应的防震措施。
……
杨友宸叙述的鲜为人知的内幕，令我感到震惊！
杨老的眼睛泪光闪闪，唐山大地震，我们从1968年抓起，一直抓到快摸到它了，不敢掉以轻心哪！那么大的一张地震监测网，那么多不敢眨一下的眼睛。我在哪一次会商会上不提到海城？海城抓住了大震，唐山也要抓住大震！你采访去吧，我相信唐山地震监测网的人都记得。可是，“组织”通知我去104干校……
大震即将来临，唐山市地震办负责人的工作结束了……
采访归来当夜，我失眠了。杨老那张满是无奈的脸，分明还隐藏着许多内容！组织通知他上104干校，是哪一级组织？到底谁能代表组织？不管是谁，只要在那个位置上就可以以组织面貌自居吗？我决定，继续采访。
在杨老的住宅，我进行了第二次采访。杨友宸间陋的会客室依然整洁。海南大婶依然在忙碌着什么，她说海南都是女人干活。一笑，她出去了。
我开门见山地问道，您昨天讲，在大地震即将来临之际，市委书记许家信知道震情紧迫后，立即连夜召开了“唐山市地震工作紧急会议”。副市长王耐林指示：“必须以临震姿态狠抓防震工作。”可是组织又通知你去104干校。到底是是哪一级的组织，总该有个具体的人找你谈话吧？
杨友宸斩钉截铁地说，党支部代理书记李世信。我说，我还得落实震情呢。他说，这是组织决定，地震办的工作你甭管了！我说，我就声明我不负责了！他说，甭你负责！
……
杨友宸摇了摇头，长叹一声。可是我真的不放心。地震办其他同志业务不熟：一个女老师调来时间不长；一个从焦化厂借来的小杨；还有一个徐自然。可是定了，我不去不中。我对小杨说，情况很严重，千万注意啊！
我也叹了一口气，杨老，您临走是什么心情？
杨友宸又摇了摇头。心情？我知道地震办的现状，我也知道大震迫在眉睫。我跟老伴说，唐山震情危急了，近些天可能发生大震，你和老人、孩子们千万注意啊！我就讲了地震一旦发生应该怎么办。
我家住在小山，那里是唐山地震最惨重的地方。我家里的人都幸存了……可是我……我心里更难受！我心里有愧……我作为地震工作者，悄悄地嘱咐家里人……
我没辙，真没辙啊！！
老人眼里闪着泪光，声音发颤，是我撕开了老人的心！我转移了话题。您在干校的情况呢？
一天也不得安生！干校的同志对我不错，照顾我掏大粪，我掏着大粪心里也急呀。清早起来我就转悠，可咋转也转不出那扇大门。干校的规定，不许请假不许出门！名义上是改造世界观，实际上是劳动改造。我的罪名有三条：
一是不听党的指挥(跟军代表对着干)。
二是光拉车不看路(还承认干劲)。
三是违反财经纪律(用卖废报纸的钱，买了一架照相机，为了保留资料)。
11：二十多年前的隐秘
我注视着杨老，假如你不走，唐山会发布临震预报吗？我想，我会尽力争取。一个中等城市有权发吗？我先要和河北、天津、沈阳等省市地震局沟通，但这不是请示。为啥争取发呢？唐山地震前，我虽然没在唐山，可我知道发现了多少微观异常。唐山二中田金武，地震三要素报的不是一般水平；唐山市自来水公司安继辉的水氡不是小异常；马希融的形变电阻率直接捅到了国家地震局；贾庵子，河沿庄……变电站的地电微安表都烧毁了……唐山市地震监测网的微安表烧了多少块！
宏观异常呢？能写一本书……
唐山市四十多个地震监测站、点，他们一天一报，这是规定啊！我不在就不报了？退一万步说，他们就是都不报了，我这个人也呆不住，骑自行车一天能跑好几个点，啥宏观微观异常掌握不了？
我想，我能说服市委书记，许家信这个人不固执，会发布临震预报的。市委书记有这个权利，然后向省里备案。
唐山市防震工作紧急会议，其实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我相信杨友宸老人话，因为唐山地震监测网的人曾经印证。不容忽视的是，唐山市地震办是一个政府职能部门，只因为一个人的在位与否就出现两种结局，这是多么可悲的事！
我按照我的思路继续采访，竟然出现了不应该发生的……我想不到、也不敢想象的大事情……这种事就发生在大毁灭即将来临之际！
张庆洲：您当时不在地震办，其他同志不掌握情况吗？
杨友宸：唐山地震以后，我就去地震办公室扒图纸资料。有人看见了就问，老杨翻啥呢？我说翻雨衣。我就把图纸资料，也有雨衣和棉被一块翻出来了。我打开了“地震记录本”：
1976年7月26日空白。
1976年7月27日空白。
地电、水氡、地下水……所有的动态曲线图一律截止到1976年7月25日。26、27日是大震前出现异常最多的两天，而这最关键的两天都是空白！
我就急眼了，我就骂街了：啥事啊，妈的！
当时有一顶帐篷，我把这些图纸资料和“地震记录本”就堆桌子上了。有人打听过这个事，再过几天，“地震记录本”和图纸资料不翼而飞！
张庆洲：是小杨拿走了吗？
杨友宸：不可能。他震亡了……
二十多年前的隐秘第一次泄露出来！
老人的眼睛一点一点地合上了。你不知道，唐山这些搞地震监测的人，可惜了，可惜了啊！
张庆洲：您要是不走，悲剧有可能改写吗？
杨友宸：我不能这样说。当时有人说过……唉，1968年到1976年，风风雨雨多少年，最终却没有报出来。
24万人，惨哪——！
杨友宸老人哭了。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苍老的脸上，泪珠滚落一颗又滚落一颗。
在采写杨友宸的日子里，我经常失眠。
那次成功的“唐山市地震工作会议”向世人昭示着什么？原本应该载入史册的重要会议，也跟唐山地震废墟一道销声匿迹了吗？ 那个党支部代理书记李世信，代表哪一级组织通知杨友宸上“干校”，从而导致了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群龙无首”？
茫茫人海，尚不知李世信在阴间阳世。一个代理党支部书记似乎还不敢擅自作主，在大震迫在眉睫之际，勒令唐山市主管地震工作的负责人去“干校”，也许他只是个传声筒而已……假如这个推理成立，他是谁的传声筒呢？许家信是一个圆滑的政治家，在“文革”中多年胜任市委书记就是明证。他结束了在唐山的政治生涯，也许将这个惊天秘密永远带到了另一个世界。昔年掌握生杀大权的当权者们已经先后辞世，谁是知情者，谁又是始作俑者……唐山大地震与其他惊天大惨案一样，总要留下令人遗恨的千古之谜吗？！
退一步说，杨友宸去干校是组织的决定，不可抗力。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其他人呢？即将临震的最后两天，“地震记录本”，以及地电、水氡、地下水……所有的动态曲线图为什么是空白？谁是渎职者？！也许这人已经震亡，良心早已腐烂……也许这人苟活人世，偷走证据的那一刻就想到了死不认帐……
或许，那个鬼的世界会将此事调查清楚，超过24万的冤魂不会甘心情愿的做一个屈死鬼，一定会调查个水落石出。
我恨我自己无能，所以寄希望于鬼的世界……
12：我总觉着有一种犯罪感
我总觉着有一种犯罪感
刘占武，男，1943年7月1日生人。
1962年毕业于唐山二中。
1967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
1968年分配到中科院地质研究所从事地震研究。
1970年至今在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原唐山地区地震队)供职，现任台长，高级工程师。
在一个很普通的黄昏，我采访了这位与唐山大地震失之交臂的地震专家。每年清明节，他都去一个叫后于家店的地方，在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里，埋葬着唐山大地震中遇难的地震工作者贾云年等人。“给他们填一锹新土吧。”他说。
清明，鬼节！
唐山市四周有许多许多像后于家店这样的坟地，埋葬着数以十万计的唐山人的骨肉同胞，也有来自祖国各地的宾客。大大小小参差不齐的荒冢，被人世冷落了一年，在这一天才盼来了亲人的脚步声。在那个黑色的瞬间，亲人们骤然含冤而去，薄薄的一层黄土阻隔了阴阳界遥遥的思念……这一天，唐山人大都是天刚蒙蒙亮就起来，从市区向四周的坟场奔去。我每年去果园坟场，目睹着每年一次阴阳界那种撕人心肺的交流。活人们大都是默默地填坟，默默地诉说，也时而响起女人悲愤的哭声！唐山的鬼们便也知道了中国的巨变，这种巨变不仅仅是唐山的繁华，不仅仅是市场经济，而是政府正在走向开明。
唐山大地震令刘占武悔恨了二十多年。这犹如一块裹尸布，日夜笼罩着已不再年轻的心，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他揭开。他抽烟抽得很凶，深沉的声音有点嘶哑。仿佛横贯唐山市的呜咽流向远方的陡河。
“我总觉着特别遗憾，有一种犯罪感似的！”他说。
刘占武先生很坦荡，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掩饰，尽管我已经给他讲了本调查的初衷：实事求是地给后人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
他还是忏悔。男子汉那种震撼人心的忏悔！
唐山大地震漏报了，他想了许久想了许多……
我写到占武先生的章节时，他的光明磊落，真的让我好为难。他坦然承认自己在唐山地震预报过程中的失误。我调查过许多人，发现真的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面对唐山24万具尸骨欲盖弥彰！占武先生绝不是那种“提起裤子就不认帐”的廉价男女。他的高尚品格令我景仰。
我想应不应该笔下留情？
然而，我不能违背写作初衷。
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管辖陡河、昌黎后土桥、凤凰山、何家庄、北戴河、滦南和迁西共7个专业地震台。属于专业地震队伍。唐山大震前，刘占武是中心台业务组组长，负责7个地震台的业务工作和分析预报。中心台本身在胜利桥有一个地电手段，也要进行观测。
唐山地区设有地震办公室。那阵儿是双重机构。
国务院69号文件下达以后，层层进行了传达贯彻。刘占武印象特别清楚的是，国家注入了相当可观的一笔资金，对七个地震台的线路、仪器进行了更新改造。测震仪器达到了双套配备运行。再就是选建新的台站，因为沿海那边缺少一个地震台。1974年开始新建滦南地震台，1976年刚投入运行就地震了。
1975年，昌黎后土桥地震台的地电出现了明显变化，数值一直连续下降。到1976年上半年，下降的速率相当快，按一般情况看很不正常了。他们先后三次到昌黎后土桥地震台检查。
昌黎地电是比较专业的观测手段，线路呈十字架形，各一千米的长极距。埋设在田野里，基本没有其他干扰。
他们刨开地线检查没问题。爬上电杆把可能漏电的线路重新包了一遍，避免下雨漏电带来误差。还把极板重新埋了一次。
地电数值还是继续下降。
在六七月份，雨季快到的时候。他们考虑是否仪器漏电了？就又检查了仪器。这样处理了两次还是无法阻挡下滑的势头。
第三次是7月上旬。他们又去把仪器标定了一下，看仪器本身有无问题。仪器标定完了，依然是下滑。已经快到七•二八了！
中心台的同志很着急。
有一个搞地电的专家，叫石蕴璇。他是1952年地质学院毕业的，一直在野外勘探部门搞地电观测。
1976年7月27日晚上6点多钟，他跟刘占武说，小刘，昌黎的问题我总不放心，是不是大震的前兆？别以为是仪器本身或者是外线路有干扰，这样咱们要吃亏的。咱们要分析要重视啊！
那天夜里不是刘占武值班。他们在院子里分手时刘占武说，这样吧老石，咱们明天上午准备准备，下午会商。
就这样分手了。老石遇难了。
刘占武说，我想老石在遇难前也是很后悔的。我们抓住这个异常，要是多做一些深入的调查、研究、分析……
刘占武一口紧一口地吸烟，我们中间烟气腾腾。在他的叙述过程中，每提起一个遇难者，他便沉默一阵，烟雾也浓烈一阵。
张庆洲：唐山大地震之前，你们还掌握其他震情吗？
刘占武：唐山二中的田金武和李伯齐二位老师到我们监测中心台来过。他们已经提出了大震的概念，我印象中是7级。唐山八中和马家沟地震台，我们也给予过指导。我们感到奇怪，马希融、田金武提供的数据和昌黎后土桥地震台的数据有点吻合，一直像台阶一样下降。7月份，马希融也提出了大震的概念，他跟我们讨论过。
唐山市的地震台、站真的很厉害。
还有两个观测站，曾经发出了地震警报：
山海关一中吕兴亚预报：山海关西南100公里左右(唐山南火车站至山海关火车站为135公里)，在7月底8月初将发生6-7级地震。
乐亭红卫中学候世钧预报：7月23日前后，将发生6-7级地震。
张庆洲：吕兴亚和候世钧报给谁了？
刘占武：报给我们了。
张庆洲：还有记录可查吗？
刘占武：这么多年记录是没了。可是，确实是报给我们了。
我由衷地钦佩刘占武先生承认失误的勇气！山海关一中和乐亭红卫中学地震监测站曾经成功地预报了唐山大地震，真的是鲜为人知！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的记录都没有了，刘占武先生不说谁知道？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已经跟二十四万尸骨一道沉埋了二十多年！
刘占武先生很坦诚，他说，他组织人员对异常进行了落实。石蕴璇和宋宝田(均在地震中遇难)到乐亭红卫中学。他和曹玉田到山海关一中。他们从两个监测站回来以后，对两家的预报意见进行了讨论。
乐亭红卫中学是用“二倍法”得出的7月底8月初的发震时间。中心台对土地电的“二倍法”有点疑惑。山海关一中呢？吕兴亚的磁偏角反映的应该是地磁场的变化。但是他报的太准确了，而且震级又这么高，有点接受不了。这是7月中旬左右的事，距大地震仅有十几天的时间。
中心台向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作了汇报。汇报说，首先应该肯定他们的大胆预报，这种探索精神是可嘉的。第二，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现在是摸索阶段，不能说人家完全不对。第三，中心台认为还要继续观察。地区地震办主任赵绍文是行政人员，自然是尊重专业地震工作者的意见。
13：作为一个地震工作者我无话可说
此时距七•二八已经很近了。
唐山地区和唐山市两家地震办公室，不大沟通情况，只是一年组织一次会议。市里参加地区的。
刘占武也提到了杨友宸。他说，可惜的是杨友宸上干校去了。他的责任心相当强，别人就难说了。他不是专业地震工作者，对地震的研究很了不起，分析能力也相当强。建立地震观测网的时候，上厂矿下学校，骑着自行车一个点一个点地跑。他不是党员，就找书记们做工作。人家厂、矿是以生产为主啊。他要人家腾房子，买仪器设备，还得找观测人员，他建了那么多的观测点，二中、八中、电厂、还有马矿、赵矿……
杨友宸善于把这些异常串联起来。一串联情况就明了，异常情况就能集中起来，这样领导就便于下决心了。他敢跟市长汇报，找谁他都敢！向唐山人民打个招呼，应该说是能办得到的。
海城地震前也就是打了一个招呼。
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是专业地震队伍，已经掌握了一些地震前兆，也有人发出了地震预报。唐山市地方地震工作队伍也发现了大量地震前兆，也有人发出了临震预报。如果专群结合，历史就有可能改写。刘占武是这个观点。
张庆洲：我听说大地震之前，河北省地震局曾派出了6人考察组来唐山，他们没发现什么异常吗？
1976年6月下旬，河北省地震局派了5个专家1个司机来调查地震地质情况，搞地貌调查，也查阅一些历史资料。他们临走那天，跟中心台的领导交流了情况。刘占武也在场。
省局专家提到地貌异常，意识到了有新的活动，但是还拿不准，要回去跟领导汇报。贾云年特别指出，地貌变化已经反映了地层变化，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按断层学说，断裂有一个演变加速过程，地壳应力场变化太剧烈了。在河北省北部，京津唐一带可能要发生比较大的地震。
刘占武说“断裂有一个演变加速过程”是这样的，一次大地震爆发前，它总会先有局部活动。像扁担断开吧，先出现好多裂纹，嘎巴嘎巴地响到一定程度以后，咔的一声骤然断裂了。
省局专家那次地震地质调查，给刘占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苏英俊是带队的，老资格的大学生。贾云年也就是三十四五岁的样子，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学的地球物理。他爱人陈非比现在地震出版社，也五十七八岁了吧。他们夫妻都是业务尖子，相当有才干。科大的高材生确实是高人一筹啊！
刘占武感叹，贾云年要是活着，应该是了不起的专家了。
那是大地震即将发生的晚上，因为天太热，他们有人说连夜走，有人说第二天走，最后还是决定第二天走。
一念之差，六个人全部遇难。
……
苏英俊的儿子以后来的，把苏英俊火化了，儿子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回家了。司机呢，当时他家人开车来把尸体运走了。贾云年、周士玖、黄钟和王素吉4个人，埋葬在后于家店小树林里了。跟他们埋在一起的，还有石蕴璇，以及付长河全家……
每年的清明节刘占武都去上坟。
唐山大地震中，刘占武的胳膊被砸断，胸椎八、九、十节砸坏了，险些沦为截瘫。那段经历像一把锋利的刀子扎在了这位地震专家的心坎上，不知哪年哪月才能拔下来。将近三十年了，刘占武先生已步入老年，回忆那一幕还是泪光闪闪。
我爱人把我运到了飞机场。飞机场到处都是伤员和死尸，也分不清哪个是死的，哪个是活的。那三天，夜里下雨白天曝晒，活人死人一块遭罪。后来来了医疗队，我爱人就把我架了过去。大夫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脱口说出了工作单位。人们叫着喊着就围上来了，也有捋胳膊卷袖子的要动手。
地震咋不砸死你！
大夫，不给他治！
不给治，疼死他拉倒！
我望着父老乡亲们，哭了。
作为一个地震工作者我无话可说……
我爱人急哭了，拼命地叫，我是医务工作者，母亲死于癌症，我也是没办法呀！地震和癌症一样，人类认识不了啊……他作为地震工作者不想立功吗？一个军人也跟着劝，谁都有良心，谁愿意唐山死那么多人！
14：应该把什么教训留给后人
刘占武伤势很重，8月初被抬上了火车。唐山至古冶(约25公里)这段铁路正在抢修，火车走了一天一夜。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是怎么走过来的，他转到了本溪钢铁公司医院。
我跟谁都不说话，闭着眼睛冥思苦想。这么一个大地震，这么多临震异常，怎么连个5级的概念都提不出来呢？再不行，提个4级也是一个交待啊！怎么就一点招呼都没打……总觉着对不起唐山人民，有一种犯罪感似的！
就这样想。
昌黎后土桥地震台的异常，山海关一中和乐亭红卫中学的短临预报，田金武和马希融的大震概念……我们收到的异常资料也不少，怎么就没让地区地震办公室组织会商呢？
我应该建议他们，可是我没有。
我恨我自己！
这种痛苦持续了好多年。
家里人偶然提起地震，我也不吱声。
……
刘占武10月8日回来了，唐山正在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他到飞机场参加了地震工作队。地震工作者只能监测余震了，不能让唐山人民再遭到伤害。他们通过无线电台收集各县资料，组织会商。还在飞机场设了一个地震台，地震记录仪记录余震。一天睡不了三四个钟头。春节也不回家。
家就不要了。
一直坚持到77年5月份。
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后，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地震界一层一层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和专家们都相当重视唐山了。不知为什么，朴实、忠诚、豪放中又有点倔强的唐山人并不买帐。
刘占武作为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台长，他思考了将近三十年，这位地震专家认为应该把什么教训留给后人呢？
显然，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刘占武先生大口大口地吸烟。唐山大地震像山一样沉重，压得中国地震界喘不上气来。将近三十年了，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始终没有结束。有人极力掩饰漏报真相，祈盼时间像黄沙一样慢慢地抚平一切。也有人极力想把真相大白于天下，这是历史赋予的责任，相信终究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这两种人都有一套堂而皇之的理由，当然还有各自的方法和策略。
其实，唐山地震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悲剧。悲剧的本身似乎已经不很重要，唐山人该承受的都已经承受了。重要的是摒弃偏见，从整个预报过程的各个环节中真正汲取经验和教训，尽最大可能地避免唐山大悲剧不再重演！
刘占武说，我估计，1976年7月25号以后，各种宏观异常(如井水、动物)就开始出现了，到了7月27日晚上应该是最密集的时候。大震后，我查了查电话记录本却没有记载。我不知道唐山地区地震办和唐山市地震办有无记载，我们监测中心台没有接到这方面的信息。
震后曾经搞过调查，宏观异常都调查出来了。井水升降冒泡翻花，狗咬主人猪不进圈……相当的丰富。
大地震之前出现了大量的宏观现象是肯定的。
但是为什么报不上来？这就是说我们宣传的力度不够，老百姓对地震前兆现象认识不够。
在地震预测科学还不过关的情况下，宏观异常必须要抓住！而要发现大量的宏观异常，仅仅依靠地震工作者是不够的，必须依靠人民群众。
另外，唐山大地震之前，唐山市地震办公室掌握一些异常，我们中心台也掌握一些异常，非常遗憾的是两家没有沟通情况。如果及时沟通，搞一个联合会商，我估计情况要好得多。因为异常现象和预报意见已经比较丰富了。联合会商起码能引起地震工作者的警觉，提出一个震情情况，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这事太遗憾了！
再一个原因呢……
刘占武仍然大口大口地吸烟，眉心的川字纹骤然深了许多。他显然有些顾虑，也许在斟酌怎么说才合适。我的录音机沙沙地转动，忠实地记录着历史。他沉默了一会，才缓缓地抬起了饱经风霜的脸。
刘占武：可叹的是，国家地震局对唐山大地震重视程度不够，没有组织专业工作者下去捕捉临震。起码当时这个概念不明确，也没有组织召开大的会商会，召开的行政会议却比较多。
唐山地震以后我常常想，国家地震局要是重视，上边会商下边也会商，逐级沟通地震异常情况，向唐山人民打个招呼是很可能的！
张庆洲：青龙县也就是打了个招呼。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没人给唐山一个说法，勉强说得过去的说法也没有。24万多人就稀里糊涂地走了，唐山百姓问一声为啥，这不能说过分吧？
刘占武：我就说这个！你光说科学水平忒低，对地震认识不了，这么三言两语地说说，说不过去啊！唐山大震前已经出现了那么多临震异常现象，我们竟然一点招呼也没打。古今中外的地震史上没有先例，24万人一次性地死亡。24万具尸体是多少？堆成山！
……
一直到退休以后，我还会关心地震事业。我们有好多老同志退休了还到单位去，不给返聘费也去。邯郸中心台的老专家吕梦麟是老科学工作者了，尽管他早就退休了，一到礼拜三就到中心台去。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退下来以后，也总去唐山市地震局……
我有生之年是不敢忘记地震预报了！
15：华国锋说，党中央国务院不怪你们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楚辞.离骚》
中华民族需要勇于探索与献身，甘于寂寞又淡泊名利的优秀儿女。黄相宁便很优秀。
黄相宁的办公室很简陋。办公桌上堆放着杂乱无序的资料。台式风扇很老旧了，孤孤零零地蹲在一个角落，不厌其烦地为主人扇着热风，嗡嗡中夹杂着哐当哐当的声响。水泥地面满是大大小小的麻坑。
从黄相宁的谈话中，能感到他心灵深处有一种长久的压抑。他退休了，头发已经花白，但那双略带血丝的苍老的眼睛，分明还闪着一种不屈不挠的坚毅。
我们的谈话没有离开唐山，以及唐山地震塞给他的那份无奈。
黄相宁说，我们从1967年开始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一句话，时光倒流了33年！
风雨飘摇的1976年。
一艘载着10亿人口的共和国之船。舵手毛泽东病入膏肓。总理华国锋看不清前进的航向。“四人帮”在甲板上蹿下跳。一大批老帅悲愤难平。政治的迷雾笼罩着整个中国。
历史上多少大悲剧往往是天灾人祸搅成的一团难解之谜。
唐山大地震以20世纪最惨烈的自然灾害而永远地载入了史册。国内外新闻媒体曾予以充分报道。其中李先念等六位中央领导接见开滦矿务局李玉林的报道，尤其令世人瞩目。
然而，还有一次鲜为人知的重要接见，新闻媒体至今未予以报道。
华国锋、江青、纪登奎和吴德曾于1976年7月28日，召见了国家地震局的三位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人物：刘英勇、梅世蓉和黄相宁。昔年的首长有的已经解甲归田，有的已经告别人世。被召见人在人世仅存两位：梅世蓉和黄相宁。这次召见的意义并不在于哪些高层领导人出面，而在于国家地震局如何就唐山大地震漏报经过作出解释。毛泽东主席在病中，华国锋、江青等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天”了。
黄相宁先生思维敏捷富有条理，将近三十年了，那一段历史几乎能倒背如流。刻骨铭心的事是无法忘记的。它会在记忆中反复出现，年年月月夯实着记忆。
七.二八清晨，唐山还在呻吟还在流血的时候，国家地震局在北京三里河国家科委大楼紧急召开了在京单位震情会商会。在大楼频频晃动的情况下，黄相宁向与会者汇报了曾经上报国家地震局的文字预报意见。
新华社记者当即对此发了内参。
7月28日夜里10点半左右，领导派车送黄相宁回家。从地震地质大队分析预报室驻地到德胜门外北郊西三旗。
刚到交道口东大街，便看见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张士英守候在街上，他十分焦急地对黄相宁说，快！带上你的预报意见赶快跟我走，华国锋总理召见你。刘(英勇)局长和梅世蓉已经去了。他们坐上国家地震局的小轿车。
在车上张士英说，新华社记者写了内参，把你上午在会商会上讲的内容报上去了。华总理让你谈这个。
11点半左右轿车开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外。黄相宁立即下车进入会堂，一名军人问明他的身份，立即带他到台湾厅。
黄相宁看见刘局长和梅世蓉副主任正在向华国锋总理汇报。在座的还有江青、纪登奎和吴德。
黄相宁坐在指给他的座位上。
这时，梅世蓉的汇报已近尾声。她说……唐山地震十分出人意外，震前没有出现像邢台、海城那样的前震。震前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故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
梅世蓉汇报完以后，华国锋说，黄相宁同志请你来讲讲，你们当时是怎么预报的？
黄相宁听见梅世蓉副主任那样说，就觉着相当的为难，可他面对的毕竟是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看到了内参，他不能不说。
黄相宁说，唐山大震前，地应力出现了明显的前兆异常，据此结合地震地质条件，我们提出了1976年7月20日前后，8月5日前后，在集宁、繁峙——束鹿——张家口一带、京津唐地区的宝坻——宁河及其东南渤海海域，将发生5级左右的地震预报意见。
随即，黄相宁起立把上报国家地震局局长和分析预报室的地震预测报告的文字意见，和华北地区地应力异常主应力方向交汇震中图放在桌上展开。华国锋等人也来到桌前。
黄相宁指着预测报告的文字，一字一句地念预报地震的三要素和主要预测依据，边念边解释主要的地应力曲线异常和异常主应力方向，震前交汇出来的宝坻经唐山到乐亭的三角形地震危险区域。
最后黄相宁说，我们在唐山震前虽然做了预报，但报的震级太低，没有达到保卫四大(大城市、大水库、大厂矿、交通枢纽)的目的，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这样大的损害，我们这些地震预报工作者心里十分内疚，万分难过！
华国锋说，“这次唐山地震，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巨大的损害。震后我们立即派出了解放军、医疗队奔赴唐山抗震救灾。
“党中央、国务院不怪你们，地震战线的同志们要放下包袱，团结一致对付地下之敌，要决心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召见结束，是7月29日凌晨2点多钟。
电风扇嗡嗡地转着。黄相宁和我相视无言。他老了，白发已悄然爬上了双鬓。黄相宁缓缓地说，你看看这张照片。写字台玻璃板左上角压着一张四寸黑白照片。照片是航拍的，唐山市大毁灭后的鸟瞰全景。也许是年代久远，也许是主人当初的泪痕，有些已经模糊了。望着照片上一片连着一片的废墟，我心底猛地打了个寒战。
黄相宁站了起来，这是唐山地震的惨景！我要让自己永远也忘不了！我从来不宣传唐山地震前我们作出了短临预报，因为觉得心里对唐山人有愧。我是研究唐山地震地质工作最早的人之一，从1967年就开始做工作，李四光让我们抓住这个地震，将近10年哪……最后还是没有抓住，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我内心真的很难过，一说起这段，我就特别难过啊……
黄相宁哭了。这是一个科学家的眼泪，是一个男人的眼泪，也是一个老人的眼泪。
他哭得很伤心，断断续续地说，我没在人前哭过，但在家里哭过好多次……我觉得非常对不起唐山人民……
黄相宁涕泪交流，我无法劝慰这位很优秀的地震科学家。我记起地震中超过24万无辜死去的遇难者，也低下了头。我只是机械地重复着：黄老师，你尽力了；黄老师，你尽力了……
黄相宁做为一个地震科学家，在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之前，曾经发出长期预报，中期预报，短临预报。严格按照地震预报“三要素”的要求，黄相宁报的震级还偏低，地点还未精确到唐山市，只是时间大致不差。但是，难得可贵的是书面地震预报，白纸黑字无法更改，有据可查！
16：李四光的预言
地质力学泰斗李四光曾经预言：
天津-北京，清楚地有一个北西向的断裂带。北京西山到西北旺一带，可能是一个由剪切力形成的北北西向的羽状断裂。……即使京津不发生地震，是在京津以外的地方发生地震 ，它的影响是很远的，也有可能影响到京津。
滦县-迁安，可能东西向构造带的活动更重要一些。东西构造带很深，范围很大，很强烈，发生震群的话，可能延续的时间长，释放的能量也比较大。这里，地震沿构造向南延展的可能性小，而向东西则可能大些。因此，我们应向滦县、迁安这个东西构造带地区做些观测。(滦县、迁安均属唐山地区)
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资料室文件(00148号)，令我震惊！唐山大地震前9年，地震地质科学家就已经把注意力聚焦在唐山这块土地上。李四光于1971年4月29日逝世。5年后，唐山大地震爆发。他的预言和地震地质工作者所做的工作却鲜为人知。这段历史，不应该随着那场大毁灭而销声匿迹。现录于后。
滦县地区地震地质工作年终报告
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革命委员会(章)
1967年
正文摘录：
为保卫京、津地区，搞好地震预报，我队于今年5月接受了国家任务，在滦县地区开展地震地质工作。
工作范围：东经118°—119°北纬38.4°—40.1°。面积约4500平方公里。(笔者注：唐山位于东经118.2°，北纬39.6°）
主要任务有二：
一、查明滦县大震的地质构造背景；
二、查清沧州大断裂的北东延伸。
要求在1967年底提交年度报告和选出有关的观测台站站址。
……
报告第一页右侧是缩印1：3000000的位置图。图中标注的地名：塘沽、唐山、滦县、迁安、青龙……9年后的唐山地震灾区赫然入目！
黄相宁：我们作出唐山地震预报不是偶然的。最早认识这个区域危险性的是李四光。地震地质调查从1967年开始至1970年结束。唐山、滦县、迁安和迁西地区的山头，我们爬遍了！详细调查的目的，就是为了地震预报！
我们在唐山陡河、滦县和昌黎建立了三个地应力观测站。在凤凰山、马铺营、滦县、李官营等地建立了十几个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点。
1970年，在唐山危险区布置完毕，开始了连续不断的监测。李四光的助手，地震地质大队总工程师陈庆宣(现为中科院院士)亲自到现场验收。
张庆洲：您能用通俗的语言，形象地解释一下地震地质和地应力，以及你们布置这些监测手段的作用吗？
黄相宁：李四光提出的地震预报途径是：地震地质和地应力相结合。地震地质是什么呢？
地壳里有很多断裂，它好像一所房子也有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里面，最受力的地方最容易发生地震。李四光的学说：地下的力积累超过了岩石的弹性极限，然后破裂产生震动。测量这个力的变化过程就可以预报地震。地下的力，在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它与地质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就做地震地质工作。地震地质调查的目的在于，在地壳的空间寻找危险的部位。
而地应力呢，在地震地质调查之后就布置观测网，测量地下力的变化，从而预测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
这就是李四光的思路和技术途径。
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没有的。
张庆洲：你们在唐山危险区建立了地应力观测站和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点，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黄相宁：地震地质大队有一个测量队，每年进行四次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断层活动反映地应力的情况很直观也很说明问题。遗憾的是，李四光去世以后，我们的工作便开始走下坡路。1975年，唐山地震危险区的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就停止了。
张庆洲：距唐山大地震仅1年！
黄相宁：非常可惜。我们积累5年资料了，如果不停止，凤凰山那里不变几公分才怪呢！
张庆洲：为什么停止了？
黄相宁：不给经费了。
在地震局来讲，跨断层这个手段比地应力要确认一些。为什么呢？仪器是世界上通用的。跨断层微量位移测量平时变化很小，地震之前地壳会出现很明显的变动。这种手段是累计测量，测量后得出数据，连续起来就可以看出趋势了。停止测量了，缺了1年的数据，就无法连续了。而缺少的正是关键的1年！
我们的工作都是在李四光的布署下完成的。他生前的最大愿望就是早日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他当时是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组长。
李四光逝世前9天，我们去向他汇报工作。医生让我们说话一定要少一点。他当时血压不稳，走路都晃晃悠悠的了。这个科学家责任心是非常强的。我觉得，在中国，在地震预报方面，李四光的学说和他所做的工作，应该在唐山大地震上有所反映。
唐山地区的危险性最早是李四光提出来的。我们在他的指导下才建了地应力观测站，才对唐山大地震有所预报。
17：唐山地震中期预报
1975年12月，地震地质大队上报给国家地震局《1976年地震趋势意见》称：
华北地区
1976年(尤其可能在第一季度)，从河北省乐亭至辽宁省敖汉旗-锦州一带及其东南渤海海域，可能发生大于6级地震……
主要依据：
1.辽宁省沈阳、锦州，河北省昌黎、三河、怀来、蔚县、尧山，北京市镇罗营、昌平、下苇店……等台站电感法地应力测值，大都从1975年2月到11月构成280余天的正、负趋势异常。据华北地区和沈阳台站此类异常时间与震级的经验公式：
(数学公式笔者略)
计算为7.3级和7.4级(误差正、负半级左右)。
……
上述各台站异常主应力方向，主要交汇在乐亭——敖汉旗——锦州一带及其东南渤海海域，而且异常主应力值也以昌黎、安邱等地为高。
2.沈阳台站……1975年3-10月地应力速率异常最大主应力方向的分布……都显示出了大震前的特征。
3.河北省昌黎台站出现了类似海城地震前的地应力趋势跳动异常。
4.目前，断层位移测量存在较大异常的点有：河北省夏垫、香河，北京市马坊、范庄子等。……马坊自1975年3月以来，东面的较大断裂上盘表现为趋势上升，幅度达6毫米。
……
西南地区
1976年(可能在上半年)，于四川南坪——雅安——陕西宁强一带，可能发生7级左右地震。
主要依据：
1.甘肃省武都，四川省汶川、沪定，云南省建水、下关等台站电感法地应力测值，从1974年12月至1975年11月构成340天左右的地应力趋势异常。根据西南地区此类异常时间与震级的经验公式：
(数学公式笔者略)
计算为7.5级(误差约正、负半级)。
……
2.汶川台站1975年4月至现在，地应力速率异常最大主应力方向分布散乱，其分布函数的性质与大震前一致。
3.下关台站自1975年6月以来，出现了地应力跳动异常。
4.四川北部松潘断层位移测量结果，从1975年4-11月，该南北向断层的东盘相对西盘上升了4.2毫米。
……
黄相宁执笔的《1976年地震趋势意见》无疑是一份出色的中期地震预报。我想指出的是：
1.“乐亭——敖汉旗——锦州”，已经把唐山地区圈进了危险三角区，并明确指出：“可能要发生大于6级地震。”
2.文中反复出现的昌黎、乐亭，均在唐山地区范围内。
3. “四川南坪——雅安——陕西宁强一带，可能发生7级左右地震。”则准确预报了1976年8月16日和8月23日松潘7.2级大地震。松潘距南坪约90公里。
4.这份正式呈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文件，距唐山大地震仅6个多月。
唐山地震临震预报
我双手捧着一本很老旧的资料，真的掂出了它的沉重！从唐山大地震爆发的那一刻起，成千上万的唐山人在思索：这么大的地震，地震局真的没发现一点迹象吗？
这个疑团缠绕着唐山人的心。
我凝望着封面，字迹有些模糊了。
地震预报登记薄
(国家地震局制第2册)
我一页一页地翻过去，终于翻出了那一页沉重的记录。这是一份至今未见天日的极其珍贵的史料，现全部照录如下：
序号：7608
发布时间：1976年7月14日
发预报单位：地震地质大队
预报地点及范围：集宁、繁峙、束鹿、张家口一带；宝坻、乐亭及渤海地区(最可能在中南部海域)。
预报震级：MS 5.0左右。
可能发生时间地点：1976年7月20日左右；1976年8月5日左右。
预报理由：西拨子、下苇店、昌平等站地应力跳动异常，分别于7月初、7月10日结束，一般结束后半个月内发震。
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黄相宁将一张图纸放在写字台上：
华北地区地应力异常主应力方向交汇震中图
黄相宁缓缓的声音：地应力的长处在于可以计算方向，这个方向可以交汇出危险区域。这就是我们呈报的危险区域图。你看！他指了指危险区域图，唐山两个字蓦地撞入我的视野。
过了许久，我们的对话才重新开始。
张庆洲：临震预报意见和危险区域图呈报给哪个部门了？
黄相宁：临震预报意见是复写的，一式两份。一份呈报给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一份存底。另外专门写了一份地震预测报告，连同地应力危险区域图报给地震局局长了。
张庆洲：你们年初报的是“大于6级地震”，临震预报为什么降到了“5级左右”了呢？
黄相宁：1976年4月6日，内蒙和林格尔发生了6.3级地震。我们认为应力释放了一部分，所以临震预报就从年初的6级降到了5级。这个判断有些失误，应该是它的释放并不影响主体。
另外呢，海城地震以后，华国锋提出在京津唐张地区震前24小时报出5级以上地震的要求。国家地震局规定，谁报这个地区≥5级地震的短临预报意见，就把该意见报送国务院。所以当时的京津唐张地区很少见≥5级地震的临震预报。
5级以上是破坏性地震，一般情况下谁敢报5级？你要对国务院直接负责。
18：地应力短临预报水平揭秘
唐山大地震留给我们的疑问太多。读者已经从本调查中了解到，唐山的地震工作者和北京的地震专家都曾发出过临震警告！但最终却以超过24万人的生命为代价，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大悲剧。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使唐山大悲剧不再重演，这就不得不涉及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们的临震预报水平究竟如何？
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国内外都知道，中国曾成功地预报了1975年2月的海城地震，那么海城地震之前呢，还有没有成功的临震预报？
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分析预报室短临预报组，有一份沉默至今的历史资料。现全部照录如下：
最高指示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
地震预报登记卡片
一九七一年
编号.019
———————————————————————
发布单位：地震地质大队
发布时间：1971年6月3日20时
预报内容：时间：1971.6.4-6.12
地点：
①昔阳、长治、平遥、临汾连线范围。
②渤海地区(包括辽宁、长海)
③丰南、昌黎、建昌、连线范围值得注意。＜供考虑＞
震级：
①5级左右或3.5-4级震群。
②4级左右。
向何处发报：中央地办。
地震情况及预报效果：
6月5日 和顺4.8、5.2正确
1971年6月5日，距昔阳仅30公里的和顺发生4.8和5.2级地震。
这是我所见到的中国成功预报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的正式书面短临预报！
1971-1981年，11年间，黄相宁的“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小组”向国家地震局以书面形式正式预报了4.75级(破坏性地震最低限)以上破坏性地震短临预报意见175次。
联合国全球计划(UNGP-IPASD)按照《地震短临及年度预报意见评定标准》对175次短临预报进行了严格评审、打分(该评定标准以100分计，统计资料笔者略)，成功率为：33.1%
我相信这是一个令国际地震界为之兴奋的百分比。
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所取得的成就，175次短临预报，不是“瞎猫碰死耗子”碰出来的，是人类不断征服自己、征服大自然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医疗技术设备的更新日新月异，并能迅速普及，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而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测预报地震的技术设备却不能普及。一次又一次的大地震毁灭了并且仍在继续毁灭着我们的亲人和家园。
这是人类的悲哀！
19：与地震科学家对话
黄相宁性格内向。
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崎岖小路。他把青春和力量、智慧和勇气，全部献给了祖国的地震预报事业。然而，他取得的每一项成就，就像预报了唐山大地震一样，上苍恩赐他的并不是好运。他在逆境中苦苦地求索。
他步入60岁的那一年，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决定对地震地质-地应力予以赞助，并付诸了实施。
张庆洲：您从事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测地震已经坚持到了今天，但是联合国的评审为什么截止到1981年？
黄相宁：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二年(1977年)吧，地应力被判为不予支持不予发展的监测手段。就是说，仪器坏了就停，任其自生自灭了。全国原来有一百多个地应力观测站，1981年以后，就剩十几个了。
张庆洲：联合国怎么知道你这个地应力的？地震监测手段有很多种，为什么选择资助地应力？
黄相宁：1995年10月，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联合国发展支持与管理服务署的官员科尔女士获悉，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青龙县因防震组织出色，结果无一人直接死于地震，科尔女士在半信半疑中亲赴青龙调查，最终确信这真的是一个奇迹。
但究竟是哪里发出的地震预报意见？调查来调查去一直调查到我这里。联合国的官员们对地应力产生了兴趣，但又极注重实际效果。他们进行了严格评审打分以后，认为：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是可行的，就决定予以赞助。
张庆洲：您对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测地震的信心如何？
黄相宁：我原想把这些经验和教训整理出来，写成文字留给后人。现在有了联合国的资助，我就要继续实施。用事实证明：李四光的思路是正确的，地震地质-地应力是预报地震的可行途径。
我相信最终会被世人所理解，所以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张庆洲：唐山地震可能不再重演吗？
黄相宁：从地震预报整体水平来看，把唐山地震报得非常准确，我觉得有困难。但是能不能避免一部分伤害呢？我觉得应该做到，青龙就做到了。
唐山地震能否不再重演，从唐山的悲剧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不仅仅是地震科学家的事。
张庆洲：您对唐山地震前的群测群防预测水平怎么评价？
黄相宁：唐山市搞地震监测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真正的专家。他们搞了多年的监测，认识了许多地震信息，也积累了许多极其重要的资料。
张建华和姜义仓就做了一件地震科学上的大事。这就是：一个大地震的震中区在地震前的应力反应是什么样的？在世界上，中国人第一个取得了这样珍贵的资料。陡河地震台和赵各庄矿地震台都在震中区，都是自动记录结果，而且数据很一致。你想一想，谁知道有个7.8级的地震在这个地方发生？而且事先把地应力台建到震中区去了。这样的机遇千载难逢！
唐山地震以后，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唐山市搞地震监测的人是非常高明的，我们这些专家并没有充分认识他们。比如乐亭县地震办公室就把预报意见给我了，报得非常好，现在还在我这里珍藏着。
他们的预报意见比有些专家要强得多！
张庆洲：你们这一代都老了，你认为地震预报前景如何？
黄相宁：地震预报需要丰富的经验。除了理论知识之外，实践经验非常重要。我们这一代，从邢台地震以后经历了两个地震高潮活动期，已经积累了上百个地震实例。
如果我们这一代走了，巨大的地震预报财富或许也跟着走了。即使我们写了书，下一代用起来也很难，不带是不行的。我就一个学生也没有，带学生需要经费啊！
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负责人说，你在国际上带学生吧？
我说只要有人愿意搞地震预报，我就愿意培养。
黄相宁的叙述很艰难，时有难言之隐。我的写作也很艰难，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只能省略。读者阅读时也许很艰难，文中有些地方叙述得“不明白”。
黄相宁们痴心不改，在地震预报科学的崎岖小路上艰难地攀登，不断地改进、完善预报方法和仪器。唐山大地震以后，华北平静了12年之久，在1988年他们成功地年度预测出1989年10月18日山西大同6.1级地震。这以后进入了90年代，他们向国家地震局又多次基本准确地进行了年度和短临预报。
黄相宁副研究员简历
黄相宁，曾用名黄小咸，汉族。
1937年3月18日生于四川重庆。
1959年7月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石油系。同年分配到地质部，从事石油地质普查、勘探与综合研究。
1966年6月调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从事地震科研工作。
现任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顾问。在中国协调办公室领导支持下，在菲律宾建立了10个压磁地应力台站。
20：国家地震局隐私一瞥
汪成民有点塌腰，这是唐山给他留下的印记。为了抢救地震资料，他爬入即将倒塌的丰南岳42号房，被一块几十斤重的水泥板砸在腰部老伤上留下了病根。他头发花白，很软也很稀疏。
他的回忆始终在一种恬淡的状态下进行，嘴角始终挂着一丝恬淡的微笑。大悲大喜大起大落之处也不见一丝感动。
他曾是时代的骄子，留苏归来头上便罩上了一层光环。他也曾沦为时代的弃儿，戴着一顶臭老九的帽子进了干校。在干校养猪也养人，留苏没学到馇猪食和蒸馒头的学问，手就被卷进了搅面机里，大拇指与手碗之间的肉撕开了，留下了一条永远的疤，跟心上的伤疤一样长。
唐山大地震以后，厄运再次降临在地震科学家头上。天大的冤屈他可以吞下去，妻子的离异却让他饱尝了世间的人情冷暖。在他的眼中，世界没了色彩，天也再不湛蓝。孤灯夜下，他悲怆地自己质问自己：
我为什么留苏？
我为什么搞地震预报？
他又淡淡地笑了，一种无奈的笑，有一种苦味。
我与地震科学家的谈话在悲壮的气氛中开始。
替罪的羔羊
1976年7月28日下午，一辆面包车通过丰润风驰电掣般地向唐山市区急驶。车里坐着表情严峻的汪成民。无论后人如何评说唐山大地震，这位41岁的科学家都是首当其冲的人物。
七.二八大地震，震动了中南海，震动了全中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不同国度不同政治不同肤色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向浩劫中的唐山表示了同情和悲哀。同情心献给不幸者，这是人类的美德之一。
汪成民却有点异样。在那座雄伟的大楼里，他的水蛇腰骤然就挺直了许多，眼角和眉梢也能读出许多的内容来了。你看看，我说对了吧，我说有地震嘛。另外一些人就显得有点灰了。
中南海传唤。
地震局局长刘英勇带上汪成民直奔最高统帅部。这两个人行政级别差距太大。组长上头是副主任，副主任上头是主任，主任上头是副局长，副局长上头是局长。中间那几个关键岗位上的领导呢？局长似乎无暇顾及这些了。在车上，局长对组长说，小汪，你这次可对了，不得了，你给地震局露脸了。
在中南海紫光阁，惨烈的现实把局长的“露脸”击得粉碎！地震局一大一小两个官员看见了从大地震中死里逃生的李玉林。李玉林刚进门，纪登奎就把他抱住了。李玉林哭着说，纪副总理，整个唐山都平了……
国家地震局的面包车依然向地震震中区急驶。汪成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的路那么漫长，那么刻骨铭心。
第一个死亡之夜降临的时候，年轻的地震科学家泪眼蒙蒙。他看到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唐山，痛苦呻吟的唐山，尸横遍野的唐山！
从见到李玉林那一刻起，我就害怕了。这不是科学家之争的事了。两个科学家，你说天晴我说天雨，结果下雨了我对了。可是地震，死了二十几万哪！
我们的面包车过了丰润，就看见公路全被震坏了。挤满了大小车辆和逃难的灾民。我们下车打听道，灾民竟都麻木了。我看见一个穿着破破烂烂公安制服的人，就过去问上唐山怎么走，一不小心说出是地震局的。那人一下子把枪掏出来顶上我，吼道，我崩了你，你们地震局是干什么吃的！车上的人赶忙下来劝，说他是干具体工作的不是领导。他说我老婆就在那儿，先拉人！我说我们要搞地震预报。他说地震都发生了搞什么预报！面包车就颠颠簸簸地拉伤员。我们和伤员挤在一块，耳朵听着呻吟声，衣裳沾上了鲜血。
我痛苦，我悲哀，可是我没法说！
夜幕中的唐山，一星亮光也没有。哪里还有什么标志？只有唐山矿的井架孤零零地站着。我的心情太复杂了，我是地震科学家！可以做到的事，我没有做到，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最后还是没有做到。唐山死了二十几万人哪！
我到了抗震救灾指挥部以后，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提出：封存所有资料，以备审查。
在唐山的那些日子，在哪儿也不敢说是地震局的。那阵子是共产主义，到哪儿都能吃饭。但是只要露出身份人家绝对不管饭，还骂你打你。
那天，马希融来飞机场参加会。他讲着讲着就把他母亲的血衣抖出来了，他就哭诉唐山地震前他有预报，被国家地震局压制了。当时我是主持会的啊，立马就围上来一群人。有人喊，谁是地震局的？马希融一指我，一帮人上来就揍。我躲到桌子底下，身上挨了好多拳。有几个解放军战士把我保护起来，不然非揍死不可。
唐山大地震前，马家沟地震台是有预报的。我组的钱复业曾经去过马家沟。马希融把异常跟她讲了。她回来汇报说，他那是异常吗？真要是异常，唐山不就彻底毁了吗？事情复杂就复杂在这儿了，我的上头和下头都有人反对我的观点。马希融事后了解了真相，我们之间的矛盾才慢慢缓和了。
震前，我派往唐山的人，有的支持我有的反对我。震后，我在唐山被人骂被人打。群众不理解，领导不让说。为什么搞地震预报这么难哪！
我在唐山工作了几个月，中途回北京汇报了几次。地震发生时，人们对我是肯定的口气，说老汪你对了。我在唐山几个月回来，没想到情况全变了。地震局上上下下口径一致了：唐山地震前没什么情况，这是科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
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我这个震情分析组长是干什么吃的？我等于成了替罪羊了！我意识到这是面临坐监狱的问题。我想，唐山如果没死人，这事很容易说，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震前的争论，谁对谁错很清楚。唐山死了二十多万，人们就不敢提过去的事。因为，认为唐山没有地震的正是当权的人。
我不服，越不服就越糟。军代表出面做工作了。他说你拿党籍保证。我说我不是党员。他说你竟突出自己能入党吗？我妻子也受了很多压力，我没什么好说的，夫妻两个就客客气气地分手了。那些日子，我再脆弱一点就要发疯要自杀。
汪成民性格内向，他平缓的叙述令我感到压抑。凌乱的茶几上，堆满了有关唐山大地震的文件和资料。有的资料已经泛黄了，散发着历史的气息。有的图纸线段模糊，却依然顽强地昭示着什么，可是制图者已经震亡了。这些珍贵的史料他已经保存了二十多年。
地震科学家要证明什么呢？
21：“东西之争”风云乍起
唐山大地震在科学上的重要性，灾害上的严重性，以及地震部门围绕唐山地震所暴露的矛盾的充分性，严肃认真地总结唐山地震对造福于全人类是十分重要的。遗憾的是，二十多年了没有进行这项总结，也许真的是没有办法进行总结，如果总结也许会总结出点什么事情来！地震预报难度大，没过关，的确是客观事实。但不容置疑的是，唐山大地震前后我国对7级以上大地震多次预报成功也是客观事实。
唐山大地震为什么漏报呢？
唐山地震前，国家地震局到底掌握多少异常情况？数量多少，严重性如何？地震局领导及分析预报室对此持什么态度？如果有情况为什么不报告党中央和国务院？来自下面的异常情况和预报意见被卡在了哪个环节上，原因是什么？唐山地震漏报有客观原因，但从地震局主观上看，工作、思想、组织以及作风方面有没有问题？
我提出的疑问也许有些尖刻，但是目的只有一个：只有调查清楚唐山地震漏报的症结所在，才能真正地吸取血的教训。唐山大地震的惨剧不再重演，这是本调查的惟一宗旨。
汪成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的回忆。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种子，大约在1974-1975年就已经播下了……
1974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科学院“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即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国家地震局于1975年1月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召开一年一度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会上地震专家们对中国东部1975、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出现了严重分歧。
以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为代表的专家认为：我国东部自1969年渤海地震后，地震活动已趋减弱，问题不大了。今后一二年主要危险在我国西部，战略上要转向川、滇一带抓8级大震。另外一些青年专家则认为，上述观点对东部形势的严重性估计太低，既与实际情况不符，也与半年前国务院69号文件提法相矛盾。
在这种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领导同意临时再增加一个报告，让汪成民代表东部有震观点的同志发言。
这是历次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惟一的一次，分析预报室将全国一分为二，出现了两个独立的报告：
中国东部与西部地震形势。
1975年1月12日，汪成民作了题为“对我国东部1975-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的报告。出席会议的有科学院、地震局领导周荣鑫、王建中等，还有全国代表百余人。报告提出：1975-1976年我国东部可能发生强震，可能地点是华北北部与苏鲁皖交界，可能强度达6级左右。
我凝视着“1975-1976年中国东部地震形势分析图”陷入了沉思。在近似椭圆形危险区的长轴两端，分别标注着令世人震惊的两个地名：唐山和海城！
这张图绘制于1974年12月，出自于汪成民之手。
1975年2月4日，海城发生7.3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地震。
1975年1月12日，全国会商会上一场争论，形成了汪成民称之为学术上的正常的“东西之争”。这场中国地震界的“东西之争”，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愈演愈烈，学术之争的平台渐渐坍塌，直到24万人魂断唐山……
22：一封鲜为人知的遗书
我从汪成民手中接过一封信件。不知是年代久远还是收信人的泪水，有些段落模糊了。笔迹清秀流畅，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地震工作者一种执着的追求。我翻到信的结尾不禁一惊：贾云年！
辽宁海城地震以后，河北省地震局贾云年给汪成民来信，对发生在一个月前会商会上的一场争论，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为了寄托我们的哀思，摘录如下：
汪成民同志，春节好！
辽宁地震发生后，我们都十分关心震情的发展，心情当然也是十分焦急的。
……
辽宁地震的发生，对我们专业人员包括领导在内，在认识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促进是：……继河间、渤海之后再一次证明了邢台地震的发生是应力场加强——即地震活动急剧增强的突出体现。换言之，邢台地震的发生表明了一个活动期的开始，而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有的已公开发表)是结束或进入调整期……更不是30年内无大于6级地震的问题。我们并不是盲目夸大地震活动，但是对于地震活动总的发展趋势的战略分析与估计的正确与否，在我们的地震预报工作中可以说是占有极为重要的指导地位的。
战略估计不对或不清，我们就会在战役上迷失方向或摆不正位置，以至违背了全局而犯根本性的错误。
……
根据河北省及邻区的地震地质分析，1980年左右在河北北部有发生大于7级地震的可能。
……
我们的这一预报意见1974年初就发出了，但始终没能在一定的场合下讨论。本想在“应力场”会上详细研究讨论一番也未实现。
……
祝工作好！
贾云年 1975.2.12
贾云年的遗书态度很明确，在重申1974年预报意见的同时，也道出了一个地震工作者的忧虑和不安，“战略估计不对或不清，我们就会在战役上迷失方向或摆不正位置，以至违背了全局而犯根本性的错误”！
云年，您是我永远也无法采访到的人。您的遗书写于1975年2月12日，这一天是农历乙卯年正月初二！在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盛大节日里，阖家团圆，爆竹声声，您为了祖国的地震预报事业，却在奋笔疾书……
我原想采访您的妻子陈非比女士，又一想，25年过去了，不能再撕开不幸的女人心上的伤疤，我最终放弃了采访计划。
在此，我为你的英灵祈祷！
23：“东西之争”愈演愈烈
海城地震之后，梅世蓉等依然坚持东部问题不大的错误估计，认为海城地震是这次活动期最后的一次强震。
北京市地震队的耿庆国几次呼吁华北还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意见，无法通过地震局的关卡，就直接通过新华社“内参清样”绕过地震局向上反映。
梅世蓉知道以后非常不满，说：“胡闹，给我捅漏子。”
又说：“69号文已完成历史任务，到期就撤。”
汪成民却反其道而行之，写了“谈海城地震后我国东部地震形势”一文，支持耿庆国、贾云年等坚持有大震观点的同志，利用出席一些重要会议的机会进行宣传。在国务院小会议厅(华国锋、吴德等中央负责同志在场)、在国家计委(袁宝华主持会议，余秋里同志在场)等处多次阐明以下观点：
1.海城地震是中国东部活动增强的信号，而不是结束的信号。
2.大震有串发特点，今后1-2年内可能还有震，国务院69号文件不能撤。
3.海城地震后牵动燕山南麓向东发展可能性大。京津唐渤张是危险区之一。
汪成民平静地叙述着历史。四四方方的茶几上堆着半尺多高的史料。他是很严谨的科学家，几乎每一句话都有出处。他讲话很注意把握分寸，但不知为什么有点“保守”。他写于1975年7月的“京津唐张渤地震形势”提纲，明明白白地写着：
“串发性特点：今明年还可能发生＞7级(地震)。”
可是他并没有这样跟我讲。我想，也许当年在公开场合没有讲这个话，但是“7级”在他心里可能占了很大的分量。
1976年初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梅世蓉副主任身体欠佳，没有出席会议，汪成民代表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向大会作总报告。他放开手脚专门论述了“东西之争”，反对只重视西部抓8级地震，而忽视东部的战略估计，并进一步把海城地震后下次地震的危险区缩小到唐山滦县与辽西一带。摘录如下：
关于一九七六年地震趋势意见
……
地震活动及大地测量等资料表明，京、津、唐、张、渤一带及其邻近地区，继海城地震之后，仍然存在着发生5-6级地震的背景。其主要依据是：小震活动仍有集中成带并围成空区的分布；许多台站的地应力，宝坻、唐山、西集、中兴庄等台的地电，香河一带的地形变，锦州、朝阳、沈阳等台的地倾斜，以及一些台站的水氡观测，多发现有半年左右的异常；在辽南西部的老虎山——大庙、河北的蓟县——兴隆等地的重力复测发现几段较明显的异常变化。总的看来，河北的东部和辽宁的西南部，观测到较多的中期趋势异常。因此，在冀东北至冀辽交界地区(包括渤海沿岸)及京津之间，需继续加强观测分析工作。
……
1976年4月，京津唐地区出现了异常，最突出的有宝坻地电、昌黎地磁、滦县水氡、香河水准等。汪成民带队去唐山——山海关一线调查落实情况，结论是：“异常是真实可信的，并非外界干扰引起，此区震情要密切注视。”
汪成民带队在外调查，梅世蓉筹备召开京津唐地区震情讨论会。这个会开成了一个降调会，不仅将全国会商会的结论退了下来，并且公开提出：国务院69号文件的预报期限已到，到6月若不发震，就下通知撤消此文件。
1976年5月底，云南龙陵发生7.4级地震，丁国瑜主任带队去了四川。这次地震证明了梅世蓉估计的“主要危险区在西部”的正确性。当四川出现一些情况时，主管华北震情的梅世蓉副主任去了四川。而且监视京津地区的一些技术力量、仪器设备，如流动重力队等也从京津唐地区抽调到了川滇。
1976年6月的真实情况是：一方面京津唐地区异常逐渐增多，另一方面监测力量不断削弱。局分析室负责业务的领导没有一个人在家，全部到了川滇……
工作重心转向了西部。
24：分析组长掌握什么震情
唐山大地震之前，唐山地震监测网曾出现了大量的异常。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不知道吗？唐山大地震过去二十多年了，这段历史终究要澄清！震情分析组长掌握多少唐山临震异常？
汪成民先生陷入沉思，唐山大地震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但这毕竟无法避免地涉及到“责任问题”。
我的录音机无声地转动着。这一段录音带是难以忍受的空白，间或一两声咳嗽声。
从6月中旬起，分析预报室陆续观测到一批异常，并收到愈来愈多的预报，平常每月平均收到了3-5次预报，6月以来收到15次预报。预报时间集中，调子较高，异常现象也较明显。
6月21日，根据气象分析资料，唐山出现类似1969年渤海7.4级地震前的气象异常。
7月5日，多项监测手段出现过去少见的异常，为此汪成民在会商会记录中写上结论：特别强调要注意临震(异常)。
7月12日，根据地磁资料提出：7月19日与7月29日是近期两个易发震的危险日期。
7月14日，北京地震队张国民来电称：北京地区观测到自建队以来最明显的异常，累计有7大异常，担心北京地区要出问题。
7月16日，先后收到北京队、天津队、北京地质大队等震情报告。
……
此时，上报的震情报告越来越多，汪成民十分焦急。梅世蓉副主任从四川回来，他就及时进行了汇报。梅世蓉说，“四川比这还热闹也没发生地震，从测震角度看，华北问题不大。”
汪成民直接找局领导反映，约了几次都没时间听。
他们很忙，正忙着按科学院批“两胡”的精神部署工作，科学院揭批胡耀邦同志，地震局揭批胡克实同志。
汪成民的思想负担很重，地震预报本身没过关，谁都很难说有把握，偏偏又是预报京津唐这个敏感地区……而对京津地区预报已有明文规定，没取得领导同意之前，他无权也不敢下结论！
汪成民决定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采取一些“越轨”的方法。
25：被迫“越轨”
我看出了汪成民那份刻骨铭心的无奈。他像是一位出色的猎手，已经发现了吞噬人民生命的恶魔。他手中的猎枪，子弹已经上膛，可是他无权开枪！他只能迂回，迂回，再迂回……
汪成民这个组14人，在十几天内他组织了25人次下台站，这样频繁的调研在国家地震局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为了配合调研工作，他给司机班开了震情座谈会，要求随时准备出车。
7月17日，汪成民决定第三次亲自去唐山。他有两个目的。一是向主管业务的副局长查志远汇报，副局长正在唐山主持一个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二是利用会议广泛地向代表们收集情况，了解是否有临震异常，进行情况通报。他专门印了一张“突变异常调查表”。要求各观测点对最近本区突出情况发表意见，在7月底以前填表直接报送北京。
这种不通过省、地、市组织直接一杆子捅到底，由国家局直接发调查表了解临震异常的办法，是国家地震局从未用过的应急措施。许多代表反映，这种异于寻常的做法，提高了对地震突然袭击的思想准备。这些表格在唐山大地震前夕有的报送了北京，但大部分没有收回，也许填表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汪成民在资料堆中抽出一张调查表，由于年代已久，有些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摘录于下：
突变异常调查表
填报单位：天津市汉沽区 填表日期：1976.7.22
主要内容：
汉沽一中“磁偏角”和“土地电”：……认为本月底或下月中旬偏东北存在震情。
东风盐化厂海潮观测：7月6-17日，异常11天，幅度达21cm，近期渤海沿岸应有震。总的看来，在长趋势背景上，海潮是成线性上升的，在上升中出现鼓包，这个鼓包可视为短临异常。而上升的过程是否视为大震在孕育中？
……
汉沽！
1976年7月28日上午我(作者)途经汉沽，踩着拧成麻花的钢轨，遥望汉沽人处理死者的方式很气愤。他们大都是4个人抬着一块门板，上面的死尸只裹着一条棉被。为什么不去火葬场？为什么不打一口棺材？遇难者是自己的亲人哪！我到唐山才看见唐山远不如汉沽。唐山市没有了街道，大街小巷没有一条没有死尸的，天下着雨，所有街道都成暗红色的了。解放军的翻斗车昼夜清尸也清不完，那时正是三伏天，三四天以后，尸臭弥漫了整个唐山。解放军官兵常常被呛昏了，不得已戴上了防毒面具……超过二十四万的遇难者就这样走了……
填写“突变异常调查表”的汉沽地震工作者，您在唐山大地震中幸存了吗？
汪成民发了三百多份“突变异常调查表”。
汪成民要求作大会震情发言，查志远副局长不同意。
7月17和18日，利用两个晚上的时间，汪成民和部分与会者开了两个座谈会，他在这两次座谈会上通报了震情！
营口市地震办公室主任曹显清同志听了情况通报后，当夜写了一个紧急情况反映，向市革命委员会等处报告。
曹显清，被中国地震界称为“曹地办”的小老头由于海城营口成功地预报了7.3级大地震，身披一层辉煌而载入了史册。尽管那次地震预报被誉为“世界奇迹”风靡了海内外，但他丝毫不敢忘却地震的惨烈：死亡1328人，重伤4292人……紧急情况反映摘录如下：
紧急情况！
华北协作区地震形势比较严重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汪成民讲)
国际国内地震有特殊活动。如果人的体温37°为正常，现已超过。
华北可能打破(历史)最高记录。
……
……京津唐渤张应严肃注意。
曹 显 清
1976年7月17日
我不禁对曹显清老人肃然起敬。那天晚上很热，汪成民讲到很晚才散会，老人是怀着一种什么心情连夜起草报告的？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更是不敢怠慢，带着汪成民通报的地震预报意见，风尘仆仆地赶回生养他的故乡！
二十多年以后，我在青龙看到了“中共青龙县委员会办公会议”记录。会议内容：……7月22日至8月5日有五级地震。地点：京津唐渤张一带，下半年至明年有7级至8级地震。
我想，假如国家地震局这个会不是在唐山开，参加会议的唐山人晚上也许不会回家；假如查副局长点一下头，允许汪成民在正式会议上通报震情，唐山也许和青龙一样会创造出人类灾害史上的奇迹；假如……那样的话，唐山就会少一些地震遇难者，少一些截瘫，少一些地震孤儿……还会少一些重组家庭……
然而，历史不承认假如！
汪成民在座谈会上讲的地震预报意见是：7月22日至8月5日有5级地震，可是又说下半年至明年有7-8级地震，7月份已经是下半年了，时间上不矛盾吗？汪成民沉痛地回忆，我是故意这样说的。既要把震情讲出来，还要不违抗领导的指示。只能先说5级，再说下半年有7级以上大地震。尽管这样，还怕领导说我捅事！
就在大地震迫在眉睫的时候，汪成民可能尝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个中滋味，就瞒着梅世蓉给远在云南的丁国瑜主任挂了电话。汪成民向丁主任汇报：京津唐异常多，情况严重，我的工作遇到了困难，希望丁主任尽快回京。另外，汪成民请丁主任把临时抽到川滇加强工作的北京、天津、河北的同志提前调回来，投入到京津唐地震震情监测工作中去。或许是汪成民的电话起了催促作用，一部分赴川滇的同志于唐山地震前夕返回。如天津市地震局张肇诚同志等。
汪成民7月22号回京。他呼吁领导听一次汇报，研究一下震情。领导们这个推那个推，不是开会就是生病！震情分析组长没辙了，7月22号，就在局长门口糊了大字报！值得记录在案的是，1966年“文革”以来，这个留苏的“臭老九”没贴过这东西。
这是汪成民平生第一次大字报。
一页是地震趋势预报：北京队、天津队和地球所报上来的预报意见。
另一页是地震短临预报：河北队、地震地质大队、海洋局情报所和地震测量队报上来的预报意见。
这些单位都是专业地震机构。
大字报在地震局引起了轰动。
不容置疑的是，唐山地震前反映震情最多的是北京队。早在7月14日北京队就要求听取详细汇报。汪成民已经买好了去唐山的火车票，就请梅世蓉副主任去听，但是梅世蓉执意等他从唐山回来以后再去。汪成民从唐山回来已经是7月22日了。这个会一直拖着没开。
1976年7月26日早8点，汪成民一行15人乘车去北京队。出发前他去梅世蓉家里，梅世蓉说有事，就是不去。组长无可奈何了，只有征求副主任有什么指示，要带到会上去。
梅世蓉说：“四川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再乱了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说话要慎重。”
在与北京队的震情会商会上，汪成民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
北京队的耿庆国、华祥文、李宣瑚、陈克忠等同志在发言中坚持有震的观点，充分谈了震情的紧迫与危机感。
震情会商了整整一天。关键是，谁来拍板呢？
会议的唯一结果是，双方一致认为震情紧迫感是客观的，也是空前的。双方分别尽快向领导反映，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请领导决断！
7月26日晚上，汪成民感到问题紧迫，不能再拖，连夜写了一份汇报题纲，打算口头汇报不上就打文字报告，再不行就还写大字报。
7月27日7点30分，汪成民在局长办公室堵住了领导，经再三要求，局长终于答应10点听汇报！但是刘英勇局长本人不能参加了，他还要去医院看鼻炎。
1976年7月27日上午10点，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张魁三终于按时听取了分析预报室的汇报。
参加汇报的有：分析预报室主管华北震情的梅世蓉副主任，京津震情分析组长汪成民，以及张郢珍、刘德富等人。
汪成民感到大地震迫在眉睫，就按照7月26日夜间突击拟好的文字稿严肃地宣读：
局领导：
自7月份以来，京津唐渤张地区有些台站在原有的前兆异常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各有关单位的预报较多，调子较高。据统计，今年以来我们共收到对京津唐渤的预报48次，仅7月份就有10次，其中7次是7月中旬以来收到的。
……
异常是真实可信的，情况是严重的，要求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采取什么措施，请领导决策。……
汪成民在汇报时，还离开讲稿介绍了刚了解到的廊坊水氡异常情况，说明它在海城地震前也出现过，是临震信号！
局长们显然还要听听更高明的意见。
梅世蓉副主任没有表态。
最后，查志远副局长拍板：“目前事情很忙，下星期开一次会研究一下(请读者注意：7月27日是星期二，查副局长说的是‘下星期’，假设下星期一就开会的话，也已经是8月2日了，延续了6天！)，你们明天去廊坊看看。”
查志远副局长当然有权利拍板。汪成民苦等了一个月的汇报会草草结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仅有15个小时。
26：巨大的灾难和无边的黑暗悄悄地降临
巨大的灾难和无边的黑暗悄悄地降临了。
汪成民作为一个地震科学家，1976年上半年竟然去了三次唐山。在海城地震后，他敏感地抓住唐山不放，第一次跑遍了在海城地震后所有发生异常变化的温泉：秦皇岛、抚宁、遵化、兴城、青龙、滦县；第二次深入调查了滦县安各庄水氡含量的异常；第三次解剖了开滦唐山矿近百年涌水量的异常变化。
年轻的科学家睡不着，他有那么多地震前兆异常，那么多临震告急预报，他“请领导决策”，而领导却还让他“明天去廊坊看看”。他深深地感到，在权力面前，自己是那么软弱和无助。
他想起了周恩来总理是如何对待异常现象的。
1975年3月5日深夜11点多钟，叶剑英办公室来电话询问震情。值班的同志说一切比较正常，只是北京通县麦庄一带发现了一条地裂缝。因为夜里看不清楚，打算明天去落实。仅仅过了半小时，周恩来办公室就来了电话，传达了总理的指示：连夜去调查，弄清楚地裂缝是新出现的还是老的，一定不要等到天亮。总理还说，“这么紧的事，为什么非等到天亮？晚上看不清，就不能解决照明问题吗？”值班人员向汪成民作了汇报，汪成民连忙安排崔德海带队去了。汪成民便在值班室电话机旁守候。
汪成民事后才知道，这是日理万机的总理在病重住院期间，深夜发出的对地震工作的最后一个指示。而这一天正是总理的生日。
为了一条地裂缝，仅仅是为了一条地裂缝吗？
他特别怀念周恩来总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怀念。他曾八次见到周总理，其中四次是面对面地向总理汇报。总理亲切地称他为“小老乡”……总理的“小老乡”还在半睡半醒之间，绝后空前的唐山大地震爆发了！
27：唐山地震漏报剖析
张庆洲：您做为唐山大地震的历史见证人，您认为漏报的原因是什么？
汪成民：唐山地震未作出预报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要客观地恢复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历史地、科学地去分析事物的全过程，脱离当时的环境与人物是无法得到正确的结论的。从一系列事实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科学技术”问题。
地震预报是一道科学难题，世界上尚未解决。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什么是地震的“必震信号”。因此，严格地讲当前对任何地震的预报，包括预报取得成功的海城等大地震，都远谈不上是科学的预报。现在的预报如同中医治疑难病症一样，主要依据资料与经验。海城地震如此，唐山地震也是如此，基本处于同一个水平。从预报的高标准要求(科学准确地提出地震三要素)，都达不到。从预报的低标准要求(不很科学，不很准确，大体估计在一定时空范围，达到事先向群众打个招呼)，海城可以做到，唐山也可以做到。
第二，关于“四人帮”干扰问题。
唐山大地震前，广大技术人员忙于紧张地落实异常，分析震情的时候，也正是“四人帮”活动最猖狂的时期，这是历史事实。根据科学院运动的安排，1976年6-7月，正是全院“批邓反右”掀起新高潮的日子，全院“揭批”胡耀邦同志，全局揭批胡克实同志。因此，对涉及有关京津唐地区的震情，有的人视为一个危险的政治敏感问题，采取了压制或回避的态度。
第三，关于“地震局某些环节误事”的问题。
唐山地震情况复杂，预报难度大。在震情判断上一直存在严重的分歧。从趋势分析到临震判断，多次引起了激烈辩论。这些争论本来是正常的学术之争。地震预报没有过关，成功也是探索中的成功，失败也是探索中的失败。问题是，唐山地震前，持无震观点的人掌握着关键岗位的决策权。他们把无大震的学术思想变成了行动指南，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专横压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一种成见，以至成为唐山地震预报的一种阻力。震后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控制舆论统一口径，这就超出了“学术之争”的范围了。
张庆洲：根据唐山地震的实际资料看，震前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异常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打个报告，向京津唐人民打个招呼可能吗？
汪成民：这个问题是肯定的。你设想一下，为什么不能把青龙县的做法推广到京津唐呢？为什么不能把以我个人透露情况的方式，改变成为以地震局的名义向中央，向京津唐地区直接通告呢？假若能做到这一步，唐山就成为了第二个海城，甚至能比海城取得更明显的预报效果。
这决非幻想，当时若能克服人为的阻力，这就可能成为现实！
张庆洲：教授，我将咱们的谈话公布于世，您有什么看法？
汪成民：我意识到可能给我带来一点麻烦。但是共产党员的党性，科学家的良心告诉我，实事求是讲真话，才能无愧于党和祖国，才能对得起唐山人民，才能促进地震工作健康发展，避免唐山悲剧的重演！
汪成民研究员简介
汪成民，1935年12月出生于上海。
1954年毕业于北京四中，后被选送赴前苏联第聂泊尔彼得罗夫斯克矿院。
1960年回国后从事地震前兆与地震预报研究，先后在中科院、中央地办、国家地震局负责有关震情分析方面的工作，历任分析组长、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等职。
1996年应邀在第五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介绍青龙县七•二八大地震成功预警经验。
28：主管华北震情的官员如是说
采访梅世蓉女士很难。
她与我通电话时很诚恳也很坦率：对唐山地震预报问题，不想谈，因为很难谈，说也说不清楚，麻烦事太多……
采访的念头几度潮起潮落。我怎么访她怎么谈？一个又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几乎都涉及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在说起某件“坏”事的时候，大都是“对事不对人”；说起某件“好”事的时候，可以把牛的某一部分晒干了，碾成面扬起来吹，没事儿。
不顺着传统习惯走，活该碰上麻烦事，连老婆都不疼你。
麻烦就麻烦吧。唐山死了二十几万人，不仅仅是麻烦！为了客观、公正和真实，我必须采访她。
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梅世蓉作为一个地震科学家，国家地震局负责华北震情的政府官员，她一定有她的看法和理由，也一定有无奈与苦衷。
将近1小时的长途电话，我的烟灰缸里多了三个烟头的时候，唐山和北京的距离拉近了。
我坚信，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谁愿意看到地震与死亡！
我按响了梅世蓉家的门铃。
小小的会客厅。沙发很老旧。
我的眼睛真笨，看她也就是60岁左右的样子。采访结束后，我索要了一份简历：她已经72岁了！我还惊叹，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这位七旬老人，既有科学家的严谨，又有政府官员的口才；记忆力惊人，思维相当敏捷。也许是唐山对她来说太深刻了，也许是她研究唐山太久了。大地震已经过去了24年，她的回忆却仿佛就在昨天！
29：她心中的海城辉煌依旧
张庆洲：中国地震预报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是吗？
梅世蓉：不管怎样说，正式发布了7级以上地震预报，采取防震抗震措施，最终取得了很大减灾效果的，世界上还是独此一家啊！
发布7级以上地震预报，效果比较好的应该是海城，那也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美国还专门来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考察。详细了解海城地震预报的全过程。
海城地震预报成功是无法否认的，因为它是一个事实，千真万确的事实。
张庆洲：有外电报道，这是人类首次成功地预报7级以上大地震。
梅世蓉：海城地震当天，我和局长去国务院汇报。
周总理当时在病中，他还非常关心。
李先念副总理一听死人不多，高兴得不得了，说，在工业如此发达、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取得这样效果，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华国锋主持召开国务院各部委会议，布署到现场啦，慰问啦，这些事情。
张庆洲：您那时就主管华北震情吗？
梅世蓉：主管。海城在华北边上。
1974年6月份，召开的华北地区趋势会商会，就把辽宁南部作为一个未来可能发生强震的危险区。过了半年以后，海城地震发生了。
海城地震中期是有预报的。最精彩的还是临震预报啊。
辽宁省和当地政府出面动员群众，一定要搬出屋子，在露天放映电影……
张庆洲：辽宁省跟你们打招呼吗？
梅世蓉：当然打。我们上下联系。中国任何一个省、市大地震的预报，都要和国家地震局通情报，而且必须得到同意。如果我们上头不同意，他还是不敢报。虽然发布地震预报的职责是省地震部门提出意见，然后由省政府发布。但是具体操作呢，我们是全国地震分析预报中心哪，所以上下必须通气。
海城地震如果没有预报，那简直不知要死多少人。我给你讲，如果没有临震预报，那比唐山，至少不亚于唐山。因为海城震级7.3哪，倒了很多房子，而且它人口密集啊……
我们到国际上去作报告，谁都承认这是人类第一次嘛。
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国务院通报嘉奖地震部门。当然，那个时候不是物质奖励，“文革”期间谁还想那个物质的东西？根本就不去想。(笑)
张庆洲：那年头和这年头不一样。
梅世蓉：精神上就已经足够了！奖励一下来，整个地震系统欢欣鼓舞啊！
海城地震前，说实话，在那里搞地震预报，究竟能不能成功心中没数。就是“边研究、边实践、边预报”。周总理也没要求我们一定要把哪个地震报出来。反正你们探索，报出来就给你们奖励。政府是这样一个态度。这对地震界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难题上走在世界前列。那阵儿不是动不动就要走在世界前列吗？那个时代我们虽然落后，什么都要走在前列呀！
欢欣鼓舞之余，我们召开了若干次科学会议。把海城地震短临前兆的特点，其实是一个地震表现出来的特点进行总结。以为海城地震这样一种形式的前兆，在别的地区也会重复。后来我们才认识了，别的地震还有别的表现形式。
30：海城能成功，唐山为什么不能
梅世蓉：说到唐山地震，外界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海城成功了，唐山就不能成功？海城成功了，其他地震都要成功。
有这样一个认识：一个地震表现出来的特点，好像在别的地震前也一定会重复。你参考别的地震经验，理应报出唐山地震。实事求是地讲，唐山和海城地震之前很不一样。短期临震前兆表现出来的特点差别很大。
比如说，海城地震前最突出的临震前兆是什么呢？是前震！“小震闹，大震到”。这是从邢台地震总结出来的经验。海城地震之前的小地震比邢台还要厉害，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小震的次数和强度都在增加。所以，前震在海城地震前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这是第一。
第二呢，海城出现了许多宏观异常。1975年，我们国家地震工作方针里有一个群测群防，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行，光靠专业队伍是不够的。各方面报上来的情况很多。
动物异常。那边家家户户都有动物，鸡呀，鸽子呀，甚至猪！一些比较迟钝的动物。
地下水异常。地下水变色变味啦，井水升降冒泡翻花啦，这些现象很突出。
第三呢，土仪器一般来说精度不高，地下变化很突出它才会响应，而且响应的还很厉害。仪表指针大幅度地摆动，不是一个点而是好多个点！
张庆洲：海城的土仪器包括什么呢？
梅世蓉：土地电、土倾斜、土……
所有这些短临前兆，邢台地震前都出现过。几乎是邢台地震的一个翻版。但是比邢台更丰富，邢台没有土仪器。
张庆洲：唐山地震之前呢？
梅世蓉：唐山地震前是以“高度平静”为特征。
唐山地震我研究二十多年了，左看右看前看后看深看浅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在认识上，我从学术上就有了一些看法一些解释了。
“小震闹，大震到”。它不闹！从天津的宁河到唐山的滦县，这么一个北东向的块块里头高度平静。
1982年，我组织了70多人总结唐山地震。我说，咱们把这个事搞实在，到底是不是我们的数据处理有问题。咱们查原始资料，就是查当时的地震记录。结果查了三四个月，查出了三个小小的地震，还定不了震中。0.1级以下的，小的不得了。只有1台微震仪记录到了。唐山地震前相当的平静。
一等前震，没有。
再等宏观。海城、邢台地震宏观异常很多。唐山不多。
河北省地震局的胡长和，她当时是综合预报组的负责人。我们在一块讨论那本书(《1976年唐山地震》)时，她说唐山地震前十几天，几乎天天跟唐山地办联系，问他们有没有临震情况。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外围地区看到个别的突发性异常。就希望等待更多点的临震异常。
河北省廊坊水氡异常，叫做“一大二跳”，这是专业台站的观测手段。这是海城经验。我们就想找这些异常，因为海城震前是多点异常，而廊坊只是单点。1976年7月中旬，我们才发现廊坊有点突发性异常。但是这样的单点异常不足以作为凭据来报地震的，是不是？
1976年7月27日汪成民跟局长汇报的时候，他就说，目前临震异常还比较少，就说了一个廊坊水氡，这我还记得。还没有发现太多的临震异常。这是实际情况。
张庆洲：1976年7月27日，你们掌握的还只是廊坊水氡突跳？
梅世蓉：所以就赶紧收集啊，就派了很多人下去收集。当时发现了一些情况，但是不落实。比如说昌黎电阻率，地震后才确定那是地震异常，但地震前并没有确定。什么东西干扰了大家的判断呢？就是漏电问题。漏电是人为的，不是大自然的问题。
所以找不出干扰的就是廊坊水氡。
钱钢写的也是它。这个肯定要说，因为它是很明显的异常。但它就一定是地壳运动的异常吗？这一点还是砸不死啊！
张庆洲：除了廊防水氡还有别的异常吗？
梅世蓉：唐山地震前还有一个异常，但是没有肯定下来。有些地方我不愿意说，但这个事情也不能回避。马家沟的马希融，他所看到的异常很突出。(形变电阻率)下降了16%，他是群测点。
钱复业和另一个专业人员到他们台上去了。16%的异常，按照当时的认识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他是在矿井底下放的仪器，而且又是一个群众测报点。这样一个异常量，大大超出了人们想象的程度。
专业人员当然要考虑量级的限度了。什么都有一个量的限度，大到超过实验允许的程度，它就不可信了。
实际上就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钱复业也到了唐山胜利桥。那里也有地电观测，是我们自己的专业台站，观测的没有变化。你怎么判断？马家沟变化16%，胜利桥不变化，相信哪一个？一个变化很大，一个不变化，而且不变化的是专业台站。
谁能把这个事判断出来？搞监测手段的人作不出一个结论。
局长做不出来。更高的人也做不出来。
张庆洲：还有别的什么异常吗？
梅世蓉：还有一些变化。比如安各庄的水氡异常。但是不是地震引起的？人为用水有干扰的话，它仍然可以出现异常。有的同志是这样的观点。
还有一个异常，是不是地震引起的不知道，就是香河水准。大灰厂的变化也很明显。当时争论的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异常，一种是干扰。这两种意见还挺尖锐。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在香河作了一条跨断层补充测线。
7月21日的形变专业会议争得一塌糊涂，但怎么也要有一个结论。既有干扰又有异常，这就谈不清楚了。
我们总觉得有变化。假如没有情况，不会出来这么多变化。所以1976年7月份的日子很不好过。一会儿这变，一会儿那变，变化还蛮大，意见还蛮分歧。只好给局长汇报，局长们说那怎么办？你们又拿不出一个明确意见。
这种情况下，谁能拿出一个明确的意见嘛？
地震前兆判断难，干扰和信息分不清楚。
唐山地震之前就是这种情况，异常确实有，变化也有。但那些异常是多大地震的异常？不知道。大灰厂在北京西南，昌黎在海边，这么大一片京津唐，异常点有，既便说这是地震异常，地震在哪里？
在当时认识的情况下，判断不出来。
1976年初，在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就把京津唐列为一个重点。国家地震局始终把首都圈的监视工作放在全国之首。
张庆洲：你指的首都圈包括唐山吗？
梅世蓉：包括唐山，一直到渤海湾。无论哪一任局长，都不敢掉以轻心。有的书把查志远鞭挞的很厉害。当然，他有他的问题，但在抓地震这个问题上，查志远有查志远的苦衷。
张庆洲：他有什么苦衷？
梅世蓉：他抓了，他不是没抓！而且震后还批他，批得好厉害。实事求是地讲，地震谁敢不抓啊？而且是首都圈的地震！从造反派的角度来讲，他也要抓。海城地震不是造反派抓得吗？谁敢不抓，因为它要死人，不敢不抓！
7月27日就是他听的汇报啊。
张庆洲：1976年7月27日上午那次汇报会上，汪成民讲他收到了多少预报，调子比较高，请领导决策。当时别人的意见呢？
梅世蓉：汪成民作为京津组组长，他主讲。当中有些插话，但我插话很少，也记不清插了什么话。
张庆洲：您有结论性的话吗？
梅世蓉：没有。最后是查志远作的结论。他说，有情况但是不太多，主要是短临前兆情况不太多。已经发现了廊坊水氡异常，那就赶紧去落实，马上就派车。确实是派车了，我督促的，赶紧去落实情况。
汪成民在局长门口贴过大字报，把各家的意见列出来了。当时预报意见比较多，我觉得这是事实。但是没有一个集中的地区，要加强工作总要有个集中的地点，队伍往哪里去？在这种情况下，能采取的措施只能是加强工作，哪里出现情况就赶紧去落实。当时派队伍上唐山，你根据什么？唐山又没报警。唐山要是报了我们也就去了。
31：如果尊重历史，这个会不能不说
梅世蓉：要说唐山地震预报，有一个会肯定要谈的。而这个会钱钢没写，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是一个专业会，没有群测群防。
1976年5月份，好像是23、4日的样子，在北京友谊宾馆，开了一个京津唐张地区震情碰头会。
张庆洲：那个会还有资料吗？
梅世蓉：“文革”中的文件好像也残缺不全，不知道有没有。但那个会是我亲自组织召开的。
我主持，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会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张庆洲：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
梅世蓉：1976年4月6日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生了6.3级地震，1976年4月22日河北大城发生了4.4级地震。这两个地震引起我们很大注意，到底意味着什么？京津唐张地区到底还有没有地震？大家的意见很分歧，大致有三种意见。
第一，西边的异常对应了和林格尔地震，东边的异常对应了大城地震。京津唐张地区短期内不会发生5级以上地震。
第二，和林格尔地震对应京西北的异常太远了。大城地震对应京津唐张前兆趋势异常震级太小了。宝坻地电3年的异常是7级以上的地震。
所以有的同志认为这样分开对应有问题。还有的同志，很强烈地站出来反对，认为这样对应太危险。
当时，承认宝坻地电异常是可靠的；昌黎地电异常是漏电引起的；马家沟的地电有问题。但是，宝坻地电只是一个点，如果有7级以上地震就不可能是一个点。
第三，你要承认宝坻地电异常跟地震有关系，就不是一个5级地震的问题。可它又是一个孤家寡人，如果有别的台站跟它配合呢，那就把它撑上去了。昌黎和马家沟又有问题。
张庆洲：总的来看，唐山大地震前，有多少异常摸不准看不清，还有和林格尔、大城两次不大不小不远不近的地震也模糊了视野。所以，有一些前兆现象就啃不死，是吗？
梅世蓉：所以我们在会上就说，抓紧做工作落实，把它敲死。
大家进行了分析，认为异常情况很多，但目前还作不了结论，定在7月份再开会。
这个会没来得及开，七.二八大地震就来了。
唐山地震漏报了，仅仅是科学水平问题吗
张庆洲：唐山大地震漏报，是否跟唐山属于首都圈有关？
梅世蓉：应当这么说吧，首都圈的地震预报不是那么容易的。作首都圈的地震预报顾虑很大。不是高精度的预报，谁都不敢报。
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那些成功的地震预报都在首都圈以外？所以就奇怪了，首都圈的地震台站最多，研究力量最强，历史最悠久，资料最丰富，可是……
张庆洲：1976年也是这个状况？
梅世蓉：是这个状况。咱们打个比方，说北京地区估计有一个5-6级地震，你是报还是不报？你报了，好家伙，北京城要采取一个措施，这是多大的损失？这当然要中央政府去决定。要是7级以上的地震，那又另当别论。你报一次，不准一次，就失信一次。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你喊了三次它还不来，第四次它来了，前三次的损失加在一起，损失更大。
所以，首都圈的地震预报不是很轻易的事，思想负担特别重。
张庆洲：当时您的思想负担是不是特别重？
梅世蓉：当时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看不准。不是感觉到有一个大地震要来不敢说。当时没看出是大地震。
我没看出是大地震，凭什么说是个大地震呢？
我没看出来，别人也没看出来呀？
张庆洲：1976年7月14日，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了京津唐张渤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近百名中国地震界的官员、专家和工作者到唐山二中参观地震科研小组的情况。田金武老师郑重地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可能达到8级！像这样的地震警报，查志远回来不讲不通气吗？
梅世蓉：那次会议我没参加。咱们这是瞎猜啦，田金武讲的时候查志远在不在也是个问题呀，听了没听也是个问题呀，这我就不知道了。
至于我，根本就没资格去参加那个会，因为我不是群测群防处的人。
那个时候体制就是这样。
分析预报室是国家地震局里一个小得很的机构。
你也知道“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夹着尾巴做人，咱们就规规矩矩做工作就是了。所以与我无关的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张庆洲：1976年5月，国家地震局在山东济南召开了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向地震界的领导、专家和同行们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梅世蓉：不知道，不知道。
张庆洲：唐山地区的吕兴亚、侯世钧他们都有书面地震预报意见，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都没收到？
梅世蓉：我没看到。没有任何人呈送给我。我如果看到这些，肯定会引起注意的。
张庆洲：我听说，5级以上的书面地震预报意见要层层往上转，是吗？
梅世蓉：这个呢你问我，我还真答不上来。我们只跟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打交道，主要是专业队伍。也可能跟当时的体制有关，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两条线。
张庆洲：这两条线不可能是平行线吧，它不在分析预报室相交，总得有个相交的地方。否则，群测群防不就失去意义了吗？
梅世蓉：他搞他的群测群防，我们搞我们的分析预报。
你今天要是不来，我还真不知道唐山地震前还有这么多的地震预报意见。
32：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唐山地震漏报的原因
我想，梅教授说的都是真话，她毕竟是72岁的老人了。这是让人尊敬的年龄。国家地震局的决策部门，确切地说，主管华北震情的政府官员，不掌握唐山的震情告急，也不掌握唐山的前兆异常，我们就不得不沉下心来想一想了。
1.群测群防与专业队伍两条线，群测群防处和分析预报室，应该隶属于国家地震局。这两条线在地震局的哪个部门或是哪个领导那里相交？
两条莫名其妙的平行线导致了什么？不仅仅是唐山投入了那么多的人力和财力搞地震监测网……
2.我们公正、客观地分析，1976年5月的济南会议和1976年7月的唐山会议，都是国家地震局主持召开的。国家地震局的官员，对来自唐山的地震信息应该是知情的。而像吕兴亚、侯世钧他们的书面地震预报意见，则不是直接呈报的国家地震局，那些“有关部门”是否层层往上转了呢？如果没转，是哪一级的官员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3.梅教授讲，如果唐山地震前，真有多个群测点在差不多的时段里，有突出异常的资料并作出强震预报，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一定会特别重视的！我想如果这样的话，唐山也许应该成为第二个海城。起码向唐山人民打个招呼是可能的。唐山会少一些孤儿，也会少一些截瘫……
4.我不想再声明什么了，我只想找出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而不是很具体的某一个人。因为第五次地震活跃期已经来临。一个行政部门犯错误不怕，可怕的是视而不见，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一种错误，那才是真正的悲哀。而且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错误，它以数十万鲜活的生命为代价。
5.唐山大地震以后，国家地震局下了很大气力，动用了八个省、市的地震局和九个科研机构，以及许许多多从事台站观测、野外测量的同志们，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论述了唐山大地震。这部《1976年唐山地震》(梅世蓉主编)，无疑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十分宝贵的震例。
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唐山地震漏报的原因呢？
我为我自己悲哀。随着本调查的采写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走进了雷区，前后左右都要照着点。几乎所有的被采访对象，都提出尽量少涉及具体的人。梅教授说，唐山地震都过去二十多年了，你成书的时候，能回避的就回避吧……我答应七旬老人要求的同时，不再年轻的心骤然苍老了许多。
唐山大地震犹如一座冷酷的冰山，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海平面以上的八分之一，海平面以下的八分之七呢？
梅世蓉研究员简历
梅世蓉，女，1928年4月27日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
1947-1952 四川重庆大学物理系学习。
1956-1960 苏联科学院大地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地震学专业。
1974年以来，历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主任、中国地震学会常务理事、地震前兆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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